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三門峽市仰韶文化博物館旁的“考古百年”大型浮雕墻前，沿著標注的時間軸前行，從1921年“起步”，走過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北京周口店遺址、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搜尋賈蘭坡、袁復禮、郭寶鈞、梁思永、李濟、夏鼐等在中國百年考古史上熠熠生輝的前輩學者，歷史的腳步在此回響。
正如浮雕墻上的前言所述：“以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發掘為開端，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應運而生。幾代考古學者在中華大地上孜孜以求、薪火相傳，建立起中國考古學體系。”
始于仰韶
1921年之前，仰韶只是河南澠池韶山之陽一個不知名的村落，遠在熱切期待用現代考古學重建中國史前史的中國知識界的視野之外。1921年是關鍵的轉折點。
1921年4月，頗具傳奇色彩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在仰韶村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發現了一些被流水沖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他在《黃土的兒女》一書中記錄了這一經過，寫道“夜里躺在床上還思考著仰韶村這個謎……”于是下決心要在這處遺址進行一次科學發掘。
同年10月，經北洋政府農商部和地質調查所批準，受聘于北洋政府農商部的安特生和剛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年輕地質學家袁復禮等人，一起來到仰韶村開展考古發掘，拉開了中國田野考古的序幕，發現了以磨制石器與彩陶為特征的史前文化，將之命名為“仰韶文化”。其中，袁復禮測量繪制的“仰韶村遺址地形圖”成為中國考古學史上最早的一幅田野考古作品，科學的發掘方法為中國考古學田野發掘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表示，仰韶文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命名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也是中國第一個被科學認識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它的出現推翻了中國無石器時代文化的結論。仰韶村的發掘，標志著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開始，也標志著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現場，發掘現場負責人正在向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與會代表幽默地描述仰韶村先民的生活圖景：“身披絲綢、腳踩‘混凝土’地坪……”
從1921年首次發掘至今，考古學者對仰韶村遺址共進行4次考古發掘。2020年8月至今正在進行的第四次考古發掘，通過全面科學勘探和精細考古發掘，讓世人對仰韶文化的認識更加深化。
回望仰韶文化的發現與研究歷程，陳星燦認為“從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考古學探本求源、揭示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和輝煌成就的百年歷程”。
百年征程
中國考古人從仰韶出發，百年來櫛風沐雨、篳路藍縷。
今年正值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將百年考古劃分為起步期、初步發展期、停滯期和恢復期、快速發展期、蓬勃發展期、黃金發展期6個階段。他認為，關于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探討了“我從哪里來”;關于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研究，從史前時期文化面貌的揭示到其文化來源的追溯，證明了中華史前文化系本土起源。
“安特生向西追溯彩陶文化的來源，提出中國史前文化西來說。中國考古學家通過發掘西陰村、城子崖、殷墟等遺址，認識到存在彩陶文化、黑陶文化、灰陶文化等3種文化遺存。考古學家梁思永通過后崗三疊層的發現，解決了這3種文化的相對年代。通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距今9000到7000年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證明中國史前文化是本土起源。”王巍說。
1928年開始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拉開了中國歷史時期考古的序幕。王巍認為，歷史時期的考古關注兩大學術研究課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
“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開幕式上公布了北京周口店遺址、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遼寧朝陽牛河梁遺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浙江余杭良渚遺址、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河南安陽殷墟(含洹北商城、后岡遺址)、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湖北隨州曾侯墓群、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甘肅敦煌莫高窟、青海都蘭熱水墓群、廣東“南海I號”沉船、北京明定陵等“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從考古學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角度梳理了百年考古，這些項目反映了百年來中國考古學在人類起源、農業起源、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中國早期國家誕生、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等重要學術研究的成果，都在各自領域解決了重大的學術問題，實現了新突破。
走過百年，中國考古學以堅實的考古實物資料揭示中國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延續傳承的文化譜系，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實證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中國氣派的考古學，不是發掘面積有多么宏大、發掘的場面如何壯觀，也不是出土的文物如何豐富美輪美奐，而是要通過考古的方法、縝密的理論，全面系統揭示中國古代社會的面貌和歷史演進規律，并對當今社會的發展提供中國案例和中國智慧。”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
科技助力
“發掘工作從10月27日開始，12月1日結束，歷時36天。使用的工具手鏟、毛刷、鐵鎬、鐵鉤、皮尺、卷尺等，是由中美中亞考察團從美國帶來的……這套發掘工具在當時來說，乃是考古發掘中最先進的工具。”考古學家鞏啟明在《仰韶文化》一書中記錄了1921年安特生主持發掘仰韶村遺址所用的工具。
100年后，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新技術在我國考古學研究中的作用日益顯著。考古發掘綜合運用考古地層學、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質考古、冶金考古等，讓考古發現呈現了更多的科學性。
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中運用到的多種現代科技手段成為關注熱點;入選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環境考古工作采用了地層沉積物代用指標和石筍古環境代用指標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類洞穴遺址內采集石筍進行古氣候復原工作，為國內首次……
值得一提的是，從古DNA角度開展的人類學研究，是新興的國際前沿和交叉學科。今年10月18日上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出現在第三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上，她以《古基因組繪制中國人群遺傳演化圖譜》為題作主題報告。在她看來，直接研究過去的人群，為人類學相關問題的破解帶來更多可能。同一天下午，在人類骨骼考古專業委員會分組討論中，在古DNA研究這個專題下，包括付巧妹在內的3位學者進行了相關分享。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的王傳超教授在線上分享了古基因組學視角下的人群遷徙和語言傳播，認為古DNA研究為人類的起源、演化和遷徙歷史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參考，也為農業起源和傳播、語言擴散等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余西云教授表示，技術大規模進入考古學研究是最近20年的突出特征。“X熒光技術、同位素技術、DNA研究等，讓考古學走向微觀研究，測繪技術、大數據等，讓考古學走向宏觀研究。其中DNA研究尤其值得期待，但通過DNA揭示人類生物譜系的研究并不會完全替代通過遺存揭示文化譜系的研究，而是互相借鑒、互相印證、互相補充，共同深化完善對人類歷史的理解。”
薪火相傳
從1921年發掘仰韶村遺址開始，中國現代考古學走過了百年風雨歷程，一代代中國考古人風餐露宿、青燈黃卷，讓無數遺址重見天日，讓歷史迷霧得以撥開。
2021年引發全民廣泛關注的三星堆遺址，背后是幾代考古人的接續努力。1986年，三星堆遺址1、2號“祭祀坑”的考古發掘吸引世界關注，“一醒驚天下”，但當時的發掘條件非常簡陋，“為了盡量減少風吹日曬對文物的影響，考古隊員24小時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作為研究中國早期國家形態、探索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自1959年發現以來，60余年來，凝聚的是幾代考古人的汗水……
“來時，無懼路上風雨，年少夢癡狂。歸時，幾度秋涼，鬢角如霜。生生不息，華夏之光。你用燭火，照亮四方……”一支致敬中國考古人的MV，正是一代代考古人披荊斬棘、上下求索、砥礪前行的寫照，撥動了多少考古人的心弦。
如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加入考古隊伍中。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現場，穿著藍色制服的年輕考古工作人員在探方里清理地層;參與三星堆新發現6個“祭祀坑”發掘的考古工作者有200多位，超過1/2是“90后”……
更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熱愛這門專業即將踏進考古之門。北京林業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的大四學生王娜，正在為轉考文博專業的研究生而努力。“每次在博物館或者在遺址公園參觀時，我都很想弄清楚每一件文物、每一處古跡的來龍去脈，覺得雖然時過境遷，滄海桑田，但是通過研究這些實物，還可以和千百萬年前的人對話，靠近他們的時代脈搏，探尋那時的生產、生活方式，然后一步步揭示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這個過程非常有吸引力。”王娜說，希望把考古作為一件有使命感的事，參與傳承保護好人類的文明成果。
正如王巍在“考古百年”大型浮雕墻上的后記中所寫：“我們要堅持老一輩考古學家所開創的實事求是、嚴謹治學的學風;勇于探索、開拓創新的精神;不辭辛苦、甘于奉獻的情懷;百折不撓、迎難而上的意志;團結一心、攻堅克難、不斷進取，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世界考古學的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中國考古學的獨特貢獻。”
廟底溝文化彩陶
在中國史前時代，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標志。尤其是仰韶文化中期的廟底溝文化彩陶，達到了史前彩陶藝術發展的高峰。
廟底溝文化時期的彩陶強調顏色和紋飾的對比，采用二方連續形式構圖，注重圖案的對稱和均衡，具有敏銳的審美感覺和很強的裝飾性，最具特點的是花瓣紋和旋紋，對周圍文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其傳播地域之廣闊，影響之深遠，掀起了“中國史前時代的第一次藝術浪潮”。
責任編輯：陸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