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赴任南康知軍，剛下轎便詢問《南康志》，留下“下轎伊始問志書”的治理佳話。這一典故經毛澤東同志援引提倡，沉淀為中國共產黨尊重實際、扎根群眾的治理傳統。當下，我們正處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階段，各類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不少干部習慣憑“舊經驗”應對“新挑戰”，用“想當然”替代“深調研”，導致部分治理舉措脫離實際、收效不佳。“下轎問志”這種沉下心來摸清地方“家底”、找準治理方向的“笨功夫”，是破解治理難題、提升治理效能的關鍵抓手，體現著實事求是、尊重規律的基本精神。
“下轎問志”的核心是錨定實際，打破主觀臆斷。志書作為“一方之全史”，系統記載著地域的歷史沿革、地理風貌、風土民情和施政得失，是前人實踐經驗的結晶，更是破解“信息差”、校準認知偏差的重要載體。很多時候，干部到任后急于打開工作局面，總想“燒三把火”樹形象，卻忽視了地方發展的歷史脈絡和群眾的真實訴求，把過往經驗生硬套用到新崗位，把主觀設想當作施政依據，結果往往事與愿違?！跋罗I問志”是一種態度自覺，要求治理者放下“架子”、沉下“身子”，主動向歷史學習、向群眾請教。問志的過程，是把“自我認知”放到“地方實情”中校驗的過程，是梳理地方發展“從哪里來”“走過什么路”“沉淀下什么”的過程，更是搞清楚“群眾盼什么”“發展缺什么”“治理難在哪”的過程。通過這份系統梳理，搞清楚地方的優勢在哪里、短板是什么，讓治理認知真正扎根實際土壤，避免政策與實際“兩張皮”，為后續施政筑牢實事求是的第一道防線。
“下轎問志”的價值在精準施策，找準因地制宜的實踐支點。治理的生命力在于精準，而精準的前提在于對地域差異的深刻把握。志書是地方的“基因圖譜”，清晰勾勒出此地區別于彼地的獨特性，這些獨特性正是制定差異化治理舉措的核心依據。治理實踐中出現的“一刀切”“齊步走”問題，根源往往不是政策初衷不好，而是對地方差異的忽視。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文化傳統存在差異，適用的治理路徑自然不同。一份貼合實際的志書，能幫助治理者看清地方發展的內在邏輯，地方的支柱產業可能源自歷史上的傳統手工業，社會治理的難點或許與特定的歷史遺留問題相關，政策的落地效果必然受本地文化心理和接受習慣影響。讀懂這些內容，治理者才能明確發力點、找對突破口、避開風險點，讓政策真正貼合地方實際。需要強調的是，“問志”的關鍵不在“讀”的形式，而在“用”的實效。把讀志當作“必修課”完成，筆記做得再漂亮，若不轉化為治理實踐，也只是“走過場”的表面文章。真正的“問志”，是要結合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從志書的歷史積淀中識別地方特色，把這些特色轉化為發展優勢。既要把握地方相對“不變”的基底，比如核心資源、歷史文化、社會運行邏輯；也要洞察時代帶來的“變化”，比如新技術應用、新市場需求、新觀念轉變。在“不變”與“變化”的辯證把握中找到契合點，治理才是對地方內生力量的“激活”，才能實現基于歷史積淀的創造性發展。
“下轎問志”貴在常態堅持。地方發展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淺嘗輒止。“下轎問志”不應是履新之初的“一次性動作”，而應成為貫穿治理全過程的工作習慣。志書連接著歷史、現實與未來，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群眾核心訴求往往具有延續性，常讀常思才能把握治理的連貫性，避免“換一任領導換一套思路”的短期行為，讓政策實施保持穩定性和連續性。把“問志”從“下轎時”延伸到“在任中”，體現的是對發展規律的敬畏，對人民負責的擔當，更是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理念的深化。實際工作中，治理環境不斷變化，新問題層出不窮，僅憑入職時的一次“問志”難以應對全程挑戰。治理者要在日常工作中持續“問志”，把志書當作校驗治理方向的“鏡子”、謀劃長遠的“參謀”。在推進項目建設時，回望志書中的相關記載，更能看清歷史上的成敗得失，避免重蹈覆轍；在回應群眾訴求時，對照志書中的風土民情，更能精準把握群眾心理，讓服務更貼心；在謀劃長遠發展時，研讀志書中的發展脈絡，更能遵循客觀規律。將“問志”內化為治理文化，就能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不被短期成效迷惑，不被局部利益牽絆，以歷史耐心和發展定力推動地方發展行穩致遠。這種常態化的“問志”自覺，是新時代治理者必備的素養，也是夯實基層基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