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眾所周知，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并非誕生于發展中國家，而是在西方發達國家萌發、發展并逐漸走向成熟的。這一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取向：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俯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提出從落后走向發達的各種發展戰略。早期的結構主義分析思路和后來的新古典主義分析思路，都持這種研究心態，區別在于，前者基于發展中國家市場發育不完善的事實，強調以非常規的方式“追趕”發達國家，后者則強調“政府失靈”，主張遵循市場之道來向發達國家趨同。
然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并非來自于對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模仿或趨同，而是基于本國國情，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這一事實促使發展經濟學開始真正植根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探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實踐對發展經濟學產生重要啟示
伴隨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翻譯、引進了大量國外的學術著作和學說，其中就包括發展經濟學。
1979年，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在北京大學舉辦“國外經濟學講座”，范家驤、陶大鏞和張培剛介紹了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經典理論；1981年譚崇臺發表了第一篇評介發展經濟學的論文；1985年，譚崇臺撰寫的《發展經濟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系統介紹西方發展經濟理論的著作。自此，發展經濟學在我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今天常見于大眾傳媒、為普通百姓耳熟能詳的一些經濟學概念如二元經濟、剩余勞動力、人口流動、劉易斯拐點、貧困陷阱、增長極、主導產業、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庫茲涅茨曲線、進口替代、出口鼓勵，等等，最初都是來自于這一時期引入的發展經濟學著作和教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圍繞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應用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進展。可以說，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同時也是結合中國國情對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探索的過程。
比如，針對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西方一些新自由主義者曾提出一系列結構調整措施，形成了“華盛頓共識”，認為發展中國家只有通過快速私有化形成自由市場經濟，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20世紀80年代末，一些轉型國家采取“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處方，以激進的、休克式的方式向市場經濟轉型。然而，無論是貫徹“華盛頓共識”最徹底的拉美國家，還是俄羅斯等轉型國家，除少數維持了基本的經濟增速外，大部分國家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場經濟體制，既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走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有效抑制了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總體上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
中國的改革實踐告訴人們，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育過程中，需要政府的力量，市場與政府可以互補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不只是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這給發展經濟學帶來了重要啟示：揚棄新古典主義超越時空的純經濟分析，把制度變遷納入研究視野，將政治、文化、制度等非經濟因素內生化，全方位研究經濟發展問題。
什么樣的研究才具有發展經濟學的意義
要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增強原創性的研究，首先要解決一個認識論問題，即什么樣的研究才具有發展經濟學的意義？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如何認識這些成就并作出理論闡釋，不同學者持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但絕大多數的研究都存在這樣一種傾向：把中國發展的經驗事實放置到一般經濟學（general economics）的分析框架之下，以一般經濟學（而非發展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觀察和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一般經濟學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一般特征，揭示發達經濟體和不發達經濟體共同遵循的普遍規律。在一般經濟學的分析空間中，經濟主體為各自目標函數的最優化而相互作用，最終達到系統中各方力量的均衡狀態。如果遇到外部沖擊，經濟系統要么在均衡附近波動并重新回到原來的均衡狀態，要么轉向另一種均衡。問題是，一個經濟體所實現的均衡，在客觀上往往不是唯一的，在主觀上也不一定是合意的。比如，不發達經濟體的低水平均衡就是一種均衡狀態，但卻是人們極力想擺脫、試圖努力打破的均衡。
與經濟增長這種量變相比，經濟發展是一種質變，它意味著新模式、新結構的涌現，表現為經濟系統由遠離均衡逐漸向均衡逼近、由較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躍遷。如果經濟發展完全是一個自然現象，那么，我們要做的就是了解這個過程，順其自然。但是，現實世界長期存在著不發達國家的事實告訴我們，經濟發展進程中新均衡的涌現、躍遷并非必然地、自動地發生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很難啟動這個過程，或者長期在這個過程的某個階段停滯不前，一般經濟學對此并沒有作出有效解釋。正因如此，發展經濟學得以產生。有別于一般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需要在理論上解析、再現、推演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這種新均衡涌現、躍遷的過程，并形成推動這個躍遷過程的發展方略。
因此，雖然可以在一般經濟學的思維框架中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但都不具有發展經濟學的意義。發展經濟學應該思考的是：與那些同樣具備這類因素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為什么是中國？筆者認為，只有那些關于經濟發展過程的“發生學”研究，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研究。
值得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三個關鍵內容
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定出現在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存在缺陷或盲區、需要完善的地方。70年來，中國由一個農業國初步轉變為工業國，從一個落后的低收入國家穩健跨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一偉大的經濟實踐能夠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貢獻什么樣的中國智慧？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關鍵內容，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提煉。
1.發展動力的激勵機制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阿德爾曼（Adel man）所批評的那樣，發展經濟學家們總是直觀地為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尋找各種各樣單一的原因，并由此尋求一種單一的解決辦法，形成“理論拼盤”。筆者認為，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難以形成有邏輯聯系的整體，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較少關注微觀經濟主體及其經濟行為，缺乏微觀分析基礎。社會經濟活動是微觀層面人的經濟行為的宏觀呈現。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羅認為，任何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的理論，都必須對處于特定社會環境之中、在一定的社會變量影響下的經濟主體行為做出合理的解釋，或者在邏輯上與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合理解釋相一致。
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是由人推動的，而人的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因此，發展經濟學雖然研究宏觀層面的經濟發展，但必須深入到微觀層面，尋找到激勵經濟主體謀求發展的動力機制，從此推演發展過程，構造具有邏輯聯系的理論體系。新中國70年的經濟實踐說明，以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勵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至關重要：培育市場經濟，需要通過產權明晰、自主決策來激勵經濟行為主體；推動改革，需要激勵制度設計與實施的主體。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政府部門中的地方財政分權等，都是關于激勵的制度安排。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之所以成效顯著，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制度變遷對微觀經濟主體產生了激勵，激勵人們產生了努力工作、不斷創新的動機，并且根據不同階段的發展任務，在不同社會環境下找到了激勵相容、持續發展的機制。這一促進經濟發展的微觀動力源泉，應該成為建構發展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
2.經濟發展的韌勁
發展中國家從貧窮落后的基礎實現經濟起飛，不僅需要發展要素的積累與投入，需要發展動力的激勵，需要發展條件和環境的改善，還需要抗御風險、駕馭不確定性的穩定發展能力，或稱發展韌勁。這是發展經濟學迄今為止沒有研究過的盲區，這大概與經濟學中存在短期與長期的理論分野不無關系。在現代經濟學視野中，經濟不確定性、風險、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經濟危機等都屬于短期問題，而經濟增長、結構變遷等屬于長期問題。關注發展中國家長期經濟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忽略不確定性、風險、波動等短期問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現實中，短期問題很可能會影響長期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依賴程度的加深，經濟不確定性不僅影響一國國內的宏觀經濟運行，還會蔓延至其他國家，產生相互強化的負向外溢效應。與市場經濟成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抗御風險的能力較差，經濟發展的過程很容易受內生的不確定性和外生沖擊所干擾，甚至因為金融危機、政治危機和文化宗教沖突而中斷。世界上已經發生的歷次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即使原發地不是發展中國家，傷害最重的都是發展中國家。
雖然不確定性和經濟波動是短期的，但是抗御風險、駕馭波動的能力或者說發展韌勁，卻是長期性的。這是一個謀求經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應該納入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議題。
新中國70年經濟實踐能夠奉獻給發展經濟學做研究案例的特征事實，除了高速增長之外，還有面對經濟不確定性與風險所展現出來的經濟發展韌勁。無論在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中，還是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保持40年高速增長而不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但中國能夠做到，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或金融危機。不僅如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危急時刻，中國甚至擔當了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角色。其實，改革開放以來，國際上一直都有唱衰中國的聲音，但中國經濟發展始終一枝獨秀。近年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盡管面臨很大的下行壓力，但過去五年的年均增速仍然超過7%，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多，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2%，這個速度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最快的。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中國經濟始終穩步發展，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主要動力源。這就是中國的發展韌勁。
中國的發展韌勁不僅表現為面對外部沖擊時具有廣闊的回旋空間，還表現在遇到內生于體系內部的經濟問題時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和縱深調整空間，面對困難應對風險時經濟體系具有協調一致的行動能力。發展韌勁作為一種長期的發展能力，只有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經濟治理體系中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3.經濟結構變遷的內生性
發展意味著變化，但并不是所有的變化都可稱之為發展。經濟發展表現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與之相應的經濟結構變遷。發展經濟學特別關注結構變遷，這是它不同于一般經濟學的研究特色：一般經濟學很少涉及經濟結構，即使涉及，也只是把結構變遷看作經濟系統自然發生的過程；發展經濟學則關注不發達經濟體的結構失衡、結構剛性，解析結構剛性的形成機理，探究矯正結構失衡、促進合意的結構變遷的可能路徑。不過，在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發展中國家合意的經濟結構都被認為是外生性的，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為樣板而加之于發展中國家的。
新中國70年的經濟實踐表明，經濟結構及其變遷是內生于經濟增長過程的，它是由資源稟賦結構、需求結構以及技術進步共同決定的，并且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會隨著稟賦結構、需求結構和技術進步的變化而變化。如果超越發展階段，脫離特定的稟賦結構、需求結構和技術進步而外在地造就某種經濟結構，就會造成經濟體的扭曲，導致經濟績效低下、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從而背離經濟發展的初衷。
結 語
任何重大的社會實踐都蘊含著重大的理論創新。新中國70年來經濟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給了我們信心和力量，今天的中國再次來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關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制度創新調整經濟結構，釋放活力、激發潛力，實現經濟動力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向高收入階段攀升……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的經濟實踐，將為發展中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提供中國方案，為發展經濟學的創新貢獻中國智慧。這也意味著，從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事實中探尋發展的邏輯，從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故事中凝練具有普遍意義的發展理論，將會把發展經濟學從由貧變富的發展理論，進一步拓展為由富變強的發展理論，從而開啟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嶄新一頁。
（作者：葉初升，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3JJD790020〕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