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五十年，就是人們合上歷史教科書準備遺忘的時候，所以我們需要電影來防止我們遺忘一些事情。”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田卉群引用一位導演的話來說明《長津湖》正是當下中國最需要的電影。
由中宣部電影局主抓，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組織創作、大力扶持、聯合攝制，北京市電影局立項審查，北京博納影業集團、八一電影制片廠領銜出品的電影《長津湖》，于9月30日公映，創造了眾多電影紀錄。
《長津湖》的制作規模、投資規模、拍攝時間跨度、動用的演職人員數量都創下了中國影史之最。超大規模的服裝道具軍事裝備準備，超百公里的戰役戰術設計，堪稱是中國電影影史上前期人員最多的一次，達到了7000多人，加上后期，參與電影的人次達到了1.2萬。
北京青年報推出兩個版的專題報道，來講述今日之中國為何要拍《長津湖》。
劇本創作
寫了五年時間，編劇蘭曉龍都做了哪些？
博納影業集團董事長、電影《長津湖》的出品和總制片人于冬表示，博納影業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接到了國家電影局關于拍攝抗美援朝題材的任務，就在全體主創籌備了9個月準備開拍的時候，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電影拍攝被迫中斷，“當時有將近兩千人滯留在丹東，其中包括大量的外籍演員，不但不能離開，還要面臨簽證過期的問題”。
之后，經過北京市電影局和中宣部電影局的研究決定，影片拍攝延期，在接下來的9個月里，劇組上下把大量的時間精力都花在打磨劇本上，“目前影片的完成度如此之高，跟那段時間的籌備有著很大的關系”。
盡管是2019年決定拍攝《長津湖》，但編劇蘭曉龍創作《長津湖》的劇本卻時間更早，他用5年時間寫完了13萬字的《長津湖》最初劇本。蘭曉龍曾創作過《我的團長我的團》《士兵突擊》《生死線》等經典軍旅影視作品，很多網友將其視為軍旅作品的質量保證——“你永遠可以相信蘭曉龍”。看過蘭曉龍作品的觀眾都知道，蘭曉龍作品中總會提及一個特別的連隊：鋼七連。此番《長津湖》的故事，將“鋼七連”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以連長伍千里為代表的七連戰士，在片中逐一報出自己的姓名和編號時，彰顯出的英雄精神傳承與七連“打不垮更打不死”的戰魂，令無數觀眾動容。
對于和蘭曉龍合作，于冬表示，《長津湖》不僅要勾勒宏觀歷史，更重要的是要塑造藝術形象。在這種千頭萬緒又宏大又龐雜的歷史面前，蘭曉龍顯然是最為適合的編劇。13萬字的劇本精修后還有6萬字，又經過反復打磨，“最終，這些人物形象是感人的，是能夠讓電影立起來的”。
劇情釋疑
為什么沒以楊根思或以
冰雕連的故事為核心？
長津湖戰役中，楊根思、冰雕連等“至死不退”的英雄事跡廣為流傳，而《長津湖》為何沒有以他們的故事為核心進行創作？于冬表示，《長津湖》不是拍一個戰斗故事，不是拍一個戰斗英雄。“長津湖戰役是具有史詩感的一個戰役，從這個戰役如何布局、兩軍對壘到最后交鋒的過程，需要一個宏大的視角來展現，而不是從某一個人來說。所以用了七連作為故事線，將這個連隊的藝術形象和歷史人物、真實事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楊根思、冰雕連是戰爭的一部分，也是電影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
黃建新介紹說，《上甘嶺》等電影拍的是朝鮮戰場上的西線作戰，很多人對東線作戰了解得比較少。“像‘冰雕連’的故事，我是在上世紀90年代才知道，原來東線那么艱苦。面臨著歷史上幾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氣，我們的戰士們連厚棉衣都沒有，而且白天敵機轟炸不得不隱藏起來，晚上才出來打仗，加上通訊設備不足，又沒有坦克，沒有重武器，也沒有飛機。但是美軍全是‘佩刀’（F-86戰斗機）、‘黑寡婦’（P-61戰斗機），B26、B29轟炸機等等，志愿軍面臨著武器強盛于自己無數倍的兵力。那個時候就覺得真是難以置信，但又的確是事實。當了解到我們犧牲了那么多人的時候，你會覺得這是一個殘酷而又偉大的轉折，后來，有了互聯網之后，可以看到更多影像資料，了解得越多，就會越有一種沖動，如果有一天可以拍它的時候，那會是一部特別有意義的電影。”
黃建新表示，片中的七連是虛構的，“如果太過寫實，是很難寫下去的，所以七連是虛構的，在背景設置上參考了許多方面”。楊根思和“冰雕連”雖然不是影片中的重點敘事對象，但他們的精神都在影片中體現，組合起來才是《長津湖》。
拍攝團隊
不是“拼盤電影”，為什么要用三位導演拍攝？
于冬透露，在決定拍攝《長津湖》后，他一直在考慮由誰去拍。“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中國任何一個導演單獨拍，都難度巨大。它的格局、它的題材、它的故事要求它必須抓緊一切時間在冬天拍完，所以需要有更好的團隊、更好的制作班底、更多時間的準備。前期劉偉強導演開始籌備，中間因為疫情停下；后來有徐克導演、陳凱歌導演重組，我們又重新整理劇本，最后林超賢導演加入。整個過程都是機緣的組合，到了這個時間點了，這些人就出現，這個機會就來了。”
于冬和黃建新都表示，《長津湖》雖然是三位導演聯手，但它不是“拼盤電影”。黃建新解釋說：“第一，《長津湖》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它不是一時興起的劇本。《長津湖》是一個有著完整走向的電影，片中創造了一個連隊的集體形象，也創造了兩個主角——千里、萬里兩兄弟。同時我們也寫了領袖的兒子，一個領袖的孩子，一個平民百姓的兒子，都為了國家沖鋒在前，它是一種精神上的通達，非常完整，‘拼盤’的前提根本就不成立。”
第二個原因，則是影片拍攝難度。像《大決戰》也有導演組，是很多導演參與的，黃建新說，“那樣規模的戰爭電影，只有一個導演拍，至少得拍4年，所以《長津湖》有三個導演大家一起執導是很正常的事情”。
于冬表示三位導演各有所長：“陳凱歌導演有非常宏觀的歷史維度，知識儲備是最強的；徐克導演擅長現代電影的技術、特效和對整個商業片的把握；林超賢導演是這些年中國拍戰爭片和動作戲最好的導演。我請陳凱歌導演來把握整體電影的基調跟主題；徐克導演注重他擅長的商業電影的表達、對美學的追求；林超賢導演注重拍動作戲跟戰爭戲，以及對細節的把握——這三個人往這兒一放，化學作用非常強。”
導演分工
三位導演如何協作，意見不一致怎么辦？
于冬介紹說三位導演分三組同時進行，“說是三組，實際上三位導演背后還有A組B組C組，大大小小加起來有16個組在跟著導演同時推進。”
說到三位導演的具體分工，于冬透露：“陳凱歌導演負責拍攝志愿軍入朝鮮的部分，那幾場戲的時代特征、時代氣息，人物性格的確立，陳導都把握得非常完美；徐克導演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動的細節展示部分；林超賢導演更注重驚險刺激的戰斗場面，以及在動作設計當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三位導演分工明確，且各有側重，再加上黃建新導演作為總監制來協調三個大組之間的人員、道具、服裝以及軍事裝備的調配，這個過程中，攝制組里的人加起來超過了7000人，如果把三個組并行疊加的時間拉平來算的話，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多天。”
作為總監制，黃建新的工作是進行統領。當被問及三位導演是否在拍攝過程中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黃建新表示，三位導演之間的銜接，不是他一個人的事，而是有巨大的體系保證導演之間的銜接。“導演們主要的精力還是在人物創作上，其他的細節都通過協調來完成銜接，若有了大的問題，跟戲劇有沖突了，才會請導演開會來商量。或者我挨組去跑，跟這個導演開完了跟那個開，拿出一個結論之后再去協商。大家服從于一個結構，這個非常重要，所以中國電影進步了，就是因為這樣的結構。”
黃建新稱贊三位導演都特別投入，“都表現了自己的特點，包括陳凱歌導演的那種詩意的表達、對人物特別細微的刻畫以及微妙的情感，徐克導演那種視覺的彰顯和極棒的節奏感，和林超賢導演那種硬仗的感覺以及強烈的刺激。”
角色選擇
千里、萬里兩兄弟為何選吳京和易烊千璽？
影片中千里、萬里有象征的意義，兩兄弟遠赴千萬里，在異國他鄉并肩作戰，萬里從一個完全不會打槍的農村孩子，到最后成長為一個戰斗英雄。
為何選擇吳京和易烊千璽主演兩兄弟，于冬說他看到劇本時就條件反射性想到了吳京跟易烊千璽，“這兩個角色就像是為他們寫的一樣。我在看了《少年的你》之后，覺得弟弟萬里這個形象就是易烊千璽。五年前，蘭曉龍寫千里、萬里的時候，易烊千璽還沒上中戲，但好像就有這樣一個角色在不遠處等著他。”
吳京當時正好是腿傷最嚴重的時候，正在康復期，如果再去拍戲再受傷，他這個膝蓋就廢了。于冬回憶說：“我第一次見他時他拄著拐，拿著剛剛從北醫三院拍的片子來辭演。經過一個下午加一個晚上的深談，他還是說：‘我演不了！’我當時說：‘你不用現在回答我，先看本子。’他拿走了劇本。看完之后，他主動來找我，說：‘還算數么？’我說：‘我在等你！’他說：‘我演！’于是就有了這兩兄弟。”
創作難題
拍攝時都經歷了哪些困難？
提及《長津湖》拍攝的艱難，于冬以“千難萬難、千險萬險”來形容。
于冬介紹說，影片開始拍攝時，處在疫情剛剛穩定的階段，大家對電影市場免不了有些擔心。“我們每一個鏡頭，每一場戲都是要砸錢的，因為這場戰役的每一場戲，幾乎都需要調動千人以上的拍攝團隊及群眾演員。做這個電影最難的是，要克服這些困難，更不要說大量的服裝道具準備、大量的戰役戰術設計，僅僅是服裝道具，就有非常多的變化。從入朝到在最寒冷的風雪當中戰斗，化妝服裝的風格要統一、連貫。還有大量的裝備、道具，這些的籌備實際上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舉個例子——坦克，我們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來的，坦克在拍‘仁川登陸’時是全新的，但后面要砸爛，一個協調不好，拍攝順序一錯，坦克就沒了。”
因為所有戲都要在冬天完成，所以幾乎是三個導演同時開機，前后最多相差一個月，這種平行拍攝，會有大量的統籌工作，監制黃建新起到了關鍵作用。
黃建新表示，拍攝受疫情影響很大。“我們成立了一個疫情防疫小組，光徐導組就有17個人。三天做一次核酸，你算一下，7000人三天做一次，要做多少次？我今年不到一年的時間，做了五十幾次核酸，就是為了拍這個戲。我們外籍演員數量很大，有一些從國外回來不久，大家要怎么樣控制疫情，絕對保證安全這件事，就變成一個巨大的事情，有時候要更大的場面的時候來不了，把我急的，馬上調整計劃，每一天都在變。”
除了疫情，劇組還要承受成本壓力。“比方說我們要做80個坦克，一個坦克上百萬，咱們沒有現成的美式坦克道具，都是蘇式坦克，因此都得重做。國內能夠開得動的就幾輛，這個坦克還要每一次從兩個組、三個組來回地調，用大吊車吊坦克，這兒拍完了拉到那兒。拍攝《長津湖》完全超出了我的經驗范疇，我說凱歌這事怎么辦，他說咱們想辦法協調。這么龐大的一個組，一調整計劃就造成很多一系列問題，我們都是努著勁往前走，沒有協作是完不成這個電影的。”
此外就是進度的考驗，黃建新說：“因為這個戲的難度太大，根本拍不快，動不動就是幾百人、上千人，有的時候算上工作人員有六七千個人在現場工作，而且有大量的夜景，難度非常大。還有特效的合成等等，這一系列都超出拍電影的常規范圍，遇到了很多挑戰。我們有幾十家特效公司，幾乎同時差不多有40家特效公司來參與。因為沒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包括全球很大的特技公司以及中國一些新晉的特技公司、很有創意的年輕人也都來集體參與。”
《長津湖》是中國電影史上龐大的工程，于冬表示，這是一個龐大的攝制組，在中國電影工業化水準推向新高地的背景下，在創作上、影片制作規模上都創造了先例。
在經歷了電影生涯的再一次考驗后，黃建新認為一切的磨難都值得，“《長津湖》會讓你熱血沸騰，更愛這個國家”。
責任編輯：史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