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雷鋒》封面
黃亞洲
二〇一〇年一月一日，我的長篇小說《雷鋒》由華夏出版社出版。二〇一〇年七月九日上午，我參觀了民辦的“杭州雷鋒紀念館”，聽了“平民英雄”馬水泉館長的介紹，感觸良多。
現在，我仍舊重復當時思考的話題：雷鋒兩字，今天還值不值得說？雷鋒精神，在今天還有多大的市場？有關雷鋒的文學作品，今天還值不值得寫？
我想簡要回顧一下我近年創作有關雷鋒題材作品的過程，這有助于我闡明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
聽說我要撰寫《雷鋒》長篇小說和電視劇本，贊成者眾多，反對者也不少。
贊成者說，你寫別的題材，很可能是短暫的，時過境遷。但“雷鋒”是個好題材，不論多長時間過去，你筆下的這個小說人物“雷鋒”，可能會很經典地留在這個世界上。
反對的，大約是三種情況：一是說不好寫，二是說不能寫，三是說不應該寫。說不好寫的，完全是出于好意。說雷鋒怎么寫？小說幾十萬字，電視劇幾十集。他就那么一個平凡的人，做著很多瑣碎的好事，今天做一點，明天做一點，在每個崗位上，在每個不同的地域，平平凡凡，但是特別驚天動地的有嗎？沒有。當然雷鋒也從水里拉過人，從火海里搶過人，但是這個都是當時的集體行為，他是參與者。他個人做過什么驚天動地千鈞一發的事？好像不多。大量的是幫助別人。這個怎么寫？大家怎么看？今天看一集電視劇，明天還能夠回到這個頻道上嗎？除了這些，你又不能杜撰其他的什么東西，所以說，你最好不要寫。還有長篇小說，幾十萬字，你寫個一兩萬字，兩三萬字差不多了。你寫幾十萬字，又怎么寫？人家有耐心看下去嗎？我明白，說不好寫的朋友，是好意，就是要你下筆慎重。
另一種說法呢，就是不能寫。時代變遷了，你沒法寫。現在全社會的價值觀念已經多元化，你現在強調雷鋒大公無私、不講價錢、聽組織的話，條件再差都該去，這樣的榜樣可行嗎？這是我們當代青年，或者說是我們這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勞動者形象嗎？再學這樣的“雷鋒”，還怎么要求大家去競爭，去拼搶？職場斗爭、商海沉浮、艱苦創業，在激烈的競爭當中殺出自己的一條血路，逐步建立自己的體系，創造自己的財富，這樣才是對的啊，當代企業精神與雷鋒精神是相悖的啊！老說別人的產品好，老說人家好，說自己不怎么樣，實事求是，你怎么能站得住腳呢？我們的企業家、企業文化，不能要這個，全社會都不能要這個。因此，這樣的“雷鋒”大家肯定不喜歡。另外，雷鋒那時候一個突出的特征，是刻苦學習毛主席著作，他是全軍學“毛著”積極分子，你現在老是反映雷鋒在學毛主席著作，這行不行？也不行啊。關鍵是，時代精神變了，應該要讓他有所“位移”。也就是說，他的價值觀念，不能大公無私了，應該是大公有私，或者是大公小私、先公后私。這樣的話，當代青年才有可能接受其一部分。那么，你能寫這樣的“大公小私”的雷鋒嗎？看來不可以，“實事求是”的創作原則不許可，對雷鋒有感情的老同志也不會許可，因為事實上雷鋒不是這樣。那么，你現在怎么寫？所以不能寫！
還有第三類反對者，屬于比較堅決反對的類型。他們是把雷鋒當做當時的假典型來看的，認為樹雷鋒是人為的，是在那個年代里故意整出來的，假典型、假照片，整個兒是假的事情或者是半真半假的事情。他們也很負責任地給我發來了郵件，給了調查材料。舉個典型的例子，說雷鋒為支援遼陽水災的救災給遼陽市委辦公室寄了一百塊錢。他只說這個，至于后來人家退錢回來了，他就從來不說。在以后他作的好幾場報告當中，明明已經拿到了那退回來的一百塊錢，但就是不提這茬事。還有，照片擺拍的太多，很多照片是假的。白天打著手電筒看“毛選”，哪有白天打手電筒的？他擦的汽車不是他開的那輛嘎斯車，是人家的“解放牌”，假的，等等。意思就是說，不應該寫。
所以，我當時提筆寫雷鋒的時候，就遇上一些不贊同的聲音。
我于是想，雷鋒，在我們的思想領域里，到底應該處于什么位置？他在我們全國人民當中，在我們中華民族當中，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精神符號？當前，這樣的精神符號，還在不在、還能不能閃光？從他身上，我們能夠得到一些對于今天來說有價值的東西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從他身上還能得到很多的精神營養嗎？
從我讀到的材料、自己采訪的材料來看，應該說，雷鋒是一個很可愛的人。年輕、熱情、特別喜歡幫助別人，不求回報，這些的確是事實。并且，他在工作當中，確實不怕吃苦，還能動腦筋，他盡可能地踏踏實實地干一行專一行，這些都是事實。至于說，雷鋒擺拍的照片太多，說雷鋒怎么老是說自己捐錢，不說人家退還錢給他，我覺得，在這點上，我們不要苛求雷鋒，雷鋒年紀那么輕，二十歲才當兵，才入黨，當時對意識形態的宣傳都是有紀律的，他必須聽領導的話。說實在話，我們現在的很多先進事跡報告團、典型報告團，所有講演稿，也是有各級領導把關的，也不是他自己當時想說什么就說什么，這也是事實，這是歷史的局限性。我們不能因為這點，找到一些具體的事例，就拿個放大鏡，說雷鋒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甚至說這典型壓根兒就是假的，不值得我們今天宣傳，這不對。
不然的話，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樹一個標桿，都不能樹一個典型，那不是民族之福。
而雷鋒，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完美的典型。他是歷史的，經典的，成熟的，可靠的。在我看來，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因此，應該寫。
至于擔心不好寫，我想，這確實是個問題，是可能不好寫。如果好寫，雷鋒早該有長篇小說了。
不好寫的題材，我也遇到不少。但是我想，總有一個辦法，可能會寫得比較好看。既然這個人物那么鮮活，在當時那么可愛，精神上有崇高的一面，為什么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里就不能把他比較鮮活地體現出來呢？我們這個時代真的沒有精神追求的內在要求了嗎？這說不通，應該有寫好的可能性存在。
至于最重要的那條擔心，也就是——雷鋒精神，到底能不能寫？現在的社會能汲取多少？他到底是什么內涵？從這個內涵里面我們今天能夠汲取多少？是不是還要無條件宣傳大公無私？要這樣地宣傳雷鋒，到底現實不現實？這樣的雷鋒，有經濟的支撐嗎？他不要養家糊口嗎？他不想致富嗎？他不要在經濟上財富上有所建樹嗎？一天到晚幫助別人，自己怎么活？如果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一團糟的話，他怎么能可持續地成長呢？
當時我參加了各種各樣的研討會，聽很多專家提出了這方面的問題，包括我在北京開的研討會，中宣部的有關同志，還有方方面面的同志都來參加了，大家都探討這個問題，總體看，這個問題還沒有一個特別完整的答案。但是，我已經認識到，雷鋒是我們中國人民的一個精神標桿。這是精神標桿的問題，不僅僅是按照雷鋒的做好事模式，很簡單地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地去學他的那些推個車、打個傘、洗個碗、擦個車、掃個地、拎個包、送人到家，不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情。我們在生活當中，哪怕在創業奮戰的過程當中，我們內心深處，也要持有一份像雷鋒那樣的與人為善、爭取雙贏，三贏，四贏，共贏的想法，我們要有這樣的一種出發點，要存在這么一個心態，不是說我活著你必須要死；不是說我發財了，必須以你的破產為代價為前提，我才能更上一層。不是這樣的。有一類人，還是在想著自己的以及眾人的艱難困苦，想著我怎么能使我們這個可愛的集體、可愛的民族，有一種更好的發展，從而做到能夠比較科學地把自己的發展放在大集體的發展當中。
這是一種境界。
雷鋒在那個年代，的確是大公無私的。我們現在，能強調大公無私嗎？依舊可以強調！這個大公無私，不是說大公無私里面就沒有自己的一點私，沒有私怎么辦，我是作家我要稿費，大家工作都要工資，不然的話我們沒法生活，幾天就得餓死。實際上雷鋒他也掙錢，他把余錢放在儲蓄所里，他支援戰友，支援災區，支援一切應該支援的地方，也就是說，他也必須有這個能力！不能把大公無私理解片面了。
雷鋒甚至也給自己買過一兩件好東西。皮夾克、料子褲，這些都不是問題，都不是大公無私里面的“私”，我們要看到的是，雷鋒在他短暫的二十二年的歲月里，尤其是在翻身以后，他時時處處都想著他周圍的同志，想著他的工廠，想著他的部隊，想著他部隊以外的社會的各界人民。他內心當中，就有這么一種熱愛。
舉個很小的例子，他開軍車，開在路上，有鄉親要搭軍車，按照部隊規矩，不能搭軍車，空車也不能搭，但當時老百姓窮，幾十里山路，不好走，有空車開過來，說我在車廂上站一下，一會兒就到了，多好，雷鋒不會一腳油門就開走，他會跳下車，摸出一些小錢給想搭車的大爺，講明道理，講軍車盡管空著，但部隊有規定，而且坐在后面也不安全，你拿這個錢去買車票吧，前面有個長途汽車站。他會這樣干。他內心中有一種對人民大眾的最自然的同情。他在干這些事情的時候，從來沒有說要記者拍照，沒有讓記者記下來。像他這樣，就是大公無私。我覺得，這就是一種標桿，這種標桿的意義，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也是需要的，這樣的精神的圖騰，這種精神的坐標，我覺得是可持續的，是應該永遠存在下去的。
如果說一個民族，我們大家都相當的自私自利，不是說連一點點的公德心都沒有，但相當的自私自利，眼睛基本上都只盯著自己的錢包，盯自己眼下的一小塊利益，不惜為此打得不亦樂乎，我想，這絕對不是一個民族健康的心態。
二〇〇八年五月，在汶川大地震救援的第九天，我和一群作家朋友趕往災區現場。在四川十天，我每天晚上都是凌晨幾點睡覺，我無可避免地寫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因為我眼前出現了很多很多雷鋒。
我曾經在彭州災區碰到一個大學生，我問他是哪來的？為什么半身都是水？他說昨天帳篷搭得太低了，沒想到會下雨，雨水滲下來了，半夜一醒，半邊濕了，他也沒有地方曬。我說你來了幾天了？他說三天，他說已經三天沒洗臉，三天沒洗腳，三天只吃方便面。我說你們來幾個人？他說他們來了十多個人。他是上海體育學院的，他帶來了上海交大的，帶來了上海政法學院的，帶了十四個同學，自己買了飛機票，他說我們現在每個人已經都花了一萬多元了。他們還說這里不算重災區，他們還要想辦法再到更里面的重災區去。我說那你們怎么辦？前面還有好多封鎖線。因為我們胸前掛著牌子——“中國作家采訪團”，還能夠放行。救援要有紀律，武警和軍隊攔了好幾道線，所以他們進不去。他們跟我講他們跟里面的朋友通了電話，朋友準備接應他們，讓他們悄悄進去。我看這些大學生，也真的都是雷鋒。我說你們每個人都花了一萬塊錢了，三天吃這個自帶的方便面，叫我吃一兩天就受不了。我說你們小心，差不多了就應該回去了吧，因為那個時候軍隊都已經進去了。他們還說：“不行啊，我們還得爬進去。”他們還在想辦法越過封鎖線，到里面去，到震中去，到北川去，到汶川去。就是這么個心態。
再說另一件事，有關我們浙江企業家。杭州蕭山的孫國根總經理無私援助都江堰的一家幼兒園的事，也特別使我感動。我到災區的第一天，寫了這樣一則博文：
哪個浙江老板，能給都江堰幼兒園的孩子寄送一座抗震“活動棚”？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
今天是全國哀悼日的第二天，悲戚之余，又寫了四首詩，發在我今天的博客日記上。但是在敘說詩歌之前，我先想作個呼吁，呼吁哪一位能給都江堰“愛心親子園”的孩子們建一座抗震的“戰地活動棚”？
因為我覺得這個幼兒園的園長相當偉大，她手下的二十幾位幼兒園老師也相當偉大。土地咆哮竄起的那一刻，她和她的老師們沒有一個臨陣退縮，拼死救助孩子，全園七百八十七個孩子她們搶救出七百八十四個，僅遇難三個。
施園長是個急性子，她說：我現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戰地幼兒園”辦起來，我需要一座大一點的戰地活動棚，帳篷不行，帳篷悶人，孩子會受不了的。我十五號就有這個強烈的想法，十七號我就打了報告，可是能有誰來為我落實啊！
在施園長表現得很苦惱的時候，留在她身邊那個三歲小女孩“趴趴”，其父母突然聯系上了，“趴趴”再不是“疑似孤兒”了，這就叫施園長喜悅起來，采訪團團長高洪波此時也激動得把“趴趴”抱了起來。“趴趴”是滯留在施園長身邊的最后一個幼兒園孩子。
施園長說，現在有誰能來幫我實現辦“戰地幼兒園”的愿望呢？她說誰能幫我我就朝他跪下來。施園長這么說著就要做一個動作，急得我們趕緊將她扶住。
這位園長本是個下崗女工，有志辦起了都江堰市第一個私立幼兒園，在當地也是個有名望的人物，她這次又從死神的手里搶奪出了那么多孩子，我們應該給她記功，可是現在她臉上不見喜悅，她很苦惱，有誰能幫她實現“戰地幼兒園”的愿望呢？
如果哪位朋友看了我今天的博客，又與哪位做“活動棚”的浙江老板或者非浙江老板認識，就煩請捎個口信，把施園長的心愿和手機號碼轉告一下，施園長的手機號是13981708558。
我盼望施園長在未來的幾天里會突然高興起來，只是不一定要下跪。
辭別施園長之后，我一直想著都江堰的孩子們。千瘡百孔的街道上飄蕩著來蘇水的藥味，風里夾雜著氣味難聞的沙塵。我在路邊又見到一個女孩子，她指著如同大山一樣的廢墟平靜地說：“我爸爸還在里面。”她天天來這里，已守候九天了。
都江堰的孩子們，你們特別勇敢。你們歷此一劫，年輪的紋理會更加細密，帳篷和“活動棚”的經歷是你們生長過程中的一次嫁接，你們未來的姿態必將更加蓬勃！
當天，博文一出，杭州的報紙就有轉載，我的浙江蕭山老鄉孫國根總經理知道了這個事，當即就出手了。他制作的活動板房質量是全國一流的，而且，他當時正情牽汶川，密切關注著大地震的災情。
他馬上派出技術員去都江堰實地測量，自己也到現場考察，然后，一出手就是價值兩百萬的活動板房，有的還是二層樓，非常漂亮；后來，他又追加了一百萬元，他說，要做，就做到最好！
在我寫出第一篇博文的七天之后，也就是汶川大地震的第十六天，我又發表了這樣一篇博文：
施園長又喜又急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施園長拉著我的手不放。
施園長著急，她說想把她的話說完。她說，有些話，電話里不好說，說不清楚，要當面說。
但是我時間緊張，采訪另有任務。中國作協的金書記和鐵主席親臨都江堰看望災區群眾，看望我們作家采訪團，還在大帳篷前面舉行簡短而有效的捐贈儀式，儀式結束后我們就要上車趕赴下一個地點，所以我對她說我們說話必須快一點。
施園長馬上轉身，點著站在她身邊的一個戴安全帽的精干的小伙子，說他就是從杭州來的，前天來的，是個技術人員，他是他們老板專門派他來向幼兒園贈送活動棚子的，因為他們公司的老板看見了我寫的關于施園長的散文和詩歌，感動了，所以就緊急派遣這位技術人員來送活動棚子。
這情況很好啊，在危難中脫險的七百八十四個花朵一樣的孩子，就能在簡易活動棚里重新開始歌唱了啊！
我昨天曾打電話告訴施園長一件事，轉告的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陳東副部長的口信。陳東副部長也是從《中國藝術報》上看見我寫的那首《施園長有點苦惱》的小詩的，她說讀了之后很感動，為施園長感動，為施園長和她的老師們在生死線上搶救出七百八十四名祖國的花朵感動，所以她說，她要為此做點努力。我昨天在電話里詳細轉告了來自上海的這位心系災區兒童的宣傳部副部長的口信，施園長一聽就在電話里哽咽起來，后來竟至大哭。我說不要哭不要哭，你是園長，大家都在支持你，你要堅強。
今天上午我來都江堰的途中，又接到陳東副部長發的短信，她告訴我，她已經向上海慈善總會報告了這件事，而曾任上海市人大主任的上海市慈善總會會長陳鐵迪女士也很快作了批示，要求立即落實。
上海的愛心來得這般迅速、及時，真是叫人高興，所以我又把這最新的信息轉告了施園長，施園長心喜，連說謝謝上海謝謝上海！
但是在喜悅之余，她仍對我發愁地說情況還是不好啊。
我心里一驚，問她為什么不好。
她說問題是出在她生性耿直啊，一見浙江老板派員工專程來送活動棚，她就馬上向她的上級主管部門報告了，而這一報告的結果，就有可能造成這座專門寄發過來的活動棚落不到她手中。
我問為什么？
她說，已有初步答復了，說是要統一調劑。
就這樣，她燃起不久的希望遭受了一種挫折感，所以她急于要跟我見面，我一到都江堰她就火急火燎地奔到廣場大帳篷門前，拉住我的手不肯放。
她的眼淚一次又一次奪眶而出。
她抓緊時間，終于把要當面說的話說完了。
我告訴她，連上海的陳東副部長在電話里都明確表示了，現在是大救災期間，還怎么去分“公立”幼兒園和“私立”幼兒園！施園長在山崩地裂那一刻舍命救孩子，這種英雄行為就使人敬佩；一個下崗女工，克服千辛萬苦，辦起一個擁有七百多名孩子的幼兒園，這又使人感佩；在大難當前的此刻，全力幫助孩子的此刻，怎么還要糾纏“公立”和“私立”呢？
應該說，不光是陳副部長這么認為，我覺得大江南北的所有人都會這么認為。充滿愛心的定向捐贈應該是可以存在的，捐贈人的意愿應該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這種做法，甚至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施園長連連點頭，但看得出來，她心里依然焦急。她說“六一”兒童節馬上要到了，她多么想在建立于固定地點的簡易活動棚里，為她的飽受驚嚇的孩子們帶來節日的快樂。
汽車要開了，我只能撂下施園長而去。施園長通情達理，也不再拉住我的手。我答應與她保持聯系，能夠使得上力的地方，我當再使力氣。
并不是為了一個施園長，也并不是為了一個幼兒園。我們的關注點是孩子。大地震中能夠存活下來的孩子理應得到我們最大的關愛。而對那些已經遠去的孩子，我們即便想提供活動棚也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只希望他們在那個世界里也能過上“六一”兒童節，我祈望屬于孩子們的節日，不要有陰陽兩隔。
汶川大地震不滿百天，漂亮的幼兒園就誕生了，我與孫國根總經理共同被邀請去參加開園典禮，我在那一天才當面見到孫總。當然這是后話。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當代企業家所表現出來的真正的社會責任啊，走在改革開放最前列的浙江企業，是出現當代雷鋒的最溫潤的土壤啊。
所以，從四川災區采訪回來以后，我就跟大家講：《雷鋒》，我寫定了。
顯然，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只要出現大災大難，雷鋒就會以一種很醒目的方式層出不窮地站出來。雷鋒精神，客觀上存在于我們這個民族的靈魂深處，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
我們可以想一想，在我們人心里面，是不是都有很善良的一面？應該說，我們每個人的心靈里，都有一份善良，有時是被壓住了，沒有被誘導出來，或者被惡性競爭的思維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我們常常會表現出一些冷漠。甚至我自己都害怕做雷鋒。那天我確實在杭州的路上遇見一個老大媽摔倒在那里，延安路南端，圍了一大片人，大家都不敢上前。一個年紀大的大爺說：“你自己起來，你自己起來，你要不起來的話，我們都不敢幫你，都不敢來拉你啊，我們來拉你你要是說我們把你推倒的怎么辦？”一大群人都很激動的叫：“起來吧！起來吧！”就是沒人上去。我因為離得比較遠，要趕路，也沒有沖過去把她拉起來，我沒有，我也害怕。我后來想了半天：同樣是倒在地上，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會有人拉，可是現在卻是這么個狀況。現在大家所謂“人心不古”，是有這個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把雷鋒精神拿出來大膽肯定？
必須肯定這個大公無私的價值觀。不能光是講大公小私、大公有私、先公后私。這些道理都對，但是大公無私這樣的精神標桿，必須要有！
盡管這種精神標桿很少，但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必須立一個，或者立幾個，爍爍閃光的，永不倒下的，一聽就覺得熱血沸騰的，這樣的標桿要有！
雷鋒就是這樣的精神標桿！
不要苛求雷鋒，不要說現在雷鋒沒有了，只能是大公小私、大公有私，不然就說不到人家的心坎里，不對，也要理直氣壯地說大公無私，要把這樣的標桿理直氣壯地豎起來！
至于我已經寫下的這部長篇小說《雷鋒》，寫得怎么樣，不敢說。我期待著整個社會，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們閱讀后的反應。
作者簡介：
黃亞洲 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生于浙江杭州，杭州大學中文系干部專修科畢業。曾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十六大代表。現任浙江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浙江省文聯副主席、浙江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一九七〇年開始從事詩歌創作，一九八〇年開始小說、影視劇創作。已出版詩集、小說集、劇本集、報告文學集等文學專著十二部。出版詩集有《無病呻吟》、《磕磕絆絆經緯線》、《父親，父親》等，詩集《行吟長征路》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詩歌獎。長篇小說《日出東方》獲國家圖書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電影文學劇本《R4之謎》、《開天辟地》等十三部作品被搬上銀幕，電影《開天辟地》獲第十二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編劇獎、特別獎。電影《紅杜鵑白手套》、《鄧小平·一九二八》獲國家“五個一工程”獎。電影《燈塔世家》獲中國電影華表獎。電影《落河鎮的兄弟》獲第十二屆美國芝加哥國際兒童電影節“聯合國宣言獎”，第二十屆德國法蘭克福國際兒童電影節大獎、評委會獎，第五屆開羅國際兒童電影節“銅開羅獎”。電視文學劇本《老房子新房子》、《野姑娘茉莉花》、《張治中》、《上海滄桑》等計三百余集搬上熒屏，多次獲中國電視飛天獎、國家“五個一工程”獎、金鷹獎等獎項。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