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 1879—1921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1—1929
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 1929—1940
【基本信息】
叢 書 名：先知三部曲
作 者：(波)伊薩克·多伊徹 著，施用勤 等譯
出 版 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1-1
【作者簡介】
[波]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1906年生于波蘭，20歲加入波蘭共產黨，很快成為著名的波蘭思想家、蘇聯及聯共（布）問題專家。1932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對派。1939年，僑居倫敦。一生著述甚豐，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先知三部曲》和《斯大林政治傳記》。1967年逝世，時年60歲。他的《先知三部曲》迄今仍是舉世公認的研究托洛茨基的最權威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
【內容簡介】
這部巨著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最詳盡的托洛茨基傳記，由波蘭思想家伊薩克?多伊徹所著。作者依據大量豐富、可靠和翔實的資料，并結合作者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親身體會，按照時間順序，詳盡地介紹了托洛茨基作為革命家、理論家、流亡者，直到在異國他鄉被刺殺的一生，為讀者描繪出了一個鮮活而帶有悲劇色彩的托洛茨基。全書共分為三卷：《武裝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被解除武裝的知：托洛茨基1921-1929》、《流亡的先知：托洛茨基1929-1940》。
《武裝的先知》追述了托洛茨基早年的求學經歷和革命活動，從孟什維克轉變為布爾什維克的過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和對俄國革命所作的理論思考，參加和領導1917年十月革命的歷史和在十月革命后為保衛新生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國內和國際政治舞臺上所進行的一系列斗爭，間或敘述和分析了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的起源和形成的過程。
《被解除武裝的先知》全面且系統地介紹了20世紀20年代俄共黨內錯綜復雜的、激烈的且殘酷的派系斗爭，詳盡地敘述了當時蘇俄領袖們在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黨內民主、民族問題、“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和“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爭論，特別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角力。
《流亡的先知》著重敘述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法國、挪威和墨西哥的流亡生涯，以20世紀30年代歐洲政治地圖和蘇聯國內政治形勢為背景，介紹和分析了托洛茨基在流亡過程中對俄國和世界革命等問題的理論著述，最后以他在墨西哥被斯大林刺殺身亡的悲劇結局告終。
【書摘】
解散立憲會議
當然，現在國內學界對十月革命的批評不僅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夠暴力上，對十月革命的否定擴展到對布爾什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它的策略上。在這方面最為人所詬病的一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二是解散立憲會議。
前者說布爾什維克在它成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多數后，才提出這個口號，足見它的陰險。這顯然是對相關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寧回國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爾什維克領袖主張支持臨時政府。在列寧回國并使黨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堅決反對聯合政府，主張沒有資產階級代表的蘇維埃掌權。當時在俄國已經形成了雙重政權——一方面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與資產階級組成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組成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蘇維埃。當時列寧的立場是通過民主斗爭爭取贏得蘇維埃的多數，即進行蘇維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是反對臨時政府的斗爭的口號。據筆者所掌握的資料，這個口號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歷）舉行的統一社會民主黨全市代表會議上，就提到了這個口號：“我們給自己提出了明確的任務，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對我們來說，這個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我們知道，奪取政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取決于事件發展的速度。我們不說繞開蘇維埃奪取政權，因為它是整個革命民主派政體的代表制的形式。我們只應該力求在蘇維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數，用真正革命的內容去充實它，圍繞著我們的口號把廣大人民群眾組織起來。”說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當時托洛茨基剛剛回國不久，他還沒有加入布爾什維克，甚至還沒有與列寧商談他領導的區聯派組織與布爾什維克合并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口號在那時就是包括布爾什維克（以它為主）在內的蘇維埃左翼的口號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工人游行隊伍就打出了這個口號。而在當時，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意味著全部政權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對解散立憲會議的指責更為嚴厲，有學者撰寫長文，說布爾什維克以允諾召開立憲會議奪取了政權，一朝政權在手，在立憲會議選舉失敗后，不是順應民意交出政權，而是背信棄義地解散了立憲會議。還說約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書的書名名不副實，因為十月革命并沒有發生什么像樣的戰斗（即不夠暴力），只不過是當時頻頻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實這并不是什么新觀點，蘇漢諾夫在其《革命札記》中就是這么說的），而布爾什維克悍然解散立憲會議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這種說法只能表達作者對革命的蔑視和對立憲會議的尊崇，無論如何都不是當時親歷這兩個事件的人民、各階級、各政黨和各個國家對它的感受的真實寫照。
約翰?里德親歷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符合實際的。事實是，自從布爾什維克成為彼得格勒的多數，托洛茨基成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資產階級就一直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們千方百計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日益臨近時，他們的焦慮達到了極點。這在當時的報刊上都能反映出來。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決于奪取政權時是否進行了大規模的流血戰斗，而取決于政權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根本變化以及方針政策有無變化和變化的大小，更取決于它的后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它無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將私人企業國有化，把土地分給農民，不僅退出帝國主義戰爭，而且還要公布各盟國與沙俄政府簽訂的秘密條約。當初頌揚它是人類歷史上的新紀元，并不夸張。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為窮人的利益剝奪富人的政權；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戲規則，公布秘密條約，以揭露帝國主義戰爭是為了滿足各國資產階級的貪婪的胃口；它越過各交戰國政府直接向它們的人民呼吁，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內戰，以革命戰爭來消滅帝國主義戰爭。不僅是面臨被剝奪的俄國資產階級被這次“政變”所震撼，就是各交戰國的政府在面對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的宣傳在厭戰的士兵中引起的反響時，能不膽戰心驚嗎？
筆者無意否認立憲會議即民主形式帶來的好處，也不否認斯大林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聯系。但如上面那位學者那樣，說布爾什維克就是憑著許諾召開立憲會議才獲得政權，而得到政權后就過河拆橋，解散了立憲會議，則是筆者不能茍同的，這種說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說，十月革命的成功，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主要靠的并不是許諾立即召開立憲會議，而是要滿足人民群眾對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發發動二月革命的人民的口號。立憲會議是政黨的口號，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各政黨提出的口號和目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最早提出這個口號，是在190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次年，社會革命黨也提出了同樣的口號。但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更為緊迫的是解決和平與土地的問題。在那時的俄國政黨中，唯一一個要認真地解決和平和土地這兩個問題的，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即使把立憲會議的口號看成與和平與土地一樣重要的口號，它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和平和土地一樣重要，那也不能據此指責布爾什維克背信棄義，因為它至少真正地落實了兩個口號，即和平與土地。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立憲民主黨在它們執政的八個月的過程中，沒有為解決這三個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采取過一項嚴肅的措施。
而且在立憲會議的問題上，應該受到指責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時任臨時政府辦公廳主任的納博科夫說過，天真的人在理論上可以認為，政府召開立憲會議就是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據選舉結果把政權交給選出的多數黨，然后就自動解散，實際絕非如此。一語泄露天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根本不想召開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在他們的手中，成了拒不解決和平與土地問題的擋箭牌。所有與群眾利益相關的措施，他們都說自己無權決定，推給立憲會議，而對資產階級有利的措施，則立即拍板，也用不著等立憲會議了。群眾對他們的不滿，部分就是由此而來的。
立憲會議的選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民意，也是值得懷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會革命黨人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得到2100萬張選票，占總票數的60%。但他們的票源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在城市里，他們的得票不僅大大落后于布爾什維克，還少于立憲民主黨。
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表明，社會革命黨作為執政黨在2—10月間的表現，以及社會革命黨人任總理的政府在后來幾個月中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它聲譽掃地。工人階級和它的武裝——赤衛隊——對它深惡痛絕，軍隊的絕大多數也支持布爾什維克，在10月中旬，當布爾什維克成為全國各主要蘇維埃的多數時，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經退出蘇維埃。一個僅靠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而成為多數的黨，甚至支持它的農民也主要來自邊遠地區，而在城市和軍隊中都得不到支持的黨，在主要行政資源都來自城市的現代社會中，能組建一個什么政府呢？肯定不會是該黨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強硬政府，而是一個軟弱無力的政府。指望這個政府來解決和平和土地問題，肯定是不行的。一個執政幾個月的政黨，連它的基本綱領——把土地分給農民——都不能實施，甚至連為實施它的準備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給立憲會議。這樣的黨即使讓它再次組閣，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過去為蘇維埃的多數派和執政黨的六個月中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個事實不會因為這個黨在立憲會議的選舉中獲得多數而改變，何況這個多數本身也是有疑問的。
十月革命前，社會革命黨分裂為兩派，一個是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另一個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官員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齊耶夫逮捕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實施社會革命黨的基本綱領——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由于立憲會議各黨派代表的名單還是在7、8月間定的，在9、10月間已經是水火不相容的左派、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交替出現在同一個黨的名單中，而且其中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占全部社會革命黨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十月革命前后這兩派在群眾中的實際影響。因為在不久前舉行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70個席位，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只有16席，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6席，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數民族社會革命黨人都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一致，他們所得的全部選票也要少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變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實，即十月革命后，電報郵局系統對蘇維埃政權的消極怠工，臨時政府被推翻、社會革命黨分裂的消息遲遲不能傳到外省，更不用說是邊遠地區了。大多數農民本來是想把票投給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在土地委員會工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卻把票投給了作為政府代表逮捕他們的右派社會革命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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