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益平（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在擴大國際合作中提升開放能力，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對外開放是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條件。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要提高總要素生產率，背后的關鍵是創新，包括科技創新、經濟創新、企業創新、行業創新、業務模式創新等各個層面的創新。決定創新發展的因素很多。以哈佛大學邁克爾·波特教授對國家創新能力的權威研究，大概有兩類因素決定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一是對創新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員、研發基金等，這方面我們發展得較好。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創新投入轉化，這個轉化效果受到一系列因素影響，比如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民營企業的活躍程度等。
國家的開放度是另一個影響轉化效果的重要因素。當今世界很少有一個國家可以關起門來把自己所有的技術都自主研發出來，我們利用的知識、技術、能力可能需要在世界范圍內搜尋、組合，即便我們自主開發，也需要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所以，在推動國家創新能力提升、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過程中，保持一定高水平的開放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在今天的國際大背景下尤其重要，因為地緣政治沖突變多，國家安全問題變得尤其重要。維護國家安全是必要的，但如果我們要推動經濟走向高質量發展，就同時需要保持開放，并且不僅是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發展中國家開放，對發達國家的開放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努力。
第一，主動積極地利用多邊框架，如WTO（世界貿易組織）和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維護開放、公平、透明的國際貿易體系。我們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利用世界貿易組織和地區性的貿易協定。客觀地來說，我們生產便宜的、經濟實惠的電動車、鋰電池和光伏板等產品，對很多發展中國家可能是有益的，我們應該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共同構建多邊框架，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在應對歐美指責方面主動回應，對于一些不合理的指責給予回擊，從更大的框架來說我們的主張是要維持一個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
第二，逐步克服宏觀失衡問題，包括投資過度、消費不足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這個問題就是國內的消費需求能否提升。因為在今天的國際經濟政治環境中，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如果指望把大部分產品出口到世界市場，難度較大。如果我們國內消費需求得到較大提升，那么很多新產品和傳統產品可以轉為內銷。所以，國內經濟再平衡非常重要。提升國內的消費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些舉措短期可以做，有一些舉措長期才能見效。結構性的舉措可能有周期性的效果，通過改善收入分配、增加福利支持等方式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幫助總體提升消費，消除國內供求之間的缺口。
第三，支持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在新興產業中，我們過去遇到一些卡脖子問題，因此我們需要自力更生地發展一些新興產業。同時，積極地利用產業政策實施創新。一方面是保持開放，另一方面是需要考慮在支持創新的過程中，產業政策能否變得更加高效和市場化，更加符合國際經濟環境的條件。我們常常看到政府指向一個新興產業，企業家全力以赴，中央政府指引一個方向，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全力以赴。這樣做的好處是這方面的產業全面提升，但缺點是支持創新變成一個全國性的，各個地方、各個企業、各個機構都在做的事，最后很容易造成全國范圍內極大的資源集中在少數行業中。我們需要的創新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在某一個領域，我們需要考慮創新發展能否更加平衡、更加高效一點。
具體從產業政策的角度來說，要注意以下幾點：第一，支持創新的重點應該放在前端，放在創新的部分，而不是將更多的資源放在生產端。換句話說，產業政策要支持技術的突破，而不是產能的復制。第二，產業政策不要限制競爭，讓創新發展更市場化，政府應該著眼于幫助行業克服一些所謂的卡脖子領域和技術，而不是幫助一些特定企業發展。第三，產業政策要有退出機制，新興領域的技術完成了突破，企業已經可以順利生產后，不能無限制地補貼。過去發展中國家有不少存在了幾十年的低級產業，這個教訓一定要很好地吸取。第四，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不能盲目地跟從一個方向，大家都支持某一個行業時，加總起來就會變成大的宏觀失衡。金融機構拿著政府的產業目錄發放貸款的做法一定要避免。地方政府、金融機構或國有企業支持創新活動，一定要算經濟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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