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天下”意識是中華文明長期延續的觀念基礎。這一思想的形成，不僅與傳統的道德觀念有關，也與古代中國的地理環境以及獨特的生產方式有關，是歷史發展的邏輯使然。今天回顧“家國天下”意識的形成，能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供一定的經驗參考與借鑒。
“家國同構”觀念的歷史淵源
在儒家的思想結構中，禮樂教化為其根本，“家國天下”的道德觀念即是以此為生根之處。荀子在《王制》中指出，“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教化是通過對人的身心予以規范，在持久的作用下，使外在的道德指令轉化為內在的知行范式，從而起到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以達到長治久安。
與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國相比，中國的特點是幅員遼闊，邊境線很長，民族、地理、文化多樣，使得中國的治理難度極高。然而，中國自三代以來便以“四土”“天下”為聲教范圍，這對于早期國家而言，實現起來尤為不易，這決定了古代中國的國家建構不能完全依賴政治與法律，還需要輔以德治。三代德治以文武、周公之政為集大成，儒家將之視作禮樂教化的淵藪，并以之為王政典范來喻教歷代君王。西周將王畿之地之外的廣闊地域分封給同姓或功臣，讓諸侯管理封地。隨之而來，如何約束諸侯等社會管理層，便成為西周朝廷面臨的關鍵問題。西周的解決方案是以宗法制來維系分封制，通過宗族認同以培育政治認同。禮樂教化的中心任務實際上是通過宗族認同以培育政治認同。
西周的國家與社會具有同構性。從國家制度來看，施行的是分封制；從社會制度來看，施行的則是宗法制。家國同構決定了政治關系實質上是由血緣關系來確立的，傳統儒家以“君父—臣子”來表達這種關系。由此在社會意識領域中，孝、忠合一，這成為“家國同構”的觀念形態。儒家普遍相信用以規范家國同構關系的是周禮。雖然現存禮書的文本形成脈絡十分復雜，但是西周以禮制規范貴族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史實則為真。周禮的基本精神是“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西周推行禮樂教化，并非是政治權力運用中的權宜之計，而是基本國策。禮樂精神一經確立，這種以內制外、以德化民的做法便成為歷代統治者遵奉的治國經典。源于早期國家家國同構關系的倫理觀也成為傳統中國的重要價值觀念。即便秦以后社會結構有了很大變化——分封制改為郡縣制，貴族制變為官僚制，但早期中國宗法制意義上的家國天下的倫理觀經抽象揚棄后，以“修齊治平”德目成為中國人的人生信念與精神追求。
從“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到“家國天下”的精神結構
周秦之后“家國天下”觀念之所以仍然能夠流傳后世，與歷朝歷代的德治國策有關。在長達兩千年的實踐中，德治的形式日益廣泛，既有顯性的系統化程序，如朝廷規定教育、選士制度，也有“潤物細無聲”式的滲透影響，社會共識由此而凝聚，社會風氣也由此而改變。
德性教育始于春秋時代的私學。漢代五經博士的設立和官學教育，進一步從制度上保證了德性教育的延續。而隋唐以降施行的科舉制打破了門閥士族對政治與教育的壟斷，寒門士子亦有資格躋身于官僚隊伍。這一改變不僅是王朝統治基礎的擴大問題，更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再次同構。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與明代東林書院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即是對科舉時代士人精神領域中家國同構意識的真實表達。在制度設計中，科舉所選之士為認同儒家仁德觀念并以天下為己任者，躬行儒家教化。在這一過程中，德治既依托于文化、教育制度，同時也內置于政治領域，政治倫理化與倫理政治化由此相向發生。
在“潤物細無聲”式的以德化民這方面，儒家所發揮的作用不可小視。家國同構的觀念被儒家進行了內在性的轉化。其所進行的話語轉換，首先是道德主體的轉換。《論語·學而》篇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人們在家庭倫理中感受到的親情血緣之愛，成為對他人之愛的起點，進而成為社會責任感與入世精神的基礎。
儒家學說肯定人內心的自然情感，故以類似于自然秩序的差序結構理解倫理關系。儒家以基于血緣的親情之愛為基礎，從自然的血緣之愛推廣擴大為更大的倫理關系，建構有差等的愛。家族觀念成為倫理觀念的根基所在，孝悌忠恕愛敬，無一不是筑基于家族觀念。但儒家的精神追求又要超越自然秩序，以己推人、由近及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終發展為“民胞物與”的精神自覺與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將基于自然血緣之愛升格為對天下的責任意識，是儒家作出的重大思想貢獻。
德治思想主導地位的確立與儒家“道統”說之形成的關系甚大。道統與政統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從儒家內部派系關系來看，道統的意義在于統一儒家思想。從道統論的思想形態與價值主張來看，它兼收并蓄了中國化的佛教思想與諸子之優長，為國家灌注了精神氣質，確立了核心價值觀念。
正因德治主張以天道為依歸，其施行則以天下為范圍。在儒家話語中，天下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空間，其建構準則即政治倫理秩序與文化思想規范，儒家的責任即通過教化將天下文明化。儒家的這一主張與秦漢以后中國的國家結構暗合。傳統中國雖以農耕區為核心區，但亦囊括游牧區。國家治理的一大難題便是調節不同經濟形態的關系，將具有不同生計的族群納入統一的治理體系中。教化天下的意識正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導。可見，德治教化關乎天下的長治久安。
“家國天下”傳統的現代意義
儒家文化體系中的“家國天下”意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體，社會形態、家庭結構、價值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盡管如此，汲取家國天下意識傳統并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命脈作用，他指出：“把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統一起來，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尊嚴感、榮譽感。”“家國天下”意識作為積極的入世精神，將個人發展的訴求與社會進步的訴求結合在一起，基于這一道德自覺，社會成員才具有了責任擔當、價值共識。
首先，在今天，家作為基本情感紐帶對我們依然具有重要的意義，應弘揚傳統孝道，強化紐帶和責任意識。家族觀念基于血緣的原初信賴關系，安土重遷的中國農耕文明進一步充實了家族的機能。人倫情感亦因血緣而來，在情感依托的層面上，家的意義超越任何經濟的成本—收益分析。現代社會主張的公共精神與家庭倫理的建設并不矛盾。正如搬用熟人社會的倫理原則到陌生人社會是不合理的，反過來將陌生人社會的規則搬用到家庭也是不合理的。關鍵是如何能夠在不同的關系當中正確切換。在現代化生產和協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與私人領域，弘揚孝悌之道，忠恕相待，愛敬相與。這要求對家庭倫理和孝道進行理性的闡發和合理的引導，使得家庭倫理與公共理性彼此呼應。
其次，“家國天下”意識是現代中國倫理的重要維度，它既連接傳統的修齊治平，也連接社會、民族國家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家與國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會的細胞，國是維護家的外部屏障，家國的良性互動與發展有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穩定與協調。儒家家國天下的教化傳統歷史地塑造了中國人的內在人格與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齊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內化為熱愛祖國與家園的擔當精神。在今天，心懷家國天下便是個體對國家和人民的熱愛與憂患意識，是主動追求民族統一、國富民強的精神，也是國家認同感和責任意識的來源。
最后，支撐和實現“家國天下”精神的是仁愛的“生生”之德。中國人內心的“天人合德”實際指向更為廣闊的世界中的相生相與，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規律和人世倫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愛原則也是動態原則，原始儒家主張根據內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轉化中主張“窮達以時”“與時偕行”。宋儒也以“生生”釋“仁”，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疇與《易》之“生生”相結合，使仁升格為表示天人合一的本體范疇，把“相生”當作自然萬物蘊含的內在目的。仁愛原則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則，這在倫理意識上表現為中正平和、誠實無欺、敬愛相與，雖有競爭，但在競爭中能夠冷靜達觀、互利互惠，實現“里仁”之美，建構互助型社會。
由此可見，儒家教化傳統中的“家國天下”意識體現了傳統時期的“中國智慧”。它成為“大一統”的重要思想基礎與施政方針。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傳統的“家國同構”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義，從社會結構升華為精神結構，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時代已變，儒家教化論內秉的優秀文化部分也將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家國天下”意識，以其溫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僅能為個體生命提供精神關懷，而且有助于維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積極的精神動力，值得我們倍加珍惜和大力弘揚。
（作者：金香花，系遼寧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