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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正式出版發行，該書記述了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至2012年十八大召開90多年的歷史，準確生動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歷程、光榮傳統、優良作風、寶貴經驗和偉大成就。全書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三冊，是迄今為止國內公開出版的權威讀物中，全面系統反映中國共產黨歷史時間跨度最長、內容最為系統完整的一部黨史基本著作。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五四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在國內、國際革命形勢的發展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

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及其活動

五四運動后不久，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初步結合，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被提上了日程。

工人階級政黨產生以前，在中國革命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國民黨。五四運動爆發時，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人是支持這場運動的，但并不是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九二六年）》一文中回憶說：當時，北京、上海的學生派代表找過國民黨，它的領導人“竟以無力參加拒絕”。這個趨勢很可以說明國民黨已“不能領導革命了，客觀的革命勢力發展已超過他的主觀力量了”。“故此次運動中的一般新領袖對于國民黨均不滿意”。成立新的革命政黨來領導中國人民的斗爭，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發展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報刊上發表《勞動團體與政黨》的文章，呼吁“勞動團體應當自己起來做一個大政黨”。這年3月，李大釗同鄧中夏等多次商議后，在北京大學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也是李大釗把“對于馬克思派學說研究有興味的和愿意研究馬氏學說的人”聯合起來的最初嘗試。

同年４月，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遠東局海參崴（即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等來華（在華期間，維經斯基化名吳廷康），了解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同行的有旅俄華人、俄共（布）黨員、翻譯楊明齋等。維經斯基一行先到北京，會見李大釗，然后又到上海會見陳獨秀（五四運動開始后不久，陳獨秀在北京被軍閥政府逮捕入獄；出獄后，為躲避軍閥迫害，他離開北京到上海，并把《新青年》遷往上海繼續出版）。經過考察，維經斯基認為中國可以組織共產黨。這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是在中國工人階級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陳獨秀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探討社會主義學說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6月，他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還起草了黨的綱領。黨綱草案共有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關于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８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推陳獨秀擔任書記。11月，共產黨早期組織擬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為此，要通過革命的階級斗爭，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宣言的內容沒有向外發表，但曾以此作為收納黨員的標準。

在中國共產黨創建過程中，陳獨秀起著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是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釗、張國燾等在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北京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當時稱“共產黨小組”，同年年底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為書記。它曾幫助天津、唐山、太原、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開展工作，對北方黨團組織的建立起過促進作用。在上海及北京黨組織的聯絡和推動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等在廣州，也成立了黨的早期組織。成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地方，多是受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較深、產業工人較為集中、已經出現了一批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中心城市。在日本、法國也有由留學生和華僑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名稱并不統一。如上海的組織一開始就叫中國共產黨，北京的組織則稱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它們都是不久后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以后，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了以下活動：

第一，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從1920年9月起，《新青年》成為上海共產黨組織的機關刊物，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11月，上海黨組織創辦半公開的《共產黨》月刊，介紹共產黨的基本知識以及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狀況等。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還利用公開發行的報刊如上海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湖北的《武漢星期評論》、濟南的《勵新》半月刊、廣東的《群報》等，宣傳馬克思主義。

上海、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還積極進行馬克思主義著作的譯介工作。1920年８月，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中譯本出版。之后，還陸續出版了若干種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唯物史觀解說》等。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名錄（58人）

一些共產黨早期組織還利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團體，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為黨造就最初的骨干。

第二，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論戰。

為了擴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流派進行了斗爭。

1920年底，張東蓀、梁啟超挑起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他們口頭上聲稱“資本主義必倒而社會主義必興”，同時卻強調中國產業落后，“真的勞農革命決不會發生”，因此也不具備成立工人階級政黨的條件。他們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窮，解決的辦法是依靠“紳商階級”來振興實業，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表示信奉英國學者羅素所鼓吹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即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指出，我們同樣主張振興實業，但從當前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社會情況來說，在中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民在世界經濟上的地位，已立在這勞工運動日盛一日的風潮中，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他們還指出，中國無產階級不僅存在，而且受壓迫極深，因此，“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盡管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還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第一步應是民主主義、第二步才能是社會主義，但他們從一開始就強調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的出路只能是實行社會主義，強調中國必須建立工人階級政黨來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這是完全正確的。

在當時流行的各派社會主義思潮中，無政府主義曾一度占著優勢。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同黃凌霜、區聲白等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論戰。無政府主義者從極端個人主義出發，鼓吹個人的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權威、一切國家包括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反對任何組織紀律，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等。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迎合了那些不滿社會現實、陷于破產境遇的小生產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緒。

馬克思主義者指出，必須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最終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從而使國家消亡；主張個人絕對自由，會使得工人階級不能集中為強大的力量，從而有利于資產階級瓦解工人運動；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之前，要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社會的經濟秩序就要弄糟了”。

不僅如此，在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論戰中，當時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已開始認識到，中國將來實現社會主義時，必有自己的特性。李大釗就指出：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隨時隨地不同者），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這種認識雖然還很粗略，但它對此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卻有著非同小可的意義。

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進行的斗爭，幫助一批傾向社會主義的進步分子劃清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界限，科學社會主義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的界限，推動他們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

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還駁斥了以第二國際為代表的修正主義。陳獨秀認為，馬克思修正派學說所主張的，是“與虎謀皮，為虎所噬，還要來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當當作前車之鑒”。李達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過第二國際的蹂躪，“精彩完全消失”，“由社會主義墮落到自由主義，由革命主義墮落到改良主義”。我們應當實行“馬克思還原”。毛澤東也指出：“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對修正主義思潮的批判，表明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一開始就堅持了革命的方向。

第三，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

為了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了一批通俗的專門供工人閱讀的刊物，如上海有《勞動界》、北京有《勞動音》和《工人周刊》、廣州有《勞動者》、濟南有《濟南勞動月刊》；同時，還創辦了各種形式的工人學校，其中最有名的有北京鄧中夏等在長辛店開辦的勞動補習學校，上海李啟漢等在滬西開辦的工人半日學校。開辦學校，是黨對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眾，目的在于組織工會。經過宣傳教育，覺悟的工人有了組織起來的要求。1920年11月，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宣告成立，最初會員有370余人；不久，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會，會員有1300余人。192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長辛店有1000余工人參加慶祝游行，并宣布成立工人俱樂部（工會）。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的部分產業工人和手工業工人也相繼成立工會。工會還開始發動工人舉行罷工。

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大多是知識分子出身。為了能在工人中進行有效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他們穿起工人的服裝，學習工人的語言，從事工人的勞動，力求與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換服”，到厚生鐵工廠做工，并給工人講課。當時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李中，“以一師范（湖南第一師范——引者注）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并幫助陳獨秀等組織機器工會?？梢哉f，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同工人群眾相結合的運動。

第四，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

1920年８月，在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俞秀松為書記。隨后，北京、廣州、長沙、武昌等地也成立了團的組織。各地青年團組織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加實際斗爭，為黨造就了一批后備力量。這些組織后來因成分復雜、意見不統一而在一段時間內停止了活動。

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所進行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中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一批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這樣，在中國建立全國統一的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3月，李大釗著文公開呼吁創建工人階級政黨。他指出：“中國現在既無一個真能表現民眾勢力的團體，C派（指共產主義派——引者注）的朋友若能成立一個強固精密的組織，并注意促進其分子之團體的訓練，那么中國徹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并與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系。李達回憶說：經過交談，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開會。據當時一份檔案記載：“代表大會定于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達上海，于是代表大會開幕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國內各地的黨組織和旅日的黨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會。他們代表著全國的50多名黨員。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的陳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陳獨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廣州的陳獨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釗因有其他事務未出席會議。出席黨的一大的上述人員，平均年齡為28歲。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這次大會。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會場，后又匆忙離去。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斷定此人是敵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大部分代表迅速轉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會議地點。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們商定最后一天的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游船上舉行。

大會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以及聯合第三國際。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規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并且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從而同崇拜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主張走議會道路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劃清了原則界限。

大會雖然也主張“與其他政黨合作，反對共同的敵人”即軍閥，但并沒有制定出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明確綱領。初生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國情還了解和研究不多，對中國這種資本主義發展還很微弱、嚴重地遭受外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條件下，是否能夠立刻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需要經過什么步驟才能最后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不可能認識清楚。

大會在討論黨的實際工作計劃時，“因為黨員少”，關于“組織農民和軍隊的問題成了懸案”，決定集中精力組織工廠工人。大會通過的黨的第一個決議規定，黨在當前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要派黨員到工會去工作。這說明，黨在成立時就十分注意同本階級建立密切的聯系。

為了保證黨的先進性，大會“決定接受黨員要特別謹慎，嚴格審查”；鑒于當時的黨“幾乎完全由知識分子組成”，大會“決定要特別注意組織工人，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他們”。大會通過的綱領還規定，申請入黨的人，不得具有非共產主義的思想傾向。他們在入黨之前，“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綱領之任何黨派的關系”；“在公開時機未成熟前，黨的主張以至黨員身分都應保守秘密”。盡管有這些規定，在黨剛剛誕生的時候，它的成員的狀況難免還比較復雜。就拿黨的一大代表來說，后來也有分化：多數人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堅持中國革命事業，有的為它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陳公博、周佛海這樣的人本來并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黨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黨；還有些人中途脫離黨，有的甚至背叛革命。這種現象，不僅對一個初生的黨來說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黨后來發展為廣大群眾性的黨的時候，其主體是由健全的堅強的分子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會雜有或產生某些不堅定分子、變節分子和異己分子。

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和地方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的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張國燾分管組織工作，李達分管宣傳工作。

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中國，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中國人民在救亡圖存斗爭中頑強求索的必然產物，也是中華民族在追求復興的道路上不斷覺醒的必然產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強大勢力，革命任務艱巨而又復雜，迫切需要堅強的領導力量。近代中國的歷史表明，中國的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都沒有能力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責任，不可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呼喚著新的領導階級和新的政黨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進一步加深和封建軍閥統治日益殘暴和腐敗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中國先進分子在反復進行分析、實驗、比較和推求后，最終接受科學社會主義，認識到只有用“階級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才是改造現實世界的“對癥之方”。至于各種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改造方案，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無法用它們來指引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因為社會改良的方案，正如當時毛澤東所說，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發展教育、科學和實業等以改造社會的“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這樣，中國先進分子終于選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武器，選擇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據列寧的建黨學說組建起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

值得注意的是，在黨成立前后，與黨的上海發起組沒有聯系的一些先進分子也在獨立地醞釀建黨。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儉學生在蒙達尼公學集會。蔡和森在會上“主張激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他還同李維漢等商量過“準備成立一個共產黨”的問題。“后來因為忙于參加和領導求學運動的斗爭，未能實現。”1921年夏，利群書社成員在湖北黃岡開會，表示“贊成組織新式的黨——布爾什維克式的黨，并提議把要組織的團體叫做‘波社’（波爾什維克）”。當得知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消息后，惲代英“立即號召加入，結束利群書社”。1924年1月，吳玉章、楊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組織了中國青年共產黨，并發行機關報《赤心評論》。其后，中國青年共產黨宣布自動取消，并令其成員個別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些事實說明，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來領導中國革命，已經成為中國最先進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國共產黨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歷史特點。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產生的。如前所述，中國工人階級身受帝國主義、本國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三重壓迫，具有堅強的革命性。在這個階級中，不存在歐洲那種工人貴族階層，沒有社會改良主義的基礎。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工人階級根本不可能進行和平的議會斗爭，他們很少可能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抱有期望。盡管他們的人數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強的戰斗力。

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第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修正主義遭到破產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沒有被修正主義閹割的馬克思主義的完整的科學世界觀和社會革命論，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是在斗爭中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劃清了界限的科學社會主義。

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基礎的黨，是一個區別于第二國際后期的社會改良黨的新型工人階級革命政黨。

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這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對于這個初生的黨來說，理論準備不足可以通過學習加以彌補，經驗缺乏可以在斗爭的實踐中進行積累，只要堅持正確的方向，這個黨的弱點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機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劃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為資產階級的思想附庸，就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它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中國人民從來就勤勞勇敢、富于斗爭傳統。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斗爭之所以屢遭挫折和失敗，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先進的堅強的政黨作為凝聚自己力量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局面。從此，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凝聚力量，中國命運有了光明的發展前景。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使得一切反動勢力感到深深的恐慌。這個運動在萌芽時即被斥為“過激主義”，被視為“洪水猛獸”，而遭到中外反動派的聯合壓迫，以致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就不能不處于秘密狀態，以后更長期受到嚴厲的迫害和血腥的鎮壓。這種極端嚴酷的環境，是中國其他政黨很少遇到過的。但是，由于中國共產黨作為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的政黨，不僅代表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代表著中國廣大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著馬克思主義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能夠為中國人民指明斗爭的目標和走向勝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是迎著種種誣蔑和壓迫，在斗爭的實踐中不可遏止地成長和發展起來。歸根到底，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社會前進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戰勝的。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進行活動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正確地結合起來，這是一項前人沒有遇到過的缺乏現成經驗的艱巨工程，需要有一個摸索的過程，一個在斗爭中積累經驗的過程。因此，黨要搞好自身的建設，要制定出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和方針、政策，不能不經過艱難曲折的歷程。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一章“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