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是時光封印的先輩故事，考古則是解開封印密碼的唯一鑰匙。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是對考古工作的價值認定和成就褒獎，被譽為考古界的“奧斯卡”。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遺址曾入選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時隔12年，鳳陽明中都遺址上榜，安徽大遺址再次驚艷考古學界。
2021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故宮博物院合作，重點發掘明中都遺址前朝區核心宮殿基址和涂山門遺址。此輪發掘，較為完整地揭露出涂山門的城臺、馬道及其旁側城墻的地上、地下結構，首次揭露出前朝區宮殿的真實面貌，并從實物上印證了明中都在古代都城規劃中上承宋元、下啟明清的歷史地位，為中古以來中國都城布局、宮殿建筑的演變研究填補了關鍵環節的重要材料。
600多年前的大國都城，抖落歷史煙塵，更為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訴說歷史上的輝煌故事。
40余年的宮殿形制謎團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幾百年來，流傳淮河兩岸的民歌《鳳陽花鼓》，唱盡了浸潤鳳陽史志的眼淚與辛酸，也道出了這片土地的故事源頭，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朱元璋。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在家鄉鳳陽營建中都，洪武八年(1375年)以“勞費”為由罷建。此時城市輪廓已經形成，城垣、宮殿、壇廟、鐘鼓樓、軍事衛所、公侯宅第等多數遺址留存至今，與水系路網和建城時開設的窯址、石料廠等工程遺存等，共同構成了龐大的明中都遺址群。
600多年風雨侵蝕，中都城遭到嚴重損毀，很多遺跡長埋地下。196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28歲的年輕學者王劍英下放到鳳陽“五七干校”，憑借深厚的文史功底，開始尋訪考察明中都遺址。他對明中都有關文獻記載進行系統梳理，詳細考證了明中都的選址、營建過程、城市布局、建筑設計以及建筑的歷史變遷，重新“發現”這座皇城的昔日榮光。
在1975年所著《明中都城考》一書中，王劍英認為明中都中心宮殿與南、北二京相同，有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但在1981年實地調查時，他根據臺基“中”字形的地貌認為，其可能異于南北二京，只能分布一殿。到1991年，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發表《明中都》一文時，他又對宮殿名稱俱按北京宮殿命名，并明確表示正中宮殿為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與元大都前后殿以柱廊連接的形制不同。
“史書中關于明中都宮殿的記載極為簡略，僅有‘臨濠宮殿’‘鳳陽宮殿’等只言片語，宮殿名稱、建筑布局和結構均未明確。王劍英先生調查考證有自我矛盾的地方，主要是囿于文獻研究與地表調查工作的局限。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志說。
40余年來，明中都宮殿形制始終成謎。 2015年以來，王志擔任明中都遺址考古發掘負責人，解開明中都歷史謎團的重任落到了新一代考古工作者身上。
“工”字形布局接近元大都
2013年，明中都皇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獲得立項。為配合遺址公園建設，按照國家文物局關于大遺址考古的要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聯合山東大學、故宮博物院對明中都遺址進行系統、持續的考古勘探、發掘。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明中都城址布局日漸清晰，承天門、東華門、外金水橋等多組單體建筑遺存的形制和結構逐步揭示，只剩下宮殿形制有待揭開神秘面紗。
2021年，前朝區核心宮殿基址的發掘拉開帷幕。考古工作者先用十字探溝法尋找基址線索，再根據線索圍繞基址邊緣探尋出臺基的范圍和基本形態;其后對宮殿基址的西半部和西側連廊及附屬建筑，展開大面積揭露和局部解剖工作，累計揭露面積9600余平方米。
這次發掘發現，宮殿由前殿、后殿和穿堂組成，均位于夯土臺基之上。通過臺基夯土內的磉墩分布，復原出前殿與后殿的建筑開間均為面闊九間、進深四間，前后殿之間有闊三間、深七間的穿堂。
“可以判斷，前朝宮殿的布局并非‘中’字形，而是‘工’字形，且是前后殿加穿廊的整體結構。在宮殿形態上，明中都與南京、北京兩座宮殿的三殿布局不同，而更接近元大都的宮殿形態。 ”王志說，這解決了40余年來的猜測和爭論，極大地推進了對明中都的認識和研究。
考古界普遍認為，明中都宮殿雖參照元大都，但存在大量創新。明中都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的“三朝五門”制度轉化為前導區，安排在宮殿之南。相比元大都，明中都南宮門到南城門間的距離長了兩倍，因此可以在午門與洪武門之間擺下端門、承天門、大明門。同時，象征皇室正統的太廟，移到了闕門之左;象征疆域版圖的社稷壇，移到了闕門之右。這種布局，用一重重的墻與門，把中軸線上的皇權威嚴，推向了頂峰。
“明中都宮殿基址的考古發現，補充完善了中國建筑史元、明兩大篇章之間的缺環，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明早期官式建筑在基礎做法、用材與結構等方面的嬗變，其設計理念、結構布局和工藝做法，無不體現出由宋元向明清過渡的特征。 ”王志解釋說，明中都主體宮殿對元代宮殿制度、規劃思想的繼承和創新，對明代南北兩京宮城規劃模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充分體現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古都規劃的理想化實踐
在發掘宮殿臺基的過程中，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四處踏道和多塊礎石。礎石皆為覆盆式，其中前殿出土的巨型礎石用料邊長近2.8米，礎面邊長2.5米至2.6米，覆盆直徑達1.8米，體量為目前所見宮殿建筑礎石之最。
“明初，朱元璋舉全國之力修建中都，建造力求奢華，體現了最高的規制和工藝，與其后整修的南京、北京皇城追求樸素堅壯有所不同。 ”王志說。巨大的礎石、精美的龍鳳紋雕刻石欄板，似乎在訴說這座未竟皇城前世的一絲遺憾。
此次發掘帶給考古工作者的欣喜不限于此。在宮殿前殿中部偏后處，還發現一座黃土中心臺，長5.4米、寬4.9米，土質極純，黃中偏紅，殘存深度達4.5米。結合勘探，明確其被周邊夯土所疊壓，為本組宮殿建筑中最早的構筑物。
“黃土中心臺的位置是前殿擺放龍椅的位置，正處于整座宮城的幾何中心點上，可能與城址建設中的選址、擇中理念有關。 ”王志推測，明中都宮殿先建設黃土中心臺，然后圍繞黃土中心臺展開，這或許體現古代風水堪輿學中“點龍穴”的手法，為筑城選址理念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明中都城罷建后，皇城在明代為留守司、守備太監等看管，但屢有扒拆;清代將縣治遷入皇城內，在原中心宮殿基址上建起了縣學。此次發掘，揭示出縣學為南北向長方形院落結構，有不斷向南增擴建現象，發現的五組建筑與文獻中的縣學建筑及維修、擴建的記載基本吻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點評說：“清代縣學院落的考古新發現，為明清縣級官學制度研究提供了難得的資料。 ”
“明中都遺址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它處于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建設承上啟下的節點上，還在于它是于生地起建，是古代都城規劃思想的一次理想化實踐。 ”王志介紹，明中都建筑大多建成或已經建設了基礎，即告罷建，且未曾作為都城使用的特點，使明中都的建筑在建造時間上較為單純，對于研究規劃理念和制度更具價值。正因如此，明中都遺址才更被學術界所重視，被譽為最有價值的城址之一。
責任編輯：陸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