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有五千多年的積淀，是我們國家、民族擁有強大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安徽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歷史悠久、積淀厚重、豐富多彩，而且特色顯著、境界宏大、影響深遠。總結提煉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的特點，對于堅定文化自信，促進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進文化的繁榮興盛和文化強省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一、呈現多元融合。安徽在中國版圖上居中靠東，連南接北，橫貫境內的淮河與長江把全省自然分成皖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區域；地貌上自北向南形成皖北平原、皖中丘陵和皖南山區的格局。安徽是中國早期人類起源地之一，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特定的區位與環境使之受到中原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和吳越文化等的影響，從而形成了安徽三大地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們既有內源性也有開放性，既有個性也有共性，既特色鮮明又相互融通。淮河文化中的老莊道家文化，主張“無為而無不為”，“無為”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順應規律和民意來治理社會，這就與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互補性。道家學派經典巨作《淮南子》也是在繼承先秦道家思想基礎上，兼采儒、墨、名、法各家學說而成。處在吳頭楚尾的皖江地區，隨處顯現出中原文化、淮河文化與楚文化、吳越文化等交流融合的痕跡。徽州文化的形成，除特殊的山區環境外，也是歷史上北方人為避戰亂而多次南遷、大規模移民而促成的中原文化與山越文化融合的結果。明清時期，遍布全國的徽商，每到一地都以開放的心態融入地方，創造了“無徽不成鎮”財富神話，也是這種文化基因的顯現。
二、勇于革故鼎新。變革與創新是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經久不衰的動力和源泉。有“華夏第一相”之稱的管仲，對原來的舊體制進行變革，終使得齊國成為春秋強國。老子創立道家學派，其繼承者莊子將道家學說發揚光大，影響深遠。“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在動亂的年代中不甘沉淪，在詩、賦、文創作上推陳出新，形成慷慨悲涼的“建安風骨”。朱熹、戴震分別為宋、清兩代的儒家文化集大成者。清代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尊崇秦漢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又別立門戶，自成體系，前后綿延三百余年。清代的梅文鼎創造兼收中西方特色的天文儀器，如璇璣尺、側望儀和月道儀等，并參照中西星表繪制出較為完備的星圖。近代以來，陳獨秀、胡適領導新文化運動，倡導白話文，為中華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接軌作出歷史性貢獻。
三、注重教育教化。安徽有尊師重教、注重家教家風的傳統。西漢時期，文翁創辦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所官學，開創了漢代官學制度。在家教方面，包拯立下遺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因此，包拯后代都有清廉之風。徽州人秉承朱熹“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的理論，高度重視教育。自隋朝科舉開科到清朝末年科舉廢止時，有文獻可以考證的徽州人文武科進士就有2297名，更有狀元28名、宰相17名。“桐城派”發祥地的桐城，民間有“窮不丟書，富不丟豬”的傳統，清代就有近300名進士。清乾隆年間，劉統勛彈劾張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張、姚二姓，幾占(大清)半部縉紳錄”之語。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也促進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壯成長和人才輩出。
四、倡導以人為本。上古皋陶就積極主張民本思想，“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皋陶認為統治者只有堅持以人為本、親民、愛民才能使天下太平，民眾安居樂業。“以人為本”一詞最早出自《管子》一書。管仲在相齊桓公富國強兵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執行了一系列“富民”“利民”“愛民”“順民心”“從民欲”“去民惡”等政策措施，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老子在《道德經》中既有“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以百姓心為心”的民本思想，也有“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害？”的生命重于名利的人本思想。朱熹認為國家的存亡、國君權力是否鞏固都是由人民來決定，“人君為政在于得人”“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五、推崇經世致用。把“治國平天下”作為治學的目標，是中國學術文化的重要傳統。在安徽傳統文化中，很早就奠定了勇于實踐、敢于擔當的傳統，如姜尚相周、張良佐劉邦、范增佐項羽等。安徽歷代政治家在治國之道方面提出并踐行了許多有價值的理念和主張。包拯將自己的所學運用到社會實踐中，他留下的187篇奏議里多處提到治國之策，在奏議《請罷天下科率》中包拯提出“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系，當務安之為急”。朱元璋開創明朝江山三百年，將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推向新的高度。在學術方面，桐城派代表人物的文章中洋溢著強烈的經世致用精神和矢志報國情懷。同時，安徽學者還很重視醫、農、天文、歷算之學，還對水利、漕政、鹽政十分關注，充分表現出“務當世之務”的學術取向。（黃 偉）
（作者單位：安徽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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