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宣城市宣州區水陽鎮徐村，村民坐在泥地上看戲。
新聲黃梅戲劇團在簡易的舞臺上給村民表演《雙龍會》。 岳曉龍攝
4月7日，剛結束一輪綿綿降雨的江南，春意盎然。
沿著水陽江畔順流而下，記者來到蘇皖交界的安徽宣城市宣州區水陽鎮徐村，見到了前一天入駐的安徽新聲黃梅戲劇團。
“明天要演出，所以昨天提前把戲臺搭好了，沒承想卻讓雨水壓倒了頂棚，今天我們6個人花了整整一天緊趕慢趕地重新搭好了戲臺。”新聲黃梅戲劇團是安慶市懷寧縣石牌鎮的民間劇團，團長王鵬是年輕的85后，卻帶著劇團走南闖北唱了七八年。
戲臺搭建在水陽江旁一塊狹小的泥地上，簡單地用鋼管和木板拼湊加固，罩上防雨大棚，簡陋破舊，有如施工現場。臺上的電子顯示屏，滾動播放著為這次演出籌款的村民姓名、數額以及第二天即將演出的劇目。
雨過天晴，一出好戲即將上演……
“但凡有生命力的劇種，都是生長在民間、活躍在民間、變革在民間。”一滴水見太陽，一個“草臺班子”的生存發展，折射戲曲傳承發展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與破解之策。
“老百姓也愛看，基本上是鑼鼓一響，腳板就癢”
4月8日一早，臨時戲臺旁，陸陸續續來了些隔壁村子甚至是5公里外鎮上的小攤小販，沿著通向戲臺必經的水泥路一字排開。
劇團和村里商定的演出時間是下午1點40分，將演一本大戲經典劇目《雙龍會》。
過了上午10點，場地上不斷涌入村民，帶著小板凳的，騎著三輪車的。有的將三輪車和板凳往戲臺前一擺、占個位后離開，有的索性就直接坐著了。
新聲黃梅戲劇團要在村里連演3天，一天兩場，為的是慶賀村里的晏公廟重建滿9年，“戲是唱給菩薩聽的，全村共享。”王鵬戲言。
起源于皖、鄂、贛3省交界的黃梅戲，源自民間、唱自田間，最早在以石牌為中心的安慶地區發展繁榮起來，從早期自唱自樂的民間歌曲發展為獨立的全國性劇種。
也正因此，包括新聲在內的民間黃梅戲劇團，大都選擇在安徽、浙江、福建、廣東等省份的農村演出。“這些地方的人更為崇尚傳統，宗族觀念重，大部分黃梅戲的演出都放在祠堂和廟會，很多戲都是孝敬祖先唱給先人看的，老百姓也愛看，基本上是鑼鼓一響，腳板就癢。”王鵬說，在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浙江、福建，唱戲的硬環境比安徽要好，還會有請戲的老板給看戲的鄉親們發香煙發飲料。
來徐村之前，王鵬的劇團剛在不遠的銀光村連演了8天戲，“前面4天和今天一樣，演的是廟戲；后4天是加演的戲。估計這兒到時也會加演幾場。我們就是這樣，到處跑，通常在一個地方待上四五天。”
農民演、農民看，王鵬的一個突出感受是，來看戲的大都是村里上了年紀的老年人，“村里年輕人不多，有也一般不會來，情愿在家里看看電影。”
在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文化娛樂方式日益多樣的今天，戲曲觀眾老化、分流的現象比較突出，年輕人愛看、愿看的少了一些，戲迷也不夠多。演出市場萎縮，很多地方戲劇團失去了演出活力，僅有為數不多的劇團能夠堅持正常演出。
黃梅戲亦是如此。
同大部分地方戲曲給人的印象一樣，黃梅戲在不少人心目中有一個刻板印象：節奏慢、時代遠、故事情節單一。很多年輕人這么想：戲曲都是老年人“咿咿呀呀”，一個簡單的故事要唱個把小時。
即使被移栽進了現代化的劇場，黃梅戲也面臨觀眾老化的挑戰。
2015年，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新創的黃梅戲舞臺劇《大清名相》在安徽大劇院公演3場。
陪著78歲母親來看戲的陳曉曄，是一名35歲的公務員，“母親退休前是音樂老師，對于黃梅戲既有研究也非常喜愛，到我們這一代人就少有時間和興趣來看了。”
“在網上看過《女駙馬》和《天仙配》這些經典黃梅戲，除此之外就很少接觸黃梅戲了，它的節奏對于我們年輕人來說過于緩慢了。”1992年出生的劉娜，拿著贈票看完《大清名相》，雖然對戲曲知之甚少，但這場戲精彩的故事和動聽的音樂還是讓她感到滿意。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是戲曲的黃金時代，全國400余個地方戲都充滿生機。進入新世紀，多元文化和新興元素快速興起，生活節奏加快、娛樂形式翻新，戲曲的生存和發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安慶市文廣新局藝術科科長汪志耿看來，“其實和京劇、越劇等劇種相比，黃梅戲的唱腔還算比較適合年輕人，既有陽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有一定的時尚度。只是在各種娛樂形式沖擊的當下，年輕人難以對黃梅戲產生特別濃厚的興趣。”
據汪志耿介紹，安慶市正通過黃梅戲進校園進高校、培訓中小學生和音樂老師等形式，培養年輕觀眾，夯實戲曲發展的根基。
一年演了600場，賺了20萬元
這次徐村請戲，給新聲劇團的演出費是一天1.2萬元。王鵬介紹，一般村里請戲的價碼是一天1萬元到1.5萬元不等，通常是連請3天。
今年，王鵬和母親葉麗萍正月初三就冒著大雪帶著劇團離開家鄉懷寧縣石牌鎮遠赴江西鄱陽、景德鎮等地演出，到4月份已經連演了90多場戲，接下來到5月份也有了演出計劃。
2015年，劇團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一共演了600多場黃梅戲，葉麗萍這一年下來賺了20萬元。對于一個黃梅戲民間劇團來說，這已是非常可觀的收入。
“在福建福清市唱黃梅戲的，原來有4個民間劇團，現在只剩我們一家了。宣城廣德縣的一位汪姓團長經營的民間班社今年欠了幾十萬元的工資，明年恐怕也唱不了啦。”這次水陽鎮的演出，葉麗萍因為要回家打點自家開的小店并沒隨團出行。
關于劇團的收入，葉麗萍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劇團到外演出，一場戲3小時，每場戲最低5000元，多的能到1萬多元；劇團一共38個人，演員的工資包月結算，高的七八千元，低的2000多元，演員一個月的工資加上伙食住宿等成本需要15萬元，另外還得加上交通費和后勤費用，“在外演出基本上通過演出經紀與當地老板對接，演出經紀至少從中抽成10%到20%。出行我們自帶廚師和司機，演員自己化裝。如果我們停工一天，成本上就要虧5000元，所以只要不下雨不下雪，我們都演。”
在外巡演的民間劇團，通常還能從戲曲傳統的“打彩”中獲得部分收入。
“‘打彩’在浙江和福建比較常見，唱苦戲打苦彩，唱喜戲打花彩，請戲班的老板想通過這種方式圖個吉利。”汪志耿介紹，有些“打彩”就像是平時看電影電視中的插播廣告，給老人做壽的、祝賀家里小孩考上大學的，請戲的老板們基本都愿意出這部分“廣告費”。
“一場戲里‘打彩’少的幾百塊，多的能到幾千塊，這其中的不確定性，全看請戲人的心情和排場。”王鵬說，新聲劇團2015年靠“打彩”有近6萬元的額外收入，“通常會從‘打彩’的收入中拿一部分犒勞一下演員，改善改善伙食。”
“現在，‘打彩’的慢慢少了，村里花錢包戲，如果刻意‘打彩’要錢，會招致反感和厭惡，往往只會在劇情有需要的時候才‘打彩’。”王鵬補充道。
新聲黃梅戲劇團創建于1945年，一開始趁著農閑，劇團演員稍稍化個裝就開始在田埂上搭個小臺演上了，也就兩三個人唱。隨著黃梅戲的普及和發展，劇團的戲越演越多，效益也越來越好，很多地方唱了走，走了又來唱。一年二三十萬元的收入雖然算不上多，但相比不景氣的戲曲市場來說，已算不錯的戰績。
在王鵬看來，一些黃梅戲劇團垮了，并不是因為沒人看，而是請戲的老板們這幾年頂著錯綜復雜的經濟大環境錢賺得少了；有些劇團的組織者在外又嗜賭成癮，團里的錢都賠光了。
相比新聲等民間劇團，一些國有黃梅戲劇團適應市場的靈活性、自身“造血”功能弱了不少。
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的《大清名相》在安徽大劇院3天公演下來，窗口的零售票售出無幾。
“到場的觀眾大多拿著政府購買文化服務的贈票而來，自掏腰包來看戲的人還是少數。要真正走向市場，黃梅戲還是有難度，一場戲即使前期花了100萬元用于演出宣傳，之后可能連10萬元的票房都很難收回來。”面對精品與市場的錯位、創作與演出的反差，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副院長開全疆直言無奈。
“國有劇團很大一部分職能是承擔政府惠民演出，政府出資購買文化服務，觀眾基本上是通過贈票或是低價票來看戲，零售的票款收入自然會少。”開全疆表示，相比于對藝術的追求，國有劇團追求經濟利益的成分要相對小一些，像此類政府購買的演出服務，劇團只能從政府那兒得到基本的成本費用。
不能再“老戲老演、老演老戲”
下午1點半，不大的一塊泥地上已是人頭攢動，現場來了七八百人，河邊的公路被擁擠的人群和三輪車、自行車堵塞，來看戲的人，很多戴著勞作時遮陽的草帽。
如同王鵬所說，在場的除了小商小販有幾個年輕人，觀眾隊伍中難覓年輕人身影。
隨著現場鞭炮和禮花的燃響，《雙龍會》準時開場。第一幕上演的是《擂臺比舞》，講的是七郎楊延嗣擂臺失手打死潘豹的楊家將故事。現場雖然雜亂，觀眾聽得卻甚是投入。
由于人手有限，第一幕王鵬在臺上客串一名侍衛。候場時，他在戲臺旁一個簡陋的化妝室里抽起煙，和其他演員聊聊天。
演員們身上的戲服已經隨著劇團南征北戰好多年，演員們的妝都是自己照著小鏡子涂抹，劇團里的每人都身兼數職，身懷各技。
雖然沒有此起彼伏的叫好和鼓掌聲，但一場兩個半小時的黃梅戲演下來，村民們看得還是十分投入，“不管戲服、口面多破多舊，戲演得好看最重要。望著臺下都是人，看著大家都滿意，作為演員，我們非常有成就感，東奔西跑也值得。”王鵬一臉笑容。
下午的《雙龍會》演完后，廟會的負責人過來告訴王鵬，晚上讓劇團給村民們演一出連臺本。晚上的戲7點開始，演員們帶著臉上的妝匆匆吃了口飯，歇息一會就要再次登場。村民們陸續散去，但留著板凳和三輪車，為夜場占個好位兒。
夜幕降臨，戲臺的燈光設備雖然簡陋，但在缺少霓虹和華燈的農村，仍把水陽江畔這塊泥地照得格外喜慶和熱鬧。
晚飯過后，看戲的村民又圍坐在一起。對于他們來說，今晚有了個好去處，不用約牌了，大家興高采烈。時辰一到，隨著臺上伴奏人員的一聲弦鼓，好戲又開張了。
“劇團演哪出戲哪個選段，都是村里說了算，經常是一場演完才通知我們下一場要演的劇目。”王鵬說，老百姓愛看《天仙配》《女駙馬》。“當然，像我們民營的黃梅戲團經常是自己編詞、自己作曲，創作一些淺顯易懂的連臺本，有個故事情節就行，再夾雜著經典選段，演出內容就差不多了。我們有時也想去創作和更新現有的劇目，但編了新的老百姓未必會喜歡，所以我們也不會有劇目創新這方面的壓力。”
“現在單純的黃梅戲節目不足以滿足觀眾的胃口，我們會在整場演出中穿插歌舞和雜技，大家愛看武戲，劇團就從山東、河南招一些武行演員豐富表演內容。”葉麗萍說，相比小戲，觀眾現在更愛看連臺本的大戲，就像看電視劇，看了上本還有興趣看下本，觀眾要的是故事的情節性、串聯性。
“‘天天《打豬草》，夜夜《鬧花燈》’是很多人對于黃梅戲缺少新劇的自嘲，對我們來說，一招鮮吃遍天，反復演出經典并不存在問題。”在王鵬看來，相比民間劇團，國有劇團在優秀劇目的創作和創新上承擔著更大的責任。
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院長熊辰龍常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觀眾去劇場看我們的黃梅戲？”他認為，首先還是要出人，出好戲，出好作品。
“傳統黃梅戲流傳下來的有36本大戲、72本小戲，有相當大比例的都是悲苦戲，展現苦難的人們尋找精神寄托和慰藉。”國家一級作曲家、安慶市黃梅戲劇音樂學會原會長陳儒天認為，不少傳統的黃梅戲劇目和當今的人民生活嚴重脫節，緊跟時代步伐的優秀劇目不足，成了制約黃梅戲演出市場發展的巨大阻力。
陳儒天說：“好的劇目是一個劇種發展的根基，黃梅戲的經典劇目無外乎《天仙配》《女駙馬》《打豬草》等，但這些劇目反映的是農耕時代的生活，可能符合上個世紀50年代之前的審美需求，如今卻難以滿足觀眾特別是城市觀眾的需求了。而且，同一劇目反復演出還會使得原本興致盎然的觀眾產生厭煩心理，更別提花錢進劇院看了。”
“黃梅戲以描寫愛情、神話題材見長，若只談傳統就是一種落伍，黃梅戲要繁榮發展，必須跟上時代發展、把握人民需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能再‘老戲老演、老演老戲’。” 熊辰龍坦言。
工資少，待遇低，明天誰來唱戲
晚上的連臺戲唱了近3個小時，結束已經到了晚上10點，臺下的村民心滿意足地散去，也有把板凳繼續留在泥地上，準備第二天再來看的。
燈火通明的戲臺熄了燈，融入無邊的夜色。收拾完布景和音箱設備，王鵬和演員們一手捧著戲服和道具、一手握著茶杯，已是疲憊不堪，說著笑著打著手電筒，回到不遠處的住處。
村里安排的住處是晏公廟簡易的兩間房，一間是食堂，一間是雜貨間，每間房都不到20平方米，有的人直接睡在了灶臺旁。
徐村離鎮上比較遠，村里也沒有旅店。為了方便演出，劇團近40個人就擠在了這兩間房里。大家用隨身攜帶的床單作為屋簾，把房子隔成一個個相對的小空間，鋪上輾轉各地用的被褥和枕頭。
“都習慣了！”唱完戲的演員們有說有笑，開始卸妝、洗漱。
“這算條件差的，但我們能接受。這屋里擠了十幾個人一起睡，人多嘈雜，晚上12點之前根本睡不著。即便這樣，兩個屋還沒裝下我們劇團的所有人，有幾個人去了戲臺旁的化妝室，還有兩個人去了1公里外的隔壁村。”王鵬說，奔波各地的黃梅戲民營班社都得吃苦，也吃得了苦，這次來徐村，光演員住宿安排就花了兩個多小時。
團長王鵬住在其中的一間小屋，他把隨身帶的簡易帳篷在屋內支開，整理完后一頭鉆進去便睡了。
新聲黃梅戲劇團由王家世代經營。王鵬的母親葉麗萍和父親王才根都是當地有名的黃梅戲演員。
“記事的時候我就在臺上開始唱了，放了假就跟著爸媽到處跑，臺上需要小孩演員，大人們就往我額頭上點顆紅砂直接抱上去了。”從小在黃梅戲曲調中耳濡目染，王鵬對于黃梅戲有種天然的愛。
為了更系統地學習，王鵬2001年上了安慶市的安徽黃梅戲藝術職業學院。一屆100多個同學里，現在只剩兩三個人還在堅持演黃梅戲。
“院校畢業的學生很少會上民間劇團來唱，一是辛苦，一年到頭四處奔波；另一個是國有團待遇不高，民間劇團賺得多卻沒面子，家里培養這么多年覺得沒混出個名堂，所以能堅持下來的很少。”葉麗萍說，劇團近40人的班底里只有八九個是專業院校畢業的學生，其他的都是自學成才或家庭培養的草根演員。
在安徽岳西縣大山里的一次演出讓葉麗萍記憶猶新：“大冷天的，大雪封山，又不能演出。山區的農民窮，被子不多，哪里舍得借給我們蓋？那里出奇的冷啊，劇團里小姑娘都凍哭了，沒辦法，把道具、服裝丟在山里，包了一部車就出來了。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得倒貼許多錢。”
“說實在的，一些草根演員唱的不比科班生差，也有演出經驗，對于我們劇團來說更具競爭力，也能拿到更高的工資。”葉麗萍坦言。
相比民間劇團演員高的一個月能拿七八千元的收入，國有劇團相形見絀。在安慶市黃梅戲藝術劇院，一般演員一個月拿個兩三千元。10余年來，劇團就因為待遇問題流失了30多位演員。
“2005年畢業后，我在江蘇盱眙縣的黃梅戲劇團干過一段時間，當時縣教育局給了教師編制，但工資實在太低了，第一個月才發了873元，到2008年也才900多元。”王鵬2008年離開盱眙接手了家里的劇團。
“收入和待遇得不到保障是當前很多國有劇團面臨的問題，演職人員如何去堅持、去堅守？這是黃梅戲發展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開全疆說。
黃梅戲舞臺劇《天仙配》中飾演董永的梅院軍出生于1980年，如今已是安徽省黃梅劇院的主力演員，17歲就從老家湖北省黃梅縣來到合肥學戲。
“很多同學和朋友看我會有些奇怪，怎么會從事戲曲，說的不好聽的還有戲子這么一種稱謂。”梅院軍對此倒并不介意，“干一行愛一行，黃梅戲是傳統藝術，目前發展有一定局限，但我們有自己的快樂，在舞臺上能散發光彩，一個作品取得成功，一出好戲獲得共鳴，會有無可言說的成就感，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戲比天大，再苦也要唱好戲，但人才的緊缺和從業人員的待遇成了制約黃梅戲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創作、編曲、舞美、導演等人才方面尤為稀缺，劇團每排一出戲，要么是請退休人員，要么是出高酬外請。而在農村，情況就更嚴重了。民間劇團的演員大部分是藝術表演愛好者或者企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缺乏專業訓練。”陳儒天的話中不無憂慮。
“沒有專業的創作人員，沒有整體的創作團隊，黃梅戲劇團很難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熊辰龍說。
為了培養人才，安慶市不僅擴大了安徽黃梅戲藝術職業學院的招生，也在安慶大學開設了黃梅戲藝術學院。
國家一級演員江麗娜已轉行到安徽黃梅戲藝術職業學院當老師。她說：“老一代演員很多靠自學成才，現在的孩子幸福，有專業的老師和良好的環境，出師后素質全面、唱演俱佳，很多已成為各大黃梅戲劇團的臺柱子。”
“黃梅戲市場化，劇團和劇團之間的收入差距日益明顯，演職人員的報酬自然參差不齊，大多數劇團的演職人員確實在干著一份守著清貧的工作。”汪志耿說，黃梅戲如何既“情感留人”又“待遇留人”，一直是我們研究和努力克服的問題。
汪志耿表示，從中央領導集體出席觀看的“新年京劇晚會”變為“新年戲曲晚會”，讓不同劇種、不同流派同臺競演、相映生輝，到中央深改辦將“研究制定扶持地方戲曲發展政策”列入2015年的重點改革任務，國務院辦公廳2015年7月印發《關于支持戲曲傳承發展的若干政策》，我們已能強烈地感受到，黨和政府把戲曲的保護、傳承和發展，提升到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戰略層面，戲曲藝術正迎來一個繁榮發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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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黃梅戲的發展遇到不少困難，但在安徽：依然有幾十個業余劇團不定期在市、縣廣場自娛自樂，數十萬戲迷津津樂道、曲不離口；國有劇團依然時有膾炙人口的精品佳作；近百家民間劇團依然走在窄窄的田埂上，常年在全國各地巡回演出。
王鵬的妻子前不久懷孕了，她也是名黃梅戲演員，如今還跟著王鵬四處奔波。讓孩子將來干什么，王鵬沒有想太多，“如果沒有太多選擇，還是唱黃梅戲吧。”
夜深了，王鵬和他的劇團已經入睡，他們要為第二天的演出養足精神。結束在水陽的演出后，他們又要帶上設備和行頭，坐上兩輛隨行的大貨車，奔赴浙江…… (朱思雄 葉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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