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講話實錄》（四卷平裝） 作者：朱镕基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11年9月定價：196.00元
《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一卷至第四卷)，近日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朱镕基講話實錄》收入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編入該書的文稿，均根據朱镕基出席重要會議和到地方、部門考察調研講話的音像資料、文字記錄稿和手跡編輯而成，絕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發表。朱镕基逐篇審定了編入本書的全部文稿。
為學與為人*[1]
(1992年4月1日)
四十多年前，母校電機系主任章名濤教授在一次會上對我們講過這樣一段話：
“你們來到清華，既要學會怎樣為學，更要學會怎樣為人。青年人首先要學為人，然后才是學為學。為人不好，為學再好，也可能成為害群之馬。學為人，首先是當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
哲人已逝，言猶在耳。清華就是教我們為學，又教我們為人的地方。它以嚴謹的學風和革命的傳統，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獻身革命和建設祖國的“有骨氣的中國人”。飲水思源，終生難忘。
為學在嚴，嚴格認真，嚴謹求實，嚴師可出高徒。
為人要正，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正己然后正人。
清華電機系行年六十，弟子六千，為人為學，人才輩出。值此建系六十周年大慶，敬錄章師名言，愿與同學共勉。
[1]*??這是朱镕基同志為清華大學電機系建系60周年撰寫的賀文。
假冒偽劣商品影響國家的形象*[1]
(1993年8月25日)
對假冒偽劣商品要從嚴把關，你們這兒是最后一關，這兒把不住，就流向了國外，問題就嚴重了，影響到我們國家的形象。最近，我看到許多材料，是俄羅斯有關方面反映我們的假冒偽劣商品太多，嚴重影響了我們國家的聲譽。
假冒偽劣商品危害極大，一定要卡住假冒偽劣的商品，不讓它們過關。靠假冒偽劣商品，國家是發展不起來的，是繁榮不起來的，也是沒有前途的。
如何解決假冒偽劣商品流向國外的問題？我想無非就兩條。
一是海關要從嚴把關，嚴格檢查制度。現在你們可能人力不足，檢查全部商品有困難，但可以實行抽查，對一批商品抽查幾處。一旦發現問題，要從嚴處理，成倍或幾倍地罰款，把出口假冒偽劣商品的人罰得傾家蕩產。
二是通過各種渠道，讓廣大人民群眾檢舉揭發，發揮“隱線”的作用，鼓勵群眾揭發假冒偽劣的行為。對于群眾揭發并能查到實據的線索，要重獎揭發檢舉的群眾，要逐步地形成全社會抵制假冒偽劣商品的社會風氣和環境。
在打擊假冒偽劣商品的斗爭中，還要充分發揮公、檢、法、司的作用，搞綜合治理。
[1]*??1993年8月23日至29日，朱镕基同志在內蒙古自治區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海拉爾、滿洲里、呼和浩特等地。這是朱镕基同志在滿洲里海關聽取工作匯報時的講話。
緩解鐵路運輸緊張狀況*[1]
(1992年7月16日)
全國經濟上新臺階，鐵路怎么辦？我希望通過這次會議，大家都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鐵路運輸不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狀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能源、交通和基礎工業，應該說我們黨和國家一直非常重視，但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得很好。最近幾年，電力搞得比較快，有一系列的優惠政策，盡管現在還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部分地區還是缺電，但總的來講，在基礎設施方面，電是解決得最好的。發電裝機容量達到一年增加1000萬千瓦，這個建設速度相當了不起。煤礦現在看來還是一個大問題，不要看煤炭暫時有點積壓，一年增加1000萬千瓦的發電裝機容量，意味著一年必須增加3000萬噸煤，但我們并沒有相應地建設煤礦，煤炭生產能力的接續還是個問題。我現在很擔心，到明年煤炭供應肯定要緊張。統配煤只有5億噸，其他都是地方煤礦，主要是小煤礦，不少是亂挖亂采，拼資源、拼設備、拼人力。最近，我到山西和河北秦皇島，希望晉煤外運能多拉一點。經過協調，今年能夠多拉1000萬噸晉煤出來，并不擠別的物資。但秦皇島港方面說，無論如何達不到日接3000車。我們給它解決了一些問題，現在每天接卸3100多車。按這個速度，今年多拉1000萬噸煤出來應該沒有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南方各港口不愿多接煤。我告訴有關省市，要煤不是上館子吃面條，隨要隨到。你現在不存煤，明年你的經濟發展速度上去了，再要煤，運都運不出來，你找我就晚了。石油也越來越緊張，搞不好我國可能成為石油凈進口國。東部地區的石油產量要穩住相當困難，西部地區的油怎么運出來？所有的基礎設施中，港口落后，海運也落后，船使用多年，該更新的沒有更新。比較起來，還是鐵路最落后。雖然我們很重視，但這么多年沒有很好地解決基礎設施，特別是鐵路建設落后于國民經濟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長期沒有解決，有更深層次的經營機制和管理體制問題，領導也承擔了責任，這一點要把它講清楚。但是，我們怎么辦？現在全國經濟要上一個新臺階，要趕快把鐵路運輸搞上去。鐵路運輸搞上去了，全國的經濟就好上臺階了；鐵路運輸搞不上去，上臺階就受影響，責任是非常重大的。現在鐵路運輸到處都緊，目前要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年鐵路貨運量計劃完成15.2億噸，比去年增長4%，而現在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在10%以上，工業生產增長速度超過18%，這個4%怎么能解決問題？煤炭運輸，今年上半年只比去年同期增長1.9%，其中統配煤運輸還減少了，怎么能滿足需求呢？今后三年，預計你們的貨運量平均增長速度是2.8%，而工業生產發展速度是百分之十幾、百分之二十。所以得出一個結論：即使我們采取種種措施，鐵路運輸的緊張狀況在今后幾年不是緩和，而是會更加緊張；鐵路負荷不是減輕，而是會加重。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沒有緊迫感、沒有危機感不行。什么叫危機感呢？大家都在貫徹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大干快上，結果卻都被鐵路運輸給卡住了，你們這個壓力是不好受的。有危機感，就要有責任感。鐵路運輸現在影響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我把這個問題喊得早一點，也可能會解決得好一點。因此，我希望鐵路戰線的全體同志都能增強這種緊迫感、危機感、責任感。
全國經濟要上新臺階，鐵路怎么辦？一個是近期的措施，另一個是遠期的措施，我結合下去調查的體會說一說。從近期來講，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轉換企業的經營機制。光你們著急不行，全體鐵路職工都要著急，一直到分局長、工班長、小組長，全體職工大家一起著急才行。我一直講，鐵路職工是一支半軍事化的隊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隊伍的素質是好的。但是，我們這種集中的管理方式在經營管理上也有落后的一面，吃“大鍋飯”比較嚴重。我們一方面要保持優點，加強職工隊伍的組織紀律性和思想政治工作，從嚴要求；另一方面，在經營管理上要進行改革，要放一點權。你們一個企業有幾萬人，甚至幾十萬人，要讓他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要給他們包干。如果什么錢都到上面來領，那是無底洞。國務院最近已經通過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很快就要公開發表了。這個《條例》在很多方面有突破，能制定這樣的條例是很不容易的。它增加了企業的自主權，也增加了企業本身的責任，使企業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推動它進入市場，使它有自我積累、自我改造的能力；同時，又具有自我約束的機制。在投資風險、個人收入分配等方面，有一種約束的機制。在這些方面，我認為《條例》有所突破。我希望你們對《條例》認真地進行宣傳、貫徹。只要認真貫徹《條例》，就一定會見到成效，一定能夠把企業、基層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解決當前鐵路方面存在的問題。
第二，加緊進行技術改造。技術改造先搞“短、平、快”措施，能馬上見效。根據鐵路運輸需要，擴建車站、延長股道等等都是“短、平、快”，把設施配套起來，運力就能增加。最快的措施是增加機車車輛，我和國家計委商量，今年增加4億元的購車費。我們商量，如果鐵路資金還不夠，就要多少給多少，把鐵路所有的車輛廠開動起來。如果車輛廠生產的機車還不夠，可以進口。你要錢給錢，要外匯給外匯，只要你實際需要。不把錢用在關鍵的地方，國民經濟能搞上去嗎？現在就是鐵路卡經濟的脖子，不把錢用在鐵道上，用到哪里去？還能去搞加工工業嗎？目前，加工工業上得很猛，將來是要吃虧的。鐵路多修一條，絕對吃不了虧，即使超前也吃不了虧，基礎設施建設本來就應該超前的，多花點錢是應該的。把鐵路搞上去需要花錢，國家會支持的。總之，技術改造見效快，要抓緊搞。
第三，通過合理的勞動組織，提高勞動效率。要把大家動員起來，把人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現在，鐵路的維修、施工都要“點”，一要就要很長時間，有的甚至幾個小時列車不能通過，影響運輸。能不能減少些要“點”的次數，縮短些要“點”的時間，上班就拼命干，減少對運輸的干擾和影響？我想，在這方面鐵路部門還有很大的潛力。
第四，需要科學的調度管理。調度要長短結合、遠近結合，這里面很有學問。我在山西考察時就講，希望鐵路多拉煤，但是絕對不允許以“黑”壓“白”，運煤炭擠別的。我一再強調，多拉煤把別的擠掉了不算本事，這不行。我在河南召開大型企業廠長座談會時，洛陽軸承廠的廠長在會上說：我一個月要41個車皮，只給34個，差7個。我們的軸承都是出口的，人家每個月都等著我的貨。由于車皮不足，不能按時交貨，把美國市場丟掉了。一車煤炭是幾千元，一車軸承價值是150萬元，差距很大，運哪個合算？這個例子使我又體會到，不能用煤炭壓其他物資。當然，煤炭的社會效益很大，也不能只看它本身的價值。所以，要合理調度，要了解用戶的情況。這方面要由各地的經委來幫助決定輕重緩急，發揮國民經濟的最佳效益，把不利影響減到最小程度。鐵路運輸滿足不了需要，就只能挑能夠發揮最好效益的來滿足。這不是簡單地通過今天發幾車煤、明天發幾車軸承就能解決問題的，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分析，更講究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從長遠來講怎么辦？鐵道部的“八五”計劃是按“3、5、6”來安排的，就是修建復線3600公里、電氣化鐵路5600公里、新線6100公里。按這個安排，“八五”時期前兩年因資金不足，沒有達到五年的平均建設速度，后三年要補上來，這是最低綱領，必須完成。我提個希望，“八五”計劃爭取提前一年完成，行不行？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所有的項目都提前一年完成，請大家討論。我想，如果不提前一年，恐怕今后的日子比較難過，“九五”期間的日子更難過。所以，還是要想辦法力爭提前，提前一年不行，提前半年也好，每個項目都要加快各個環節的工作。我認為京九線[2]是當前矛盾的焦點，應該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采取分段投資包干的辦法。當地的省委書記、省長要共同努力，力爭京九線提前一年半全線通車。只要全體動員起來，搞這么一條南北大通道，不是不能提前通車的。提前一年半不行，提前一年也是好的，“時間就是金錢”嘛。要注意的是工作不能議而不決，現在好多事情往往是在那里扯皮。蕪湖長江大橋就為公路橋是否與鐵路橋修在一起扯皮，扯了那么久啦。鐵道部的意見，公路橋、鐵路橋一起修，投資省；交通部說，為了便于維修，鐵路橋、公路橋要單獨修。安徽省贊同鐵道部的意見。我說，這個事情實在沒有必要扯皮，就得要決斷。我別的經驗沒有，修橋我有經驗。我在上海遇到的問題是，有人說黃浦江不能修大橋，要修隧道。南浦大橋是江澤民同志決定修的，楊浦大橋我們決定還是要修。南浦大橋建成后，成為上海一大景觀。修楊浦大橋時，有人提出多種多樣的造型方案。我們決定按南浦大橋翻版，采取同樣的設計，使用同一個施工隊伍的原班人馬，流水作業，建設速度大大加快，明年下半年就可以通車了。現在，上海體會到這個決策是正確的。如果當時“百花齊放”，總在討論修這種橋還是那種橋，那到現在根本沒有南浦、楊浦兩座橋。就是說，該定的事得趕快定。我贊成京九線搞個領導小組，要有決斷能力，能夠把沿線各個省市協調起來，采取斷然的手段，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在京九線創造一個鐵路修建的高速度。然后，其他各條鐵路線都提前半年到一年完工，我看是可能的。
同志們，在近期，我們的鐵路運輸不能滿足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是肯定的，十年以內也滿足不了需要。但是，要盡最大的努力。只要你們千方百計盡了努力，工作有一個大的改善，我想全國人民會諒解你們、支持你們的。我今天在這里表個態：為了提高運輸能力，不管是近期的還是遠期的，不管是技術改造還是基本建設，不管是勞動組織還是加強管理，你們碰到任何困難以及不能解決的問題，都可以找主管部門解決。該找國家計委的找國家計委，該找國務院經貿辦的找國務院經貿辦，該找勞動部的找勞動部；他們不能解決的問題，你們來找我；我解決不了，可以找總理。總之，我愿意盡我微薄的力量，和同志們共同把鐵路運輸和鐵路建設搞上去。關于建設資金問題，昨天，我和葉青[3]同志也商量了，可以想各種辦法：第一，從政策上講，對于鐵路建設資金不足部分，由國務院考慮提高鐵路運價或提高建設基金水平，積極地推進價格改革；第二，因為國家的撥款有限，鐵路部門可以多用一點貸款，擴大一點貸款使用的范圍，和建設基金、撥款結合起來使用；第三，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鼓勵地方修建鐵路，并實行“新路新價”。“新路新價”這條原則，國務院已經定了。京九線是新線，當然可以實行新價。但是，怎么實行？你們要研究具體辦法，要有可操作性，要有利于運輸、有利于建設。
聽說明年鐵路運營要虧損，李鵬同志非常關心，讓我跟李森茂[4]同志講，可不能讓建設資金被工資等人頭費吃掉了。我想，這個問題是不是找一找出路，發展多種經營。因為有各種漲價的因素，提高了運輸成本，鐵路確有發生虧損的危險。但是，我考察煤礦得出一個體會，現在普遍人浮于事，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狀況哪個行業都有。鐵路系統是個半軍事化的組織，我看也存在人浮于事的問題。你們可以把一部分人拉出來搞多種經營，增加財源。我希望鐵道部門狠抓一下這件事情，每個鐵路局、鐵路分局都要有一名負責同志來抓多種經營，結合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把多余的人拉出來搞多種經營、資源綜合利用，特別是發展第三產業。我在煤礦考察時反復強調發展多種經營，不要盲目發展加工工業，那是重復建設，將來肯定是站不住腳的。最好的辦法是發展第三產業，搞商業，搞服務業，這些東西是不怕多的。拉出來搞多種經營的職工待遇不變、身份不變，還是全民職工。我想，對這項工作，鐵道部要抓一抓。你們一共有342萬人，才十幾萬人搞多種經營，這個事業發展潛力很大。我相信，鐵路部門在這方面會開辟一條途徑。但是，有一條要切記，搞第三產業，不能以車謀私、以票謀私，不能經營車皮、車票。鐵道部黨組制定的嚴禁以車、以票謀私的決定是正確的，要堅決執行。如果利用行業的有利條件，去倒賣車皮、車票，就會損壞鐵路的聲譽，就會敗壞黨風、路風，甚至毀掉我們的一批干部。對這個問題，各級領導干部務必引起高度重視。
最后，我還要強調一下鐵路運輸安全問題。安全問題是伴隨著運輸而產生的，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特別是在運輸緊張時，更要強調安全。這幾年，鐵路部門在運輸安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見到了成效。但是，這項工作稍有松懈，就會出問題。一出事故，就可能造成車毀人亡，這方面的教訓是深刻的。因此，必須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始終如一地把運輸安全工作抓緊抓好。要加強管理，改善設施，確保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確保鐵路運輸的暢通。
[1]*??1992年7月14日至18日，鐵道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鐵路領導干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全國鐵路系統各單位的負責同志。這是朱镕基同志在會上講話的主要部分。
[2]??見本卷第76頁注〔1〕。
[3]??葉青，當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
[4]??李森茂，當時任鐵道部部長。
賣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遷戶*[1]
(1994年6月4日)
椿霖〔1〕[2]同志并告侯捷同志：
城市拆遷應該有計劃、有步驟，量力而行。現在有些城市不顧后果，大量賣地，大量拆遷，置拆遷居民于不顧，這樣搞下去要影響社會穩定。應由有關部門聯合發個通知，提請地方注意。賣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遷戶，要國家來背這個包袱是背不起的。請酌。
朱镕基
6.4
信訪工作是體察民情的重要渠道*[3]
(1995年10月30日)
重視和關心信訪工作，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重視信訪工作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典范。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信訪工作非常重視，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我自己也深深體會到信訪工作的重要性。
首先，信訪工作是我們體察民情的重要渠道。我們現在也下去考察工作，去調查研究。同志們，你們說我們下去看到的都是真實情況嗎？應該說能看到一些，但不是那么多。并不是說誰要隱瞞什么東西，或者欺騙我們。好多事情一級到一級，就像過篩子一樣，一個篩子比一個篩子細，過濾到你這里也就不多了。很多時候看到的不是那么真實的情況，特別是我們下去考察的時間又很短，所以有很多情況不了解，或者不能完全了解。而信訪工作就能夠起到重要作用，是真正體察民情的重要渠道。人家寫信的時候，往往是匿名信，講的就是他心里想要講的話。當然，這些話也許不一定都那么符合事實；但只要有5%符合事實，對我們來說也是很好的一個了解情況的渠道啊！其次，我認為信訪工作是對政策執行情況的及時反饋。政策出臺以后引起什么反響？你往往只聽到一級一級的干部表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策，而他們是不是都深入到群眾中去了解這些政策的執行情況了？不一定。這些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他們感受最深，一覺得不對頭，馬上就會通過信訪來反映了。因此，從信訪工作里面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政策究竟是正確還是不正確、全面還是不全面，這是及時的反饋。第三，信訪工作是我們黨，特別是我們黨的高級干部聯系群眾的一個天然的渠道、天然的橋梁或者說天然的紐帶。要緊密聯系群眾，我們應該多交朋友，多聽一些真實情況，但是我們處在這個地位，往往又不那么容易交到基層的真心朋友。通過人民來信，你就可以真正地交到朋友了，這樣也就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在上海市工作期間，有一次帶了一些區委書記、區長到黃浦區的八仙橋菜市場去參觀，那個菜市場辦得非常好。群眾一聽我們去了，一會兒就把菜市場包圍了。很多人都拿著一封信，要求解決他們的切身問題。有一個老太太，瞧見我過來了，就往我這里跑。警衛人員把她攔住了，她說今天非找朱市長不行，不找朱市長解決不了她的問題。我就朝她走過去說，你不要著急，慢慢講。她說家里廚房旁邊的下水道堵塞已經一個禮拜沒清理了，糞水快要冒出蓋板了，怎么做飯啊！我說，你放心回去，下午就會有人去清理。如果沒人去，你再打電話找我。這件事，我至今忘不了。我們的基層干部確實應該多關心老百姓的疾苦。那位老太太一定是找過干部多少次，沒有人管這些事，最后認為只有找市長才能解決問題。從這樣一件小事本身，就能反映出我們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去年我接到一萬多封人民來信，這是指直接寫給我個人的，不是給黨中央、國務院的，也不是給其他領導同志的，是由中辦、國辦信訪局報送我處理的。今年也差不多，每個月大概會收到800封到1000封人民來信。我非常感謝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同志們，他們的工作做得非常細致認真。重要的信，他們都是把原信全文送給我看；比較重要的信，他們摘要報送給我；他們還把每月收到的全部來信的處理情況向我作一次匯報。在每個月寫給我的人民來信總結報告上，我都批示哪些信要送誰，哪些信要轉哪個部門，該怎么處理。今后，我還是希望中辦、國辦信訪局的同志們，你們不要怕我的工作太忙，要盡量地多送一些人民來信給我看。我知道你們轉給有關部門以后，許多信往往可能石沉大海。這也不是怪有關部門的同志，他們對有些問題也沒有解決的辦法。說老實話，我也沒有很多辦法。但是，我要盡我的責任，我批下去，有關部門總是比較重視一點。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不但是關系到我們黨和群眾的關系，關系到我們的廉政、法制，也確實關系到我們執政黨的生死存亡。就是說，我們聽不聽群眾的意見、幫不幫他們辦事、為不為他們服務，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要把信訪工作做好，第一，需要領導同志特別是主要領導同志重視。一把手要重視信訪工作。第二，也要依靠全體信訪工作戰線上的同志們，依靠你們高度的責任感。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你們默默無聞地辛苦工作，為密切黨和政府與群眾的關系作出了貢獻。信訪工作是很麻煩的工作，要依靠你們的責任感，才能把事情做好。一般地講，人民來信里面，只是提出個人要求的并不是特別多，多數還是對我們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特別是對一些壞人壞事的舉報。我認為，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在領導重視和同志們的高度責任感與辛勤勞動下，我們互相結合，共同努力，就會把信訪工作推向一個新的階段，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對人民犯罪*[4]
(1998年12月3日)
采取財政發債的方式，增加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是我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敗的關鍵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質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對人民犯罪。交通部應將查出的公路建設質量問題通報全國，公開曝光，引起各級黨政領導的注意和重視。
朱镕基
12.3
信訪工作是聯系群眾的重要渠道*[5]
(1999年2月5日)
信訪工作很重要，信訪工作很繁重。信訪局的同志們很辛苦，你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春節前，我和王忠禹、王剛〔1〕[6]等同志來看望大家，向同志們表示慰問，表示感謝！
信訪工作是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與人民群眾聯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渠道。我們有各種渠道，各種民主的、法制的渠道，但是由于種種的原因，正常的渠道不能夠充分利用，需要有信訪工作這樣一個重要的渠道。如果我們不重視這個渠道，很可能聽不到任何真正的聲音，只有歌功頌德，沒有批評監督。首先，信訪工作能幫助檢驗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了什么問題，是不是符合實際。其次，我們也可以通過信訪渠道，讓人民群眾提出各種建議，有時候在會議上不好提，可以通過信訪來提，這可以調動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再次，信訪工作是對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干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檢驗和監督，特別是對違法違紀干部的一種揭露。我過去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工作，沒有直接聯系信訪工作，但也很重視牽涉到我分管的工作中的群眾來信。我接觸人民來信比較多是到上海當市長以后。從那時起，我就非常重視信訪工作，直接批出去的人民來信數量很大。當時，收到的信件雖然沒有現在多，但是我批出去的信件比現在要多得多。那時一年只收到四萬件，現在有幾十萬件，當然，我不可能看那么多。盡管我看的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對我也有很大的教育和啟發。來信不一定都是符合實際的，但寫信的方法和反映的情況，也足以引起我的深思。我今天來信訪局，是希望各級信訪干部能真正地認識到信訪工作的重要性。它確實是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聯系人民群眾的一條非常重要的渠道，一定不能忽視這一渠道，不能馬馬虎虎地對待，要認真地對待。說老實話，我也確實從這些信件里面，獲得了一些新的工作思路。現在人民來信中，有將近60%是反映農村中的問題，是牽涉到農民利益的問題，如土地承包中的亂占地、亂收費，農民負擔沉重不堪，干部違法亂紀等；有30%是反映城市中的問題，大部分是國有企業的問題，主要涉及下崗職工的生活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問題；還有10%主要是反映干部問題。當然，城市、農村中的問題也牽涉到干部問題。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目前我們黨的政策在執行過程當中哪些方面出了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有這么大分量的來信反映農民的負擔、土地承包、亂收費等牽涉到農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如果不引起足夠的重視，農業這個基礎就會動搖。想當年我們是靠農村包圍城市起家的，農村工作，不是光喊口號、下發文件就行，要把中央的農村政策貫徹落實到底。
第二，城市的問題，主要是下崗職工問題。不是我們叫他們下崗，而是過去的政策出了點問題，搞重復建設沒有資本金，借銀行貸款亂上項目，一些國有企業生產出的產品根本沒有市場，無法繼續生產，只得給職工“放假”。1997年年底，下崗職工達到1000萬人。那個時候，中央就提出政策：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實施再就業工程。干什么呢？就是把他們安置起來。到去年年底，90%以上的下崗職工進了再就業服務中心，拿到了基本生活費，盡管比過去的工資要少得多，但他們能生活下去。還有離退休人員的養老保險金問題。去年上半年，離退休人員鬧事比下崗職工要激烈得多，這些人心態更不平衡，“青春獻給黨，老了沒人養。要我靠兒女，兒女都下崗”。他們一肚子氣啊！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是非保不行的。中央財政今年拿了122億元補貼給地方，保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職工養老保險。
第三，干部隊伍的腐化相當嚴重。有些事情是前所未聞的。縣長買通殺手去殺縣委書記，他好當書記；副縣長買通殺手殺縣長，他好當縣長。這類案件不是一起，起碼有五起之多。我們只聽說過跑官、買官、要官的事情，沒有聽說過有殺人升官的事。居然腐敗到這個程度！
從這些情況看，我們確實是要認真地聽取群眾的意見，聯系人民群眾。光看報紙、報告，那是根本無法工作的。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縣去察看糧食倉庫，在我沒去之前糧庫都是空的，后來他們把一些糧站的糧都搬過來，擺得整整齊齊。連我都敢騙，真是膽大包天！還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會城市考察下崗職工再就業服務中心。原來是一個大倉庫，空空蕩蕩的，他們在幾天之內把許多個體戶都搬進去，里邊人山人海。我去參觀的時候，那歡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勁兒的，熱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來信，說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現在你再去看看，一個人也沒有了。我就派國務院辦公廳的同志去微服私訪，果然來信反映的情況屬實。現在，你要下去視察工作，都事先安排好了。固定的點，都是笑臉相迎，熱情招待；匯報的人都挑好了，都是對答如流。這些你能相信嗎？所以，你聽不到真實的意見，怎么為政呢？政策怎么出來啊？
同志們一定要意識到，你們的崗位是一個很重要的崗位，你們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你們工作的成績，不僅僅表現在進了多少萬件群眾來信，出了多少萬件群眾來信，而在于這些來信將在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干部中發揮很大的作用。很明顯，我們很多的政策是根據群眾這些意見，做了更好的修訂。通過人民來信，我們對干部增加了了解，也處分了很多人。我最關心的是財政和銀行系統的干部。凡是國家信訪局轉來的反映干部問題的信，我沒有不處理的。而且處理以后，我還得督察結果。來信誣告的不是很多，夸大事實的有。要充分認識到信訪工作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工作，絕對不是一件事務性的工作。
確實也有很多官僚主義者、所謂的“領導人”，報紙也不看，文件也不看，電視只看娛樂節目。讓他們重視人民來信，那不是對牛彈琴嗎？他們會去看人民來信嗎？但是也應該看到，我們絕大多數領導干部還是為人民服務的。我相信，只要黨中央、國務院倡導這件事情，并且持之以恒，風氣是會改變的。希望大家充分認識信訪工作的重要性，把這件事做得更好。
另外，我們也要做一點宣傳，引導群眾不要只從一個信訪渠道來反映問題，我們還有各種民主的、法制的正常渠道。只是那些被包庇、掩蓋了的問題，如不通過信訪渠道往往難以解決的問題，才應通過信訪渠道，不能什么都走信訪渠道。去年，國家信訪局收到群眾來信46萬件，比前年增長17%，這個事情越來越大，辦案的成本太高了。當然，我們還是要號召大家通過正常的渠道反映問題，不要什么事情都告到國務院來。實際上，許多事情反映到上一級就可以了。比如說鄉村干部的問題，就可以送到縣或地市；縣的問題，你覺得地市不可靠，就送到省里。那里沒有解決問題的時候，再送到中央來。我們批下去的東西，最終還得通過主管部門、省里來辦。我們不可能每一件案子都派一個工作組下去查，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們還是要提倡來信署名。要嚴格規定，對打擊報復的，不但要讓他丟官，還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要提倡民主的作風，打擊報復是不允許的。寫匿名信有一個問題，誣告的出來了，夸大事實的增加了，但現在匿名信反映的情況恐怕大部分還是確有其事。所以，我們如果能夠逐步建立民主法制的秩序，嚴厲地處置打擊報復，還是要鼓勵人民群眾寫署名信。這有個好處，就是比較實事求是，我們查的時候效果要好得多，成本也少得多。為什么從長遠來說一定要這樣？就是要養成民主風氣。有問題不能揭發，那還得了！目前，對匿名信我們還得同樣重視，這是個過渡時期。另外，還要加強宣傳，讓上訪的、寫信的人員遵紀守法。我現在每天乘車上班，不斷地發生險情，有時上訪的人一下子就躥到車前邊，攔車上訪。我一再地告訴司機，一定要注意車不能開得太快，別傷了他們。最近有一件事，震動了中南海，有50多名上訪人員沖進中南海，沖到懷仁堂那個地方了。這是不行的，是違法的。他們的激憤情緒可以理解，但做法是不對的。我們還是要維護一個正常的法律秩序。
清華的精神是追求完美*[7]
(2001年6月5日)
我今天非常激動，在美國白宮南草坪講話也沒這么激動，對外國人我一點不害怕，但是面對同學們我很緊張，也許是因為“后生可畏”吧！
校長、校黨委書記要求我跟同學們講幾句話。我希望我的講話對同學們有些好處，畢竟這是我的經驗之談，但是不是真的有好處，請你們評論。我講得對的，你們覺得有道理的，可以研究、可以討論；覺得我講得不對的，請你們原諒我，因為我一天要看的文件、要開的會、要講的話實在太多了，要求我百分之一百不“走火”，實在太難了。
1984年清華大學成立經濟管理學院的時候，劉達〔1〕[8]同志讓我來當這個院長。我那時擔任國家經委的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當時我也不知深淺，實際上我沒有學過經濟管理，但對經濟管理很感興趣，就答應來當了。我越當就越感到自己不足、不夠格，同時，自己工作也很忙，對于經濟管理學院確實沒有做很多事情，感到很慚愧。我幾次提出來，說我不能當了，但是他們老是說服我：“還是很起作用的”。最近，我又向王大中〔2〕[9]同志、賀美英〔3〕[10]同志談這件事，說我無論如何不能再當院長了。他們考慮后終于同意我辭去經管學院院長的職務，但是他們要求我擔任榮譽院長，我覺得這個也不能當。好多外國的大學要送我一個博士頭銜，或者讓我去領什么獎，我從來都拒絕。我要得到博士學位，一定要憑我自己的本事念出來，沒有念出來也不要他們送來。所以，這個榮譽院長我不能當。后來他們說，你是不是可以當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的榮譽主席呀？這個我倒可以答應。因為榮譽主席的自由度很大，一點不會影響顧問委員會的工作和操作。
說句老實話，同學們，這樣我以后就不來了，我是“榮譽的”，但是請你們放心，我的心始終留在清華大學，留在經管學院。我今天來辭去這個院長，請同學們見證，我沒有離開清華，我的心還在清華。清華大學和清華經管學院的每一點成就，我都會引以自豪；你們存在的每一個問題，我都會關心；你們如果有一點缺點，我也會毫不客氣地提出，因為我是清華人。
我在十年前清華校慶時寫了四句話：“水木清華，春風化雨，教我育我，終生難忘。”清華給我太多了，我為清華做得太少了。我衷心地希望清華越辦越好，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我們每一個同學不愧為世界第一流大學的學生，這就是我的心愿。我相信，在座的同學們都已經立定志向，要把清華建成一個世界第一流的大學，把經管學院辦成世界第一流的經管學院，來服務于祖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強國。
下面講講我對同學們的希望。
昨天晚上，我沒有睡好覺，一直在想應該講些什么內容。我在九年前為祝賀清華大學電機系成立60周年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為學與為人》[11]，是當時同學們讓我寫的。這篇文章寫的是章名濤先生。我在清華念書時，他是電機系主任，他在1950年的一次集會上，講為學與為人這個問題。我就用這個題目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章名濤先生已經過世多年了。他說，為學與為人，為人比為學重要。為學再好，為人不好，也可能成為害群之馬；為人，就是要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我始終記得“要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這句話。清華并不是一個只注意為學的地方，它確實是在教育我們怎么做人。
我回憶自己在清華的成長，清華教我育我并不只是為學，還在于教育我怎么做人。清華有非常好的傳統，民主的傳統、科學的傳統、革命的傳統。我記得從湖南來清華的時候，碰到許多很新的東西。當時，我最崇拜聞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我雖然學的是電機，但是我最喜歡聽朱自清先生的講話。我現在還很生動地記得他在同方部一個集會上的講話，他會寫文章，不善于言辭，但他講話很誠懇、很感動人，我敬佩他的為人。我也敬佩吳晗先生、張奚若先生。我記得北京解放以前我們最喜歡到張奚若先生家里去，很多同學坐在地上，聽張先生縱論天下形勢，大罵國民黨反動派，痛快之至。當時，我就在進步同學的影響下參加一些學生運動，做一些工作。特別是北京解放以后，我在清華當班會主席、當學生會主席。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都是在那個時期學習的，看了很多書，打下了基本理論的基礎。所以說，清華這個地方不是一個專門為學的地方，也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地方。
為學，我坦率地說，我學得并不是很好，當然社會工作對我有一定的影響，但另一方面，我本性也不是很喜歡工學。我英文比較好，我喜歡外國文學、中國文學，曾經一度想改外文系，沒改成。當時，我凈看文學方面的書。到圖書館去，本來應該看電機工程的書，但我老想去看曹禺的劇本。我是到清華之后看到他的劇本，才知道曹禺本名萬家寶，也是清華大學畢業的。
清華給人們一種傳統，使你總是要向上。對學習很好的同學，我就很羨慕他們。有一次，我跟張鳳祥同學(他后來當過水利電力部副部長)說，我從小學到中學一直是第一名，為什么到清華來以后就覺得我學習起來比那些學得好的同學要困難？他的一句話，到現在快半個世紀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他說，到清華來的我們班上這些人，在中學的時候有哪個不是第一名啊。可見清華競爭是很激烈的，確實有很多出類拔萃的人才。像我們電機系這一個班就出了三個院士。我不是學得好的，但是我也沒有布什總統的那種幽默。小布什不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嗎？他到耶魯大學發表講話，他說：“我對那些學習好的同學表示祝賀，學習不好的同學也不要著急，學習不好也可以當總統。切尼副總統也是耶魯畢業的，但他只念了一半，因此他只能當副總統。”我今天絕不是跑到這里來說我學習并不好，但我也能當總理，我沒有這個幽默感。我的意思就是說，為人比為學還要重要。
大家都想一想清華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釋，民主的傳統、科學的傳統、德先生、賽先生、革命的傳統等，你怎么解釋都可以，每個人有不同的解釋。我有一個解釋，也就是我的體會：追求完美。在清華這個環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濟濟。每個人都肩負著建設祖國的任務，這是歷史的使命，在這里學習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
做人要做有骨氣的中國人，要做頂天立地的中國人；治學要扎實、嚴謹，絕不沽名釣譽，更不要說剽竊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這種行為；做事要扎扎實實，真正地為人民。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缺點，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潔公正，不要留罵名。
我想，就是清華這種精神鼓舞著我。盡管我被錯劃成“右派”，20年沒有黨籍，但是我從來沒有失掉共產主義的信念，我從來沒有對自己的工作和學習有半點的放松，我總是不斷地要求自己，不辜負清華老師、清華大學和黨組織對我的教育，我總是要做到無愧于心，這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也用這一點來要求我的兒女。我的女兒是1954年出生的，兒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我自己想到這個事情心里就很難受，但是我對他們的要求始終是很嚴格的。我記得很清楚，我的兒子還只有十來歲的時候，他要在我們陽臺上種菜，有一天，就撿了一塊破破爛爛的油氈子放在陽臺上，準備擱了土就可以種菜了。我一看見就跟他說，我們再窮也不能拿別人的東西，隨手就打了他一個耳光。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講，他沒有拿別人的東西，這塊破油氈子是從垃圾堆里撿回來的。我當時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許是因為有點父親的架子放不下來，我說：“那好，我不應該打你，但是我們要把這塊油氈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別人的還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著他，把這塊油氈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這件事，我心里就很難過。不過我很高興，他們雖然沒有到清華來讀書，但是繼承了清華的精神。我的女兒和兒子都曾經在國外讀書，他們讀書的時候，我已經做了上海市市長、副總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外國人知道他們的爸爸是中國的市長、副總理。他們都是靠自己洗盤子、在學校勞動來求學，現在都學成回來了。
我今天講的也是一些感悟，講得不是很系統。但是，我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清華不但要為學，而且要學做人，學做事，要追求完美，一定要做到最好。你們一定要樹立這個目標。我們要建立第一流的大學，中國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強國，根本的就是靠科學和教育，教育是科學的基礎。你們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將來在你們中間，不知道要出多少個院士，希望大家努力。
對于清華經管學院，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跟世界上最好的經管學院比，不管是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學院或者是哪個國家的商學院，都能夠跟它們比。要比就要有一個條件，就是要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一定要有第一流的師資，不惜重金到外面去聘請，哪怕只是講學也要請來。過去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講過一句話：“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就是說，一個大學并不是因為有大樓才叫大學，是因為有大師，有國學大師、有科學大師、有管理大師，這才叫大學，才叫一流大學。我希望經管學院今后在師資隊伍的建設方面要下很大的工夫。
我還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希望經管學院今后全部改用英語教學。我絕對不是崇洋媚外，因為現在經濟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國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經濟呢？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是靠改革開放，不會英語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管理。我沒有到外國去學習過，但是我很得益于當時清華的教學課本，大多是英文的。只有一本《普通物理》，薩本棟先生寫的《普通物理》，是一本中文書，其他全是英文書。教授有些是半英半中，教熱力學的莊前鼎先生是無錫人，他說：“我講無錫話反正你們也聽不懂，因此我講英文了，對不起。”所以，英語教學是很重要的。如果現在師資的英語水平還達不到的話可以去學，給你一年兩年的培訓期，到外國去實習一下，不是太難的。所以我開的這兩次顧問委員會會議，因為有外國人參加，我們就堅持一律用英語。搞經濟管理不能用英語跟外國人講話，就很難融入世界經濟浪潮里。是不是大學其他系都要這樣？那不一定，因為好多學工程的能看懂英文就行，不一定非要能說英語，但學經濟管理的要做到這一點。
在我告別清華經管學院時——還沒有完全告別，還留了一個顧問委員會的榮譽主席，謹對清華大學和經管學院表示我最良好的祝愿，希望你們在座的后生都能夠超過我。
[1] 1994年6月3日，建設部部長侯捷向朱镕基同志報送《關于請求解決城市拆遷安置住房建設專項貸款資金的緊急報告》，反映各地舊城改造規模大幅度增長，拆遷過渡周轉用房嚴重不足，希望中國人民銀行安排5億元的專項貸款，用于沈陽、哈爾濱、上海等10個問題比較突出城市的拆遷安置住房建設。這是朱镕基同志在該報告上的批語。
[2]〔1〕 椿霖，即何椿霖，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3] 1995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北京召開第四次全國信訪工作會議。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或政府分管信訪工作的負責同志出席開幕式。參加會議的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分管信訪工作的秘書長或辦公廳主任和信訪部門的負責同志，中央黨政軍機關部分單位分管信訪工作的辦公廳(室)主任和信訪部門的負責同志，受表彰的先進集體代表和先進工作者代表。這是朱镕基同志在接見與會代表時講話的主要部分。
[4] 1998年11月2日，交通部部長黃鎮東《關于切實抓好公路建設質量的報告》反映，交通部組織專家對一些重點交通項目進行了檢查，總體上說工程質量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云南省昆明市的昆明至祿勸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這是朱镕基同志在該報告上的批語。
[5] 這是朱镕基同志看望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工作人員時，聽取信訪局負責同志工作匯報后講話的主要部分。
[6]〔1〕 王剛，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7] 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應邀在清華大學作報告。這是報告的一部分。
[8]〔1〕 劉達，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
[9]〔2〕 王大中，當時任清華大學校長。
[10]〔3〕 賀美英，當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
[11] 《為學與為人》，見本書第一卷第1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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