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英的世界正在一點一點縮小。小兒麻痹癥的后遺癥把她鎖在成都家里不到3平方米的床上，56年的臥床時間讓她的心肺功能越來越差，咀嚼和吞咽也非易事。她全身癱瘓，依靠60歲的丈夫才能活動，丈夫出去工作時，她不敢喝水吃飯，因為90歲的父母已無力再移動她。
她的體重在不斷減輕。剩余的幾乎全部力量都被她壓在那部電話上。
電話是1999年開通的。那時曹文英和同樣因為小兒麻痹癥癱瘓的妹妹開通了“曹氏生命熱線”，專門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咨詢和幫助。
不斷響起的來電仿佛在書寫著一部人生問題的百科全書。從青年的戀愛煩惱到中年夫妻離異、出軌、家暴問題，為這些事犯難的人紛紛打電話給她。有耄耋老人打電話訴苦孩子不贍養自己，還有7歲的孩子怯生生地問她，為開出租車的父母分擔點家務，打掃衛生時不小心打碎一只花瓶怎么辦。
一天深夜，她們接到一位男士的電話，傾訴無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戀的苦惱。曹文英傻了眼，那時剛剛進入21世紀，國內同性戀話題依然隱匿而神秘，她根本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她打電話給認識的大學生，詢問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最后她得出結論“同性戀不是病，只是一種狀態”。當男子再次打來電話時，她告訴對方，哭聲從電話中傳來。
2005年，與她相依為命多年的妹妹因為肺衰、心衰，離開人世，她也在同年被醫生下了死亡通知單，預測壽命只剩下兩年。
她一度想關停生命熱線。電話打進來時，她總是會想起妹妹，心里堵得慌，只能強忍著悲痛寬慰別人。她在報紙上登出自己這一想法，一位16歲的打工小伙打電話過來，帶著懇求的口氣說“能不能不要關，我給你打錢”。曹文英最后還是放棄了這一念頭，只是以前的“曹氏生命熱線”變成了孤零零的“曹文英生命熱線”。
后來，“曹文英生命熱線”的名氣逐漸大了，海報也進了校園、上了報紙、上了網站。只要來了電話，她來者不拒。而在電話線的那頭，許多人并不知道給予他們希望的聲音來自一位全身癱瘓的殘疾人。
曹文英在4個月大的時候就因為罹患小兒麻痹癥癱瘓。但在生命的頭20多年，她始終憋著一口氣學習、治病。她最喜歡教師、醫生這兩個職業。
那時，當地流行一種“穴位強刺激療法”，即在肩胛、股肱主要的穴位打上麻藥，用刀子割開，用紗布包著主干神經，“像和餃子餡一樣攪”。麻藥失效，曹文英痛得死去活來。她不喊，心里想著治好病，就能和同齡的孩子一樣上學去。劇痛之下肢體出現應激反應，一度讓家人驚喜，但是最終收效甚微。
輾轉幾家醫院后，和曹文英同一個院子長大的伙伴都上了學，喜好文學的曹文英胳膊依然舉不起來。妹妹的雙腿也無法動彈。
沒法去上學，姐妹倆就查字典認字，讀哥哥的課本自學，在家里合寫文章投稿。后來，她們的作品發表在當地報紙上，許多人寫信來交流。一個殘疾小伙子講述自己的女朋友家庭無法接受他，信的末尾寫著：“3天內收不到你們的回信，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在拆閱信件時，信已經寄來一星期了，曹文英和妹妹趕忙回復，然而過了不久，這個小伙子的家人回信說他已經自殺了。
這件事極大地觸動了曹文英姐妹倆，她們心想，“如果有部電話機就好了”。提出這個想法后，父母覺得“只要她們能開心”，掏了3600元，接來一根電話線，從此曹文英開始了在電話機旁長達19年的堅守。
出乎意料的是，打電話來咨詢的人不少。一部白色的老式電話機在她們的枕頭旁邊擺著，鈴聲一響，妹妹曹文君馬上拿起電話接聽。曹文英和曹文君一個管白天，一個管黑夜。“這個熱線給了我們一扇了解世界、了解社會的窗口，讓我們明白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幸的人，比我們還不幸。”
給她們打電話的人各種各樣。有工地上干活的年輕小伙，也有大學里的教師。從沒進過一天校園的曹文英擔心，自己沒水平輔導別人。她買來心理學教材苦讀，但是一接電話發現，“要是照著心理學教程就做不了這個。”
2002年，一位男子打電話過來，說自己明天想要自殺。她一下子懵了，又馬上鎮定下來，告訴對方“你如果真的要死，明天也要打電話，告訴我妹妹一聲”，希望用這個方式拖住他。第二天這通電話沒有如約而至。姐妹倆著急，根據對方透露的一些線索，一個單位一個單位打電話去問。對方用的是化名，音信全無。
直到一天晚上，這個男人才再次打電話過來，道歉說那天過后，他就沒再想這件事，直到聽說姐妹倆在找他。
為尋找這個人，曹文英家的電話費花了100多元。有人勸她們不必花這冤枉錢，她一開始也有些氣惱，但轉念一想，如果100多元能換一條生命，值得。
她逐漸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關鍵的秘訣是“看人、看事真要用心。”一些人打來電話就罵罵咧咧、語無倫次，她會好言好語地安撫對方，讓他一點一點講，末了自己再總結，問一句“你想表達的是不是這個意思”。
只要有電話打來，幾小時她都陪著聊。她曾經創下的紀錄是聊了58個小時，對方喋喋不休地說著他朋友的愛情悲劇，曹文英在電話線這邊陪著一起長吁短嘆，只有對方吃飯或者上衛生間時，她才能抽出空隙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妹妹去世后，曹文英沒法自己拿聽筒，就新配了一部手機。要用手機時，她只能像一只布偶一樣被家人擺弄著，右手卡著手機，靠在兩個枕頭上，頭往右傾斜，左手一直舉到額頭上，向外翻轉彎曲，將觸屏筆夾在虎口、頂著屏幕，才能用有限的力氣點觸。要把筆挪到其他位置，曹文英得調動左臉的肌肉，夸張地努著嘴，才能讓觸屏筆前進幾毫米。
即便如此，每當她發現打電話來的人需要更多幫助時，她會主動讓他們加她的微信語音或視頻聊天，并解釋說“這樣就不會浪費你的電話費了”。
“生命熱線”開通以來，她從沒收過一分錢。有人冷嘲熱諷地說，“只有傻子才不要錢”。在她看來，“正是因為我不收費，才會有那么多的電話。實際上真正需要幫的恰恰就是這些人。”
19年來，咨詢者換了一撥兒又一撥兒，在他們身上，曹文英感覺自己見證了社會的變化。他們問的問題越來越多，要求也越來越高。以往曹文英堅持“不給他們做主，只是給一個建議。”但是現在在電話里，急躁的成年人會大聲嚷嚷著“你就告訴我，我到底該怎么做”，渴望得到一個現成的答案。
更多的時候她接受的都是情感問題咨詢。原先曹文英覺得學歷高的人很聰明，一點就透，現在發現他們根本不動腦筋，沒有一點耐心。“他們太缺乏溝通，跟別人說話滔滔不絕的，可是為什么對著最親近的人沒話說?”她覺得奇怪。
有的人解決了問題就銷聲匿跡，再無音訊。有的人成了她的朋友，時不時來看望她。新的電話依然源源不斷。
曹文英也能夠理解這些人的心情，“我作為殘疾人，社會對我沒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作為健全人，上有老下有小，他們要面對的是整個世界”。
“生命熱線”出名后，曹文英被人叫做“四川張海迪”，她不愿意。1983年，張海迪的事跡在全國傳播。當時，20歲出頭的曹文英留著長發，被人挖苦：“其他不像張海迪，外表倒是挺像。”張海迪給她帶來動力，更是巨大的壓力。
那時她性格內向、擰巴，不愿說話，心里氣得不行。“張海迪癱瘓后下身一點知覺都沒有，我雖然不能動，但神經都是好的。”用她的話來說，“一根頭發絲拂過皮膚”都能感覺到。夏天是最難熬的，蚊子在腿上猛吸著血，她只能盯著它，喊母親過來趕跑。
如今，曹文英把“生命熱線”當成了自己的事業，她更有底氣說，“我就是曹文英”。因為“張海迪做到的事我沒有做到，我做到的事張海迪也沒做，你不能把兩件事扯到一起。”
“我是沒辦法，如果我手腳健全，一定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
沒進校園念過書成了她耿耿于懷的事。但她覺得“有了這個熱線，我們知道了我們的價值所在，知道了我們的能力，才知道我們不是一個廢人，一個沒有用的人，不是社會的包袱，也不是父母的累贅。”
曹文英還通過電話結識了現在的丈夫姚雙全，他童年家庭不幸，出門打工又遭欺負，在收音機中聽到了曹文英的生命熱線，打電話來咨詢。當時曹文英追求者眾多，但是她看中姚雙全支持她繼續自己“生命熱線”的事業，決定嫁給他。
依靠60歲的丈夫抱著背著，曹文英才能挪出那張小床。但這一過程也顯得驚心動魄。盡管她的體重現在只有七八十斤重，但丈夫姚雙全告訴記者，“不像抱一件70斤重的東西”，如果重心控制不得當，曹文英就有可能一下子栽到地上。
丈夫去上班的時間里，她即使接電話講到嘴角泛起白沫，也不肯喝一口水，“怕解手”。現在，她內心的全部擔憂是，丈夫今年就要退休，家中的全部開支只靠老父親的退休工資難以維系，但若丈夫再找一份全日制工作，她的處境將更加困難。
她還是無法放棄生命熱線。她發誓，“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天，我的生命熱線就會存在一天”。
一位曾經得到過她幫助的中年男子，說起“曹老師”滿是欽佩。他去看過曹文英，佩服她比許多健康的人更“看得開”。在曹文英看來，“我幫他們不覺得虧了，我在他們身上學到了許多我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我失去的東西遠遠不如我得到的多。”
她承認，19年前，她并沒有今天那么豁達。年輕的時候，她不是沒想到過死，但是她絕望地發現自己“連自殺的能力都沒有”。開通生命熱線后，這個念頭漸漸消失了，她發現自己更多琢磨的是怎么把別人從死亡邊緣拉回來。
她說自己還有很多夢想沒有實現。她想去看海，想帶90歲的父母親回趟老家。命運從未給她和家人一天喘息的機會。
她始終記得自己第一次出遠門的情形。那是1991年，河北唐山老家親戚來信，邀請他們回故鄉看看。曹文英和妹妹坐著火車，顛簸了兩天兩夜，一路往北回到家鄉。小侄女推著她們的輪椅，在田埂上跑得飛快，采下路邊的野花灑在她們身上，她們把花兒帶回家，仔仔細細地插在窗臺上的花瓶里。
一天黃昏時分，她看到遠處地平線上，一輪巨大的紅日滾滾墜地，夕照潑灑在綠浪一樣的田野上，天地寂靜，田野廣闊，青煙裊裊上升。她第一次感覺到在自然面前，自己的痛苦不值一提。
那一刻，她和命運和解，暗暗地想：“人早晚要死，但是應該順其自然，不要自己去結束。每個人來到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價值，如果我們一天天消沉下去，就是白來到世界上一趟。”(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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