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深沉的憂患意識驅動下，在全黨范圍內進行了深入持久的自我革命，革除了阻礙黨發展進步的不利因素，培育了促進黨向好向上發展的進步火種，既推動了黨的鞏固發展，又為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總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的經驗，對新時代把黨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以黨的自我革命來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望聞問切，直擊要害。自我革命，刀刃向內，找準毒瘤，向黨內頑瘴痼疾開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日益突出。中國共產黨意識到黨的自我革命已提上歷史日程，對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必須進行深刻反省，刻不容緩。黨中央在多次開會討論，并多方聽取根據地、軍隊等反映問題的意見后，以文件形式一再公開痛陳黨自身存在諸多毒瘤要去除，包括政治上要去除不服從中央領導的自由主義和兩面態度；組織上要去除反對集中領導的獨立主義和宗派主義；紀律上要去除不遵守“四個服從”的分散主義；思想上要去除非無產階級化的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意識形態上要肅清“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歷史遺毒；作風上要去除不密切聯系群眾和實際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等等。歸根到底，毛澤東、劉少奇等指出這些表面毒瘤實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應。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頁）。正是因為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地主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非無產階級的種種不良傾向滲透到黨內，會腐蝕黨的肌體，危及黨的生存，因而及時地將這些毒瘤去掉，是黨進行自我革命的直接目的。認清當時的國情、黨情，是延安時期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基本依據。
對癥下藥，勇除沉疴。革命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同時又是解決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主要途徑和手段。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是自身存在的問題與黨發展壯大之間矛盾激化的產物，需要解決的矛盾主要方面是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即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黨的腐蝕破壞問題。這一問題的形成非一朝一夕，要解決這些沉疴痼疾，非抽絲剝繭、對癥下藥不可。綜合起來，延安時期我們黨采取了層層遞進和聯防聯治的路徑革除自身存在的問題。政治上，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建設，強調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組織上，反對宗派主義、分散主義行徑，清理不合格黨員；思想上，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用無產階級思想占領黨員思想陣地，去除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同時加強制度建設，將克服非無產階級傾向的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等建設中。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目的是為了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做到既治病又救人。中國共產黨從自我革命的性質出發采取科學應對措施，是延安時期黨進行自我革命的有效路徑。
改進作風，錘煉黨性。延安時期黨的自我革命具有兩重內涵，一是推動黨發生全方位的發展變化，二是推動黨員個體的進步發展。兩者具有互相促進的作用，黨員個體加強黨性修養與作風建設是延安時期進行自我革命的突出重點，也是切實付諸實踐的具體行動。為促使共產黨員從表到里都實現無產階級化，黨著重從三個方面引導黨員的自我革命。首先，要求共產黨員切實進行調查研究，打破主觀主義的思想囚籠，努力嘗試將理論與實際統一起來分析現實問題和解決現實問題，成為徹底的唯物論者。其次，要求共產黨員切實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對自己的錯誤要徹底清算，“不要掩蓋，不要怕揭發自己的錯誤”（《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628頁）。最后，提倡共產黨員密切聯系群眾，切實做人民群眾的服務者。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行動促進思想的進步，延安時期黨以調查研究為切入口，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武器，以密切聯系群眾為日常依托，引導黨員既進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又進行行動上的自我革命，并采取科學的方式促進黨員磨礪心志、純潔黨性，最終促使黨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做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大大改變了黨員的精神面貌和執行力。
革故鼎新，內外兼修。馬克思主義認為，內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條件。為推動自我革命取得更好效果，延安時期黨在進行自我革命的過程中，也在推動社會革命，而且非常注重兩者之間的互動融合，從而加速和提升了黨的自我革命的進程與效果。政治上，政府機構組成實行“三三制”，加強了黨外人士的民主監督，有利于督促相關人員改正缺點和提升自我素質；經濟上，減租減息、實行土地改革、扶助工人，切實為人民群眾謀福利，同時又發動黨員參與度極高的大生產運動，拉近了黨員與人民群眾及生產實際之間的距離，培養了黨員的人民情懷；文化上，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頁）的文化內容和文化形式，代之以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引導共產黨員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軍事上，實行精兵簡政，既減輕了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又轉變了黨員干部的思想觀念和作風，“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延安時期的社會革命帶動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轉變，也為黨進行自我革命提供了有利條件，加上黨自我革命的自覺性、系統性，內外發力促使黨更加成為內外兼修的先進政黨，如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指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頁）。不斷進行自我革命，并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作者：覃采萍，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中心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張聞天黨性修養的理論與實踐研究〔16BDJ047〕”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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