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 居延漢簡 敦煌遺書 明清檔案
古文獻“四大發現”如何成為傳承中華文脈的“四大顯學”
它們跨越3000年，或深埋地底，或經歷風霜，或布滿塵埃，又都在二十世紀初“橫空出世”，驚艷了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成為文化史和學術史上的一次盛宴。
多年來，它們被收藏于不同的研究機構。如今，它們第一次大規模聚在一起。
它們是被譽為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的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檔案。目前，“二十世紀初中國古文獻四大發現展”正在國家典籍博物館展出，上至3000多年前的龜甲獸骨，下至晚清的政令文書，諸多珍貴文物一起呈現在觀眾面前。
漫步展廳，不僅能感受到中華文脈的生生不息，還能看到100年前那些篳路藍縷的中國學者的身影。
“展覽展現了中華民族不斷繼承和發展的精神特質，凸顯出作為歷史文化重要載體的典籍文獻，在文明傳承中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家典籍博物館館長熊遠明說。
中華文脈
“這是四大發現的第一次大規模集中展示。”國家圖書館展覽部主任、本次展覽執行策展人顧恒說，四大發現接力呈現出一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史。
3000多年前，中國已經有了成熟文字系統——甲骨文。甲骨文發現之前，商代只在文獻記載中存在，無從考證。甲骨以實物形式證實了殷商的存在，使過去只存在于典籍中的商代被證實為信史，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年。
展品中，有一片看上去很普通的甲骨，顧恒向記者講述了其背后影響深遠的研究故事：先是王國維發現有兩片甲骨可以綴合，并拼接成一條含有商王世系的卜辭。后來，董作賓又在此基礎上，用展出的這片甲骨再次綴合。三片甲骨綴合后的卜辭，比較完整地記錄了上甲至小甲的商王世系，不僅印證了《史記·殷本紀》中的相關內容，還對其記載的商王順序進行了修正。
這些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是漢字的源頭。今年是兔年，展覽特意選擇了一片有“兔”字形象的甲骨，仔細觀察，能看到“兔子”的前后腿和小短尾。
后來的歲月里，這些文字不斷發展，從未中斷，又書寫了居延漢簡、敦煌遺書、明清檔案。
居延位于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漢武帝時期，漢軍大敗匈奴，收河西走廊，居延地區成為當時的軍事重鎮。太初三年(前102年)，設居延、肩水都尉府，大量派遣戍卒。兩都尉府所轄城郭和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統稱居延漢簡。“簡”為長條形，“牘”的幅面較寬，均為竹制或木制。紙張發明之前，簡牘是古人的主要書寫材料。
“居延漢簡的內容主要是官私文書，包括詔書律令、司法文書、買賣契約和來往書信，還有少量典籍、歷譜等。”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說，此次展覽所選取的文物，大多是漢代西北邊防、民族關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屯戍文書。
1974年8月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共17枚簡冊，記錄了匈奴來犯時烽火品物使用，要求各部快速判斷軍情，并根據不同情況發出警報信號，將軍情迅速傳報至居延都尉府。“它對研究漢代邊塞地區的烽火報警系統和防御設施具有重要價值。”朱建軍介紹。
2000多年過去，簡牘的書寫者們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也未曾在正史中留下太多印記，但他們留下的簡牘卻真實生動地展現了當時的日常生活：《買魚簡》是一位叫明的人寫給少平的一封信，信中感謝少平為他買了50條新鮮的魚;《趙憲借衣記》是趙憲寫給一位以官職“掾”相稱的朋友，說天氣寒冷，自己正好把衣服洗了，希望借一件舊襦衣暫時穿一兩天，等自己衣服干了即刻奉還……讀著簡牘上的文字，仿佛穿越2000多年的時光，近距離觀察戍邊將士們的生活細節。
除了各種檔案文書，居延漢簡中還有部分古代典籍，其中一些失傳已久，全靠漢簡的發現才重回人間。比如《論語·知道》，上面的內容就是魏晉后失傳的《齊論語》。
走進“敦煌遺書”展廳，能感受到濃濃的敦煌石窟與壁畫元素。敦煌遺書指1900年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文獻，由多種文字的寫本、印本、拓本組成，時間從4世紀至11世紀，內容涵蓋社會、經濟、文化、藝術、宗教、醫藥及中外文化交流，被譽為“中國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
“傳世史料中，如二十四史這樣的正史，一般只記載歷史的主線，缺少具體的細節。敦煌文獻中有相當多的第一手檔案，比正史更加生動具體，能夠復原出非常完整的歷史面貌。”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趙曉星向記者講述了敦煌遺書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她以展品中的海內孤本《李陵變文》為例，“變文是俗文學講唱故事類作品體裁之一。跟《史記》《漢書》等正統史書相比，《李陵變文》把李陵投降匈奴的整個過程寫得非常詳細，尤其突出了當時漢軍作戰的勇敢和氣勢，將李陵定義為一位英雄。”
安史之亂后，西北兵力空虛，吐蕃趁機占領敦煌。“有學者推測，《李陵變文》創作于這一時期。當時敦煌百姓一直渴望歸唐，在他們心中，投降吐蕃跟李陵投降匈奴的心境是一樣的。作者以這樣一篇變文，暗喻敦煌百姓漢志不滅，寄托了沙州人充滿矛盾的內心和不甘。”趙曉星介紹。
明清檔案是我國歷史上保存數量最大、最完整的古代王朝檔案，目前大多藏于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此次展出的明清檔案中，有清道光帝秘密立儲匣及諭旨(仿制品)，這是現存清代唯一一件完整的秘密立儲匣;有徐光啟和西洋傳教士湯若望共同繪制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仿制品)，展現了明代人眼中的浩瀚星空;有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文科大金榜(仿制品)，再現了“金榜題名”的真實場景……歷史的細節從一件件文物中浮現。
四大發現對于學術界乃至整個中國都有著無與倫比的意義。早在1925年，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說：“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將四大發現與“孔子壁中書”“汲冢書”相提并論，可見其重要性。
但在剛發現的時候，這些古文獻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保護。
清末民初的中國，身處內憂外患之中，沒有強大的國力與安穩的社會環境作為學術研究的后盾，現代學術思想也未能在這片土地上傳播開來。四大古文獻的發現過程因此歷經波折，甚至流失海外，被盜竊被損毀。
流散之痛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箓在莫高窟發現藏經洞。”
“1907年、1914年，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兩至敦煌，騙購經卷、絹畫和絲織品，其中敦煌遺書約14000號，今收藏于英國國家圖書館。”
“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敦煌騙購經卷、絹畫及絲織品，其中敦煌遺書約7000號，今收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
“1911年至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人騙購敦煌遺書600余號，今收藏于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等處。”
“1914年至1915年，俄國東方學家奧登堡率考察隊至敦煌，劫掠大批經卷及絹畫，其中敦煌遺書19870號，今收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敦煌遺書”展覽開篇，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幅“發現流散大事記”，講述了敦煌遺書發現以來的坎坷命運，羅列的數字觸目驚心。至今，這些被劫掠走的珍貴文獻仍流散海外。
“敦煌遺書本來保存得非常好，就封藏在一個洞窟中，而且是中國人王道士發現的。但在發現后的十來年里，一直沒有引起重視，沒有妥善保管，才造成了流散，這是時代的悲劇。”趙曉星說。
殷墟甲骨和居延漢簡的發現，也伴隨著外國探險家與古董商的盜掘。
更讓人痛心的是中國人自己的損毀。1909年，伯希和將攜帶的部分敦煌遺書展示給羅振玉等人，引起中國學者關注。劫余的部分敦煌遺書終于得以由敦煌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這也是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主體。
“藏經洞文物從出洞的那一刻起，就又經歷了一次劫難。”趙曉星說，整個東運過程中，不斷發生官員鄉紳哄搶盜竊，押運人員監守自盜的情況。
到達北京的敦煌遺書仍沒逃過流散與損毀的命運。羅振玉在《鳴沙石室佚書》的序言中，曾指出“比既運京，復經盜竊”。其孫羅繼祖在講述祖父生平的《庭聞憶略》中，有更詳細的描述，“他們就盡力盜竊其中的精華，為了湊足八千之數銷差，他們竟然把盜竊之余的長卷破壞截割為二、三，甚至五、六段。”他感嘆，“鳴沙秘藏，一被竊于外國人之文化侵略，二被竊于國內的不肖官吏。”
但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寫卷長度仍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1930年，陳寅恪在《敦煌劫余錄》的序言中有這么一段話：“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于異國，即秘藏于私家。茲國有之八千余軸，蓋當時唾棄之剩余，精華已去，糟粕空存……”
“直到今天，這段話還不斷被引用。但其實這不是陳寅恪先生的觀點，而是他在下文中予以反駁的觀點。”趙曉星說，“這段話是當時不少人對國圖收藏的敦煌遺書的看法，認為這8000多個卷軸都是別人挑剩的，精華已經沒有了。陳寅恪先生十分反對這種觀點，他真正去研究了這些敦煌文獻，所以他舉了好些例子，證明國圖收藏的有價值的敦煌遺書很多，并不比國外和私家所藏的差。”
明清檔案的命運更有戲劇性，一次差點焚毀，一次差點化為紙漿。清宣統元年(1909年)，內閣大庫年久失修，庫墻倒塌，所藏書籍、檔案、實錄、圣訓被移出，部分檔案被視為“無用舊檔”，準備焚毀。正在學部任職的羅振玉，發現了這些檔案的巨大價值，于是建議軍機大臣張之洞奏請停止焚毀，將檔案移歸學部，存放在國子監敬一亭。
民國元年(1912年)，新設的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接管了這些檔案，但一直未能好好整理。民國十年(1921年)，歷史博物館因經費短缺，將其中的八千麻袋檔案以4000元賣給了同懋增紙店，羅振玉再次將這些檔案從毀滅的邊緣搶救回來。
王國維在《庫書樓記》中，記錄了這充滿戲劇性的經過。1922年2月，羅振玉“以事至京師，于市肆見洪文襄揭帖及高麗國王貢物表，識為大庫物。因蹤跡之，得諸某紙鋪，則庫藏具在，將毀之，以造俗所謂還魂紙者，已載數車赴西山矣”。最終，羅振玉以原價三倍的價格，買回了這些檔案。
“八千麻袋”事件的發生，使整個學術界意識到了危機，認為有責任保護這批珍貴文獻。對明清檔案的搶救，由羅振玉等個別學者，變為整個學術界的共同行動。這些搶救下來的檔案經過多次輾轉，大部分在新中國成立后移交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目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明清檔案1067萬余件，其中明代檔案3800多件冊。對于明清兩代檔案數量上的巨大差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韓永福認為，這是因為大量明代檔案還是被毀掉了。
事實上，1921年，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賣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是分為兩批。第一批賣的就是明代檔案，當時作價3000元，有十幾萬斤，數量和后來的八千麻袋差不多。“八千麻袋是賣給一家店，追回比較容易，第一批檔案是賣給散戶，沒法追回，應該就這樣化成紙漿了。”韓永福說。
開創之功
“四大發現”一開始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與保護，卻逐漸發展成為甲骨學、敦煌學、簡牘學、清內閣大庫檔案學這“四大顯學”。回顧這一過程，總有兩個名字被提到——羅振玉和王國維。
“他們是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兩人結識后在學術上互相幫助、交流，為‘四大顯學’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顧恒介紹。
在甲骨學方面，兩人均屬“甲骨四堂”。近代以前，中國已知最古老的文字是記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在漫長的幾千年時光中，人們都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直到1899年，王懿榮在“龍骨”上的發現，才讓甲骨文重新來到世人面前。
王懿榮1900年去世，之后他的收藏到了朋友劉鶚手中。在羅振玉的鼓動下，劉鶚將手中的甲骨精選了一部分拓印出版，書名為《鐵云藏龜》。羅振玉先后出版《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等著作，共識別出500多個甲骨文字，許多卜辭由此可以讀通。
羅振玉還經過多方打聽，最終確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河南安陽小屯。在《殷商貞卜文字考》中，他首次指出甲骨出土地安陽小屯村為殷墟，即殷商的都城遺址。“后來，羅振玉還親自前往安陽實地考察，搜集了大量甲骨，并進行詳細研究。”顧恒告訴記者。
王國維的主要功勞是以甲骨文證史。他將甲骨上的卜辭作為史料，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著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等論文，還由此總結出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羅振玉為敦煌遺書的保護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正是在他的上報和督促下，最終促成了1910年敦煌藏經洞剩余文獻被運送至北京保管。也是在他的敦促下，伯希和才陸續寄回法藏敦煌遺書的照片供中國學者研究。”趙曉星介紹，羅振玉是敦煌遺書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陸續整理敦煌文獻并編著了《鳴沙石室佚書》等多部著作，還撰寫了大量跋語和校勘記。
王國維協助羅振玉做了很多敦煌遺書整理工作，他也是最早關注敦煌曲子詞的學者。他在敦煌遺書的殘卷中，讀到“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結合《北夢瑣言》中的記載，推斷出此殘卷為韋莊所作的《秦婦吟》，讓這首失傳千年的樂府詩重新回到中國文學史當中。
后來又有更多《秦婦吟》殘卷被發現。“敦煌文獻中，共發現10件《秦婦吟》寫卷，雖然它們各有殘缺，但互相校補，可以復原出完整的原作。”趙曉星說。
西北地區簡牘的發現始于十九世紀末。羅振玉和王國維曾一起整理、分類斯坦因在今新疆、甘肅所得的一批漢晉木簡和文書資料，并于1914年出版《流沙墜簡》。“這本書第一次向學術界普及了簡牘這一書寫材料，被稱為簡牘學的奠基之作。”朱建軍介紹。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在居延地區發現一萬余枚漢簡，這是第一批居延漢簡。此時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已經覺醒，對文物價值也有了清晰的認知。考查團組建前，中國學術界就通過多輪談判，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達成協議：團長由中瑞雙方擔任，團隊成員由中外雙方組成，考察成果共同享有，采獲文物不準帶出境外。
這一協議維護了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也達到了合作考察推動學術發展的目的，此次談判的主將之一劉半農戲稱這是“翻過來的不平等條約”。
英國作家彼得·霍普柯克在《劫掠絲綢之路》一書中，也將此次考察作為“劫掠”的終結：“隨便劫掠的時代結束了。從此開始，就算有人去挖，也是在替中國挖。”
“居延漢簡的大批出土與整理研究，開拓了漢代歷史、考古的研究空間。”顧恒說。
1972年至1986年，甘肅省文物部門對居延地區漢代遺跡再次進行調查發掘，出土漢簡兩萬余枚，這是第二批居延漢簡，現藏于甘肅簡牘博物館。朱建軍介紹，此次展覽中大部分居延漢簡，來自這一批。
“四大顯學”
在顧恒看來，王懿榮發現甲骨文，西北科學考查團發現居延漢簡，王圓箓發現敦煌經卷，以及明清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都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從‘四大發現’到‘四大顯學’卻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我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的一個縮影。”
在羅振玉和王國維之后，無數學者繼續投入到“四大發現”的研究中，他們通過研讀這些文獻，進一步詮釋和解讀中國歷史與文化。
本次展覽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敦煌研究院、甘肅簡牘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聯合主辦。熊遠明說，這是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研究院等不同領域，打破館際資源壁壘，整合優質文化資源，共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次圓滿聯動。
“我們2021年就開始關注這個主題，到今年2月15日正式開展，這是國家典籍博物館成立以來策展周期最長的展覽之一。”顧恒介紹，備展過程中曾遇到一些難題，通過與各領域專家學者充分交流，都一一解決了。
他以甲骨舉例，甲骨對光照比較敏感，上面的文字也比較小。“為了保護甲骨，同時讓觀眾看清甲骨刻辭和鉆鑿的形態，我們一方面通過使用無紫外光燈具，根據每片甲骨的實際情況，對燈光照射角度和范圍進行調節。同時添加按比例放大的甲骨圖和拓片圖，向觀眾呈現每片甲骨的清晰面貌。”
如今，國家對古文獻的傾力保護與研究，與二十世紀初相比，已是天翻地覆的不同。
顧恒介紹，國家圖書館對館藏甲骨進行了傳拓、釋文、分類整理，并不斷將其刻辭內容、鉆鑿形態、綴合校勘等進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較多的學術成果。“例如，甲骨6269、甲骨14289、甲骨19653這3片甲骨綴合后，是關于商都發生瘟疫的內容，說明早在殷商時期，人們對疫情已有一定的認識。”
以簡牘為主要展品的甘肅簡牘博物館預計今年上半年開館。朱建軍介紹，展品除簡牘外，還有一些與簡牘相伴出土的文物，“它們展現了秦漢時期絲綢之路上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態、民族關系、軍事塞防等。”
“敦煌遺書每年都會有大量專題性研究成果。”趙曉星說，“我們院最近的成果之一是《敦煌草書寫本識粹》的出版。草書文獻是最難讀的，因為字非常潦草。這套書是全彩印刷，實現了圖文對照瀏覽，每一件文獻后面還附有相關研究情況，非常方便研究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正主持研發全球敦煌文獻資源的共享平臺——敦煌遺書數據庫。內容包括敦煌文獻的基本信息、數字圖像、全文錄文和相關研究文獻目錄四個部分，還實現了漢、藏文文獻的全文檢索和圖文對照瀏覽。“漢、藏文全文檢索是其他同類數據庫還無法做到的。”趙曉星說。
據了解，敦煌遺書數據庫還將繼續收錄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遺書，積極推動其數字化回歸。
對于浩如煙海的明清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一直進行著整理和研究。韓永福特別提到了對滿文檔案的研究：“滿文檔案是清代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保管著大量的滿文檔案，有200多萬件。現在滿文屬于不再使用的死文字，識讀很難，必須要有專業的人才。我們有一個滿文部門，一共18人，可以說是全世界滿文人才最集中的地方。”
目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正在開發滿文全文數字識別系統及滿文檢索數據庫，有一定滿文知識的人，將來可以通過數據庫對滿文檔案進行研究利用。
韓永福介紹，他們主要通過提供電子圖像、縮微膠片和匯編出版史料等方式為社會和學術界提供檔案。“現在主要是在電腦上看電子圖像，目前公布的電子圖像已有473萬多件，415萬件檔案的目錄可以在官網上看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從館藏中精選出數百件珍品，布置了明清歷史檔案展、明清檔案裝具陳列展、明清檔案事業發展歷程展等3個常設展覽，讓公眾近距離接觸“大內密檔”。
“歡迎大家通過預約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參觀展覽。”韓永福說。
責任編輯：陸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