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我們的全部事業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都根植于這個最本質特征和最大優勢。回望黨的百余年奮斗歷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扭轉近代以后的歷史命運、取得今天的偉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正如毛澤東同志曾指出的：“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不僅堅持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同時加強了對抗日根據地的全面領導，在如何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上積累了重要的經驗。
堅持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適應國內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形勢，實現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轉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當務之急。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敵人，抗戰是全民族的共同事業，這就表明這個統一戰線有著極大的廣泛性，也意味著統一戰線內部不可避免會出現領導權之爭。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策略方針提出之初，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提出全黨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在統一戰線中發揮領導作用。他指出：“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為堅強的臺柱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頁）。全民族抗戰即將爆發前夕，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又提醒全黨：“依現時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這種情況，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1~262頁）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使命擔當和政治自覺。
當時，毛澤東、張聞天同志十分關注如何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獨立性和取得抗戰領導權問題。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中央及各部門負責人會議，討論平津失陷后的形勢與黨的任務。張聞天同志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要求“提出我黨獨立的積極的主張，提出保障抗戰勝利的辦法，來號召與團結全國群眾，迫使蔣（即蔣介石）走向我們方面，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張聞天文集》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頁）。毛澤東同志在講話中也認為，“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必須保持獨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揮紅軍的長處，集團的作戰是不行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開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所作的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現在統一戰線正在成熟中，但國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獨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立問題兩方面”（《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頁）。張聞天同志在報告中也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戰是一個持久的戰爭，中共應起決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戰中取得領導權時，抗戰勝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戰勝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國的任務！”（《張聞天文集》第二卷，第349頁）明確提出黨必須在抗戰中掌握領導權。
這年11月，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王明回國后，教條式地對待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指示，照搬一些歐洲國家共產黨建立人民陣線的經驗，在隨后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提出要“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主張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與國民黨軍隊“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實際上放棄獨立自主原則和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由于王明將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意見和他個人的主張糅合在一起，一時在黨內造成了不良影響。
事實證明，在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的情況下，如果一切經過和服從統一戰線，就等于一切經過和服從國民黨，這就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腳。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都特地提出必須堅持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和黨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同志在全會所作的總結中明確表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張聞天同志在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也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兩黨合作是不平等的，國民黨是大黨，共產黨是比較小的黨。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也比它的小，這就必須在統一戰線中保持黨的獨立性，反對投降主義的傾向。這次全會糾正了黨內一段時間存在的統一戰線中放棄獨立自主的右傾錯誤，從此，堅持統一戰線領導權和抗戰領導權成為全黨的自覺。
加強黨對抗日根據地的全面領導
全民族抗戰開始后，八路軍、新四軍開赴敵后，配合地方黨組織創建一塊塊抗日根據地。隨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政權組織和各種群眾組織相繼建立。當時，由于國共合作的特殊背景，加之各抗日根據地長期處于被日偽分割包圍的狀態，因而一段時間在某些地區，還存在“統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齊，各自為政，軍隊尊重地方黨、地方政權的精神不夠，黨政不分，政權中黨員干部對于黨的領導鬧獨立性，黨員包辦民眾團體，本位主義，門戶之見等等”問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頁）。與此同時，由于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中強調實行“三三制”原則，即規定政府和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能占三分之一，非黨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占三分之一，這在當時對于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人由此片面地認為“在有政權的地區里，只要黨有正確的政策，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那里有沒有黨員和黨的組織，那里政權中多幾個黨員或少幾個黨員，都是無關重要的”（《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頁）。這在一些根據地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各種組織各自為政的現象，影響到黨的領導作用的發揮。
為了克服上述問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明確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因此，確定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局、分局）及各級黨委（區黨委、地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中央代表機關及區黨委地委的決議、決定或指示，下級黨委及同級政府黨團，軍隊軍政委員會，軍隊政治部及民眾團體黨團及黨員，均須無條件的執行。”（《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冊，第423頁、第428頁）這就明確了黨與軍隊、政府及其他組織的關系，進一步確立了黨領導一切的基本原則。
在抗日根據地加強黨的領導，如何處理與政府、軍隊及其他各種組織之間的關系？1942年12月，劉少奇同志在晉西北干部會議上指出：“黨、政、軍、民關系要區別清楚，同時又應該相互很巧妙地結合。是巧妙的結合，而不是混合。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不是取消各種組織。”（《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頁）這就是各個組織要在自覺接受黨的領導這個大原則下，發揮各自的特長，各司其責。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根據地加強黨的領導的精神，各抗日根據地進一步厘清了黨、政、軍、群等各種組織之間的關系，加強了黨對各項工作的領導，“黨領導一切”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
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指出：“三次革命（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的經驗，尤其是抗日戰爭的經驗，給了我們和中國人民這樣一種信心：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97~1098頁）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領導地位，是黨的性質所決定，這是因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于自己的事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83~184頁）。歸根到底，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是工人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人數都少，人數多的是農民、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其中人數又以農民為最多，農民占了當時全國總人口的80%以上，不但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而且黨的領導也主要是實現對農民階級的領導。由于“中國沒有單獨代表農民的政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沒有堅決的土地綱領，因此，只有制定和執行了堅決的土地綱領、為農民利益而認真奮斗、因而獲得最廣大農民群眾作為自己偉大同盟軍的中國共產黨，成了農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領導者。”（《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75頁）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組織、團體有一個本質的不同，那就是除了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能夠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從而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所指出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我們黨堅決實行了對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甚至于對地主的領導權。在我們解放區搞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著我們走。由于堅決實行了這樣一個領導權，我們發展了軍隊、解放區和我們的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頁）
實現領導權離不開“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夕，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怎樣實現中國共產黨對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的四條原則：第一，是根據歷史發展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及相應的動員口號，以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第二，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共產黨應該以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于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要求去實現的。這些要求是保證自己的政治領導的基礎，也就是使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破壞的基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62~263頁）。
1939年9月，毛澤東同志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斯諾問：“共產黨認為自己是居于中國工人農民的主要領導地位的。除開對邊區農民的領導，以及對含有一些無產階級成分的紅軍的領導，共產黨在實際上如何確定其對于整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同志回答說：“所謂共產黨對工農的領導，可以分為政治上的領導與組織上的領導兩方面。像在陜甘寧邊區和在華北八路軍的游擊區，這些地方的工人農民，共產黨不但在政治上領導著，而且組織上也領導了。其他區域，在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農民，凡是贊成共產黨的主張，他們就是接受了共產黨的政治上的領導，如果已經組織起來了，那末，也已有了組織上的領導。”（《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244~245頁）
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上實行“三三制”原則，根據地政權具有統一戰線性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黨的領導？1940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中明確提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742頁）1943年8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又指出：“所以要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必須要有共產黨的領導。”“領導權不是向人能要來的，更不是強迫就能實現的，而是要在實際利益上、在群眾的政治經驗上，使群眾懂得哪一個黨好，跟哪一個黨走他們才有出路，這樣來實現的。”這些都表明，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必須制定正確的政策與策略，必須在與同盟者反對共同的敵人中取得勝利，使被領導者覺得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有前途與希望，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初心和使命，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能夠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從延安時期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歷程中，我們能夠不斷獲得歷史的啟示。
（作者：羅平漢，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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