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錢鍾書斥責馬悅然”
多年以來，在中國媒體（包括紙本報刊和網絡）廣泛流傳著一則“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話。這則話雖然被廣泛引用和傳播，卻因為引用者都不注明出處，最終成為瘋傳多年的“無主信息”。這種“無主傳播”狀態，使“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真實性喪失殆盡，如在新浪微博中，網友“云夢子圍爐夜話”就在與馬悅然現任夫人陳文芬交流時說道：“我百度了一下，雖有多家報刊轉載此事，但皆未言及來源，實屬可疑。我借用此軼事，無非是為中國文學鳴不平，無絲毫貶損污蔑錢先生之意。”（2011-10-2）這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它表明受眾難以采信“錢鍾書斥責馬悅然”這則信息——實際上，其無主傳播越廣泛，其可信度越微小。
然而，這則“雖有多家報刊轉載此事，但皆未言及來源，實屬可疑”的“錢鍾書斥責馬悅然”信息，真是無中生有的“網絡八卦”嗎？不是！在《傳記文學》1995年第1期中，張建術撰寫的報告文學《魔鏡里的錢鍾書》有這樣一段話：
更早的時候，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漢學家馬悅然上府拜訪他，那次，錢鍾書一面以禮相待，一面對著大名鼎鼎的馬博士，說出一番尖銳的話來。他說：“你跑到這里來神氣什么？你不就是仗著我們中國混你這飯碗嗎？你懂中國嗎？【你會說幾句中國話，不就會說‘你好’、‘你吃了嗎’這么幾句嗎？】在瑞典你是中國文學專家，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那錢是你給的嗎？】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作為漢學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什么工作？巴金的書被譯成那樣，欺負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種爛譯本誰會給獎？【別的國家都可以用原文參加評獎，中國作品就非得譯成英文才能參評】，有這道理嗎？”
［引者按：作者張建術告知，《傳記文學》版《魔鏡里的錢鍾書》為作者朗讀手寫稿，時任《傳記文學》副主編劉向宏電腦錄入，與原稿文字有個別出入。應作者要求，本處引用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魔鏡里的錢鍾書》中相關段落，其中，前兩處“【】”中文字為《傳記文學》中沒有，后一處“【】”中文字與《傳記文學》中相應文字語句順序前后顛倒］
上面這段話，就是“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原始出處。《魔鏡里的錢鍾書》在《傳記文學》發表后，張建術應邀對此文作了剪輯壓縮，以《做聰敏的君子——側記錢鍾書》為題目在《大學生》雜志1996年第1期發表，這段話原文刊載其中；《中外書摘》1996 年5 月號和《科技文萃》1996年第7期先后以《聰敏君子錢鍾書》為題目摘要轉載這個壓縮稿，這段“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話仍然刊載其中。
然而，我們現在網絡搜索中，所能搜索到的這段“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文字，均無作者、無出處，變成了難以采信的“無主信息”。
二、馬悅然夫人的否定
這則原出于張建術著《魔鏡里的錢鍾書》的“錢鍾書斥責馬悅然”文字，自發表以來，被廣泛轉載和傳播，特別是2000年后網絡普及以來，它已經是廣為人知的信息。近年來，伴隨著國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關注強化，更加以馬悅然以“諾貝爾獎評委中唯一深諳中國文化、精通漢語的漢學家”身份在中國公眾視野中曝光度的日益提升，“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信息傳播也逾加普及。但是，因為它在媒體中被演化為“無主信息”，就導致了無論引用者、還是接受者都對之持“似是而非”的態度。
正是在這個語境下，馬悅然現任夫人陳文芬（實名認證“小妖陳文芬”）于2011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期間，以回復網友的方式，在新浪微博發出10則微博，明確否定“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可能性。陳文芬的主要觀點表現在如下微博中：
回復@舍心忘茲：很多人利用傳言，藉錢鍾書之口來傷害馬悅然。我認為：傳言中傷的不是我丈夫，而是錢先生。以錢先生之學養風范，謙謙君子，他能說出如此魯莽無禮，缺乏常識的言語，對待一個外國書生，錢鍾書是錢鍾書先生，他可不是“德國漢學家”顧彬教授啊！2011年9月29日
回復@舍心忘茲：馬悅然1981、1982年兩次拜訪錢鍾書，楊絳先生皆在場。那一系列拜訪中國文人的活動，進行錄音采訪，有檔案。我不忙于駁斥謠言；令馬悅然難過的是，怎么會有人利用故去的錢鍾書，來講粗鄙無聊的閑話，他們那一代人受苦還不夠嗎？2011年9月29日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土耳其帕慕克獲得諾獎，也有英文與其他語文譯本的；這獎是瑞典學院十八名院士來評論，瑞典人學過歐洲幾種主要語言，日文，中文對他們來說，就遠得多了。評委需要譯本是常情常識，錢鍾書先生不至于連這樣的事都不明白，謠言傷害錢鍾書至此，文人集體悲哀。2011年10月2日
回復@云夢子圍爐夜話：當年馬悅然、陳寧祖夫婦赴北京錢府拜訪，兩次見面楊絳先生也在，并無外人座陪。談話主題是馬悅然手中的研究大計劃，就學術跟作者的視野，馬悅然希望知道加進“散文”這一文類于學術計劃，錢先生的看法如何？全程未談過諾貝爾文學獎，更無談過巴金作品。2011年10月2日
回復@云夢子圍爐夜話：馬悅然欣賞許多中文作家作品，惟從未翻譯過巴金作品，無論是英文或瑞典文；錢鍾書、楊絳兩位先生畢其一生于文化語言翻譯貢獻卓著，不會不知道諾獎評委須要譯文閱讀亞洲語系文學作品，此等謠言中傷仙逝多年的錢先生，馬悅然活著的人為故友難過。2011年10月2日
從時間比對，錢鍾書與馬悅然見面，不能談及諾貝爾文學獎。彼時，馬悅然如何能想到自己成為諾獎評審，天方夜譚啊。2011年10月3日
歸納上引微博，陳文芬否定“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可能性的主要論據有：（1）她不相信錢鍾書“能說出如此魯莽無禮，缺乏常識的言語，對待一個外國書生”；（2）馬悅然和已故前夫人陳寧祖兩次拜訪錢鍾書是“一系列拜訪中國文人的活動，進行錄音采訪，有檔案”可作證；（3）馬悅然沒有翻譯巴金作品，錢鍾書不會針對他指責巴金作品翻譯問題；（4）拜訪錢鍾書時，馬悅然尚不是諾獎評委，錢鍾書不可能用未來的事指責馬悅然。
三、對馬悅然夫人的否定之質疑
陳文芬的“否定”，不無道理。但是，有如下可質疑處：
其一，她主觀性地將這則“錢鍾書斥責馬悅然”認定為“如此魯莽無禮，缺乏常識的言語”，其他讀者未必認同，錢鍾書本人也未必認同。
錢鍾書對人對事的嚴謹不茍、直言辛辣，是世所周知的，他如果看出馬悅然“就是仗著我們中國混你這飯碗”，是絕不會隱而不發的。陳文芬女士如果花點時間閱讀一下錢鍾書自己的論著和其友人關于他的文字，就會了解錢鍾書的“狂者胸恣”。
陳文芬認為“（諾獎）評委需要譯本是常情常識”，她持這樣的“諾獎常識”顯然是把諾獎評委本身的語言缺陷變成了不可質疑的“天理”了。如果諾貝爾文學獎真正是“世界性”的文學獎，為什么非西方文學語言必須“轉譯”才有資格參評？文學的學識（不是諾獎的常識）是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文學的語言在根本上是不可能通過翻譯而不被損害的！這個文學常識，陳文芬女士大概不懂得，但是錢鍾書是必然懂得的。
其二、陳文芬沒有搞清楚“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文中針對性。
在“錢鍾書斥責馬悅然”中，有如是說：“在瑞典你是中國文學專家，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那錢是你給的嗎？】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陳文芬指出，馬悅然1985年才入選瑞典學院院士和進入諾獎評委會，而他拜訪錢鍾書在此前，“從時間比對，錢鍾書與馬悅然見面，不能談及諾貝爾文學獎。彼時，馬悅然如何能想到自己成為諾獎評審，天方夜譚啊。”
然而，在“錢鍾書斥責馬悅然”話中，并沒有認可馬悅然是諾獎評委的含義，相反是對馬悅然“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有質疑，所以才會質問道“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如果我們考慮到錢鍾書知識的淵博和掌握信息的及時廣泛，而且采信這句話是錢鍾書說的，那么我們就可以得出合情理的推論：錢鍾書得知尚不是諾獎評委的馬悅然在中國自稱諾獎評委，所以對他發出了這樣的批評和質問：“到中國來你說你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專家，【那錢是你給的嗎？】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因此，陳文芬僅以馬悅然當時不是“諾獎評委”否定錢鍾書上述批評的可能性，是站不住腳的。張建術《魔鏡里的錢鍾書》文中記述所指此事發生的時間，也是在1985年之前－－馬悅然進入諾獎評委之前，這是與“你說實話，你有投票表決權嗎？”的質疑是吻合的。
“巴金的書被譯成那樣，欺負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這句話是舉中國文學翻譯成西文而受損害的一個例子，其中沒有文字指出是批評馬悅然把巴金作品翻譯爛了。因此，陳文芬用馬悅然從未翻譯巴金作品來否定錢鍾書說這句話的可能性，理由也是不成立的。如果陳文芬聯系到下面一句話“【別的國家都可以用原文參加評獎，中國作品就非得譯成英文才能參評】，有這道理嗎？”，就應當明白，批評“巴金作品翻譯爛”的主旨不在批評馬悅然，而是針對“中國作品就非得譯成英文才能參評”的“諾獎規則”（即陳文芬所謂“諾獎常識”），目的是要指出這個規則“沒有道理”。
其三，以拒絕錄音采訪為慣例的錢鍾書，是否會破例接受馬悅然的“錄音采訪”？
陳文芬聲稱馬悅然拜訪錢鍾書，“進行錄音采訪”。這個“錄音采訪”，是不符合我們所了解的錢鍾書對待采訪的態度的。光明日報記者單三婭在1999年7月16日發表的《錢鍾書、楊絳與光明日報》一文中記述說：
1988年5月，在新聞改革的大形勢下，報社編輯部組織記者采訪一些文化名人，就如何辦好《光明日報》發表意見。文藝部研究后決定采訪錢鍾書、夏衍、唐弢、蕭乾。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史美圣還有攝影記者彭璋慶來到錢先生家。那天他首先把我們讓進他們的客廳兼書房。當我們說明來意后，他又重申了不太愿意接受記者采訪的意思，同時客氣地對拿起相機準備拍照的彭璋慶說：“我不喜歡記者照相，大家坐下來聊聊吧！”彭璋慶只好放下了相機，從始至終成為一個旁聽者。……那天他們夫婦二人還對翻譯界的現狀談了看法，批評了不嚴謹的風氣。那天談得很投機，最后錢先生同意將他對報紙改革的意見整理好給他過目后發表。幾天后，史美圣將我整理的小文寄給錢先生，請他定稿，過了一、兩天，錢先生將改稿寄回，并以他一貫幽默寬容的筆調附一毛筆短信：“美圣同志：來函奉悉，三婭同志記錄得很中肯扼要，把我的廢話都‘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遵旨改幾個字送還。”
單三婭記述的采訪情景，與《文藝報》前副總編吳泰昌記述的另一次采訪情景非常一致。吳泰昌1977年首次拜訪錢鍾書先生，至1985年時，已經是可以“不告而至”的錢府座上客。但是1985年冬天，他帶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記者林湄采訪時，情景也是如此：“記者采訪時我一直在場，錢先生不同意記者錄音、作記錄。后有機會看到‘速寫’的原稿，又見到錢先生的修改稿，對照一下，經錢先生的‘回憶增補’，確實使文章添了‘實質’的內容。錢先生‘甕中捉鰲’點睛之語,被記者采用為文章的正標題。”（吳泰昌著《我所認識的錢鍾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５７頁）林湄采訪完成的報道《“甕中捉鱉”記——速寫錢鍾書》當年發表在香港《明報》。該報道記述了這次采訪時相同的情景。
錢鍾書拒絕“記者錄音、作記錄”，旨在堅持對采訪稿“過目”、“修正”的權力。他既然對單三婭、吳泰昌這樣熟悉的記者、朋友的采訪都拒絕錄音、照相，何以為對外國人馬悅然網開一面呢？因此，對于陳文芬所聲稱、而且她自己表示并未有查閱的“采訪錄音”，我們有理由質疑其“存在”。
其四、陳文芬不是當事人，卻在沒有做必要的調查研究和掌握基本憑據的前提下，擅自為當事人“作主張”。
據張建術的報告文學記述，“錢鐘書斥責馬悅然”發生在1985年之前。馬悅然前夫人陳寧祖1996年去世；陳文芬于1998年與馬悅然初識于臺灣，“密戀”多年，2005年宣布婚訊。（《馬悅然與陳寧祖、陳文芬》，羊城晚報，2012年11月18日）從時間比對來看，1980年代發生在錢鐘書與馬悅然交往中的事情，陳文芬完全不是知情人。
在2011月10月2日微博中，回復網友“云夢子圍爐夜話”所言“我百度了一下，雖有多家報刊轉載此事，但皆未言及來源，實屬可疑”這則微博時，陳文芬說：“回復@云夢子圍爐夜話：好感謝您這樣說。”陳文芬這個回復表明，她與這位網友一樣，并不知道“錢鍾書斥責馬悅然”有正式的原始文獻出處——《傳記文學》1995年第1期。她是在沒有對信息來源作考查、并且掌握其真實來源的前提之下，針對一個“自以為無主”的網絡信息作回應。
在2011年9月29日微博，陳文芬指出：“馬悅然1981、1982年兩次拜訪錢鍾書，楊絳先生皆在場。那一系列拜訪中國文人的活動，進行錄音采訪，有檔案。”但是，在2011年10月3日微博中，她又聲稱“雖我未及查閱詳細的日期，我可以肯定兩人談話絕不可能涉及諾貝爾文學獎”。這兩則微博告訴我們：陳文芬本人不僅沒有查閱過她聲稱的馬悅然采訪錢鍾書的錄音檔案，而且連所稱“采訪”的日期都不知道（“未及查閱詳細的日期”）。既然如此，她關于采訪內容的主張（“我可以肯定兩人談話絕不可能涉及諾貝爾文學獎”）就是無根據的臆斷妄言了。
退一步講，即使陳文芬所聲稱的“錄音檔案”證明她關于這兩次錢馬會談情況的言論屬實——“不能談及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仍然不能因此排除“錢鐘書斥責馬悅然”的可能性。因為，1998年才與馬悅然“初識”的陳文芬，不能排除馬悅然在1980年代有第3次或更多次拜訪錢鐘書的可能（王元化《一九九一年回憶錄》的記述可見這種可能性，詳見本文第四節），自然她也不能排除在她所指稱的這兩次拜訪之外發生的事情——“錢鐘書斥責馬悅然”。
作為非當事人，陳文芬如果是負責地甄別歷史信息的真偽，她應當提供相應的事實材料為自己的立論作證據。否則，她的“錢鍾書與馬悅然見面，不能談及諾貝爾文學獎”就真的是“天方夜譚啊”。
四、錢鍾書究竟怎樣看待諾貝爾文學獎
前文述，1985年冬，作為錢鍾書先生忘年之交的吳泰昌，應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記者林湄之請，帶著后者對錢鍾書先生進行了一次不告而至的采訪，錢鍾書戲稱為“甕中捉鱉”。林湄在香港《明報》發表了關于這次采訪的報道《“甕中捉鱉” 記——速寫錢鍾書》。其中，與本文相關的是“錢鍾書談諾貝爾文學獎”。相關文字全錄如下：
話題從文學創作談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事。沒想到這個看來并不新鮮的話題，卻引出了錢老一段精彩的議論。他問我是否知道蕭伯納的話。蕭氏說：“諾貝爾設立獎金比他發明炸藥對人類的危害更大。”
“當然，蕭伯納自己后來也領取這個獎的。其實咱們對這個獎不必過于重視，只要想一想，不說活著的，在已故得獎人中有Grazia Deladda，Paul Heyse，Rubolf Eucken，Pearl Buck之流，就可見這個獎的意義是否重大了。”說著，他從書架上取了一本巴黎去年出版的《新觀察雜志二十年采訪選》，翻到J-J Borges因拿不到諾貝爾獎金而耿耿于懷的那一節說“這表示他對自己缺乏信心，而對評獎委員會似乎太看重了。”（此段引號內的回答，是錢鍾書在修改稿上親自寫的——筆者注）（因在內地無法查找當期《明報》，轉引自《我所認識的錢鍾書》第55頁）
吳泰昌在《我認識的錢鍾書》一書中介紹，在他征得錢鍾書同意后，他將上引《明報》內容采用“新聞摘要”的方式于1986年4月5日出版的《文藝報》刊出，刊發標題為《著名學者錢鍾書最近發表對“諾貝爾文學獎”看法》，全文如下：
“蕭伯納說過，諾貝爾設立獎金比他發明炸藥對人類的危害更大。當然，蕭伯納自己后來也領取這個獎的。其實咱們對這個獎，不必過于重視。”著名學者錢鍾書是在寓所接受中新社香港分社記者采訪時，發表他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他說：“只要想一想，不說生存的，在已故得獎人中有黛麗達（Grazia Deladda），海澤（Paul Heyse），倭鏗（Rubolf Eucken），賽珍珠（Pearl Buck）之流，就可見這個獎的意義是否重大了。”在談到博爾赫斯（J-J Borges）因拿不到諾貝爾獎金而耿耿于懷一事時，錢鍾書說：“這表示他對自己缺乏信心，而對評獎委員會似乎又太看重了。”（引文英文名字為引者附）
從林湄的報道和吳泰昌的記述，都可以見證，錢鍾書對于自己發表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是非常嚴格謹慎的，公之于世的文字，凡以他本人名義，他都要求書面審閱、訂正。尤其要注意的是，他事后與林湄、吳泰昌的通信表明，他不僅事前要審定相關文字稿，而且事后是關注社會反應的。（參見《我所認識的錢鍾書》，第58－59頁）
五、錢鍾書對馬悅然的真實態度
錢鍾書究竟怎樣看待馬悅然？從筆者能夠查尋到的文獻來看，大概可以說，錢鍾書與馬悅然交往之初，對后者是比較接受的，但是在進一步的交往中，他改變了對馬悅然的看法和態度。
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回憶錄》中指出：“我和馬悅然相識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錢鍾書介紹給我的。當時錢先生曾向我說，‘我不會把不相干的人介紹給你，這個人是不錯的。’當時馬悅然還不是瑞典皇家學院的院士。他當選為院士（同時也就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以后，不知為了什么，錢鍾書和他的交往逐漸疏遠，以至斷絕。有一次我聽到錢鍾書批評他說：‘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學術界》雙月刊），2001.2）
在這同一篇文章中，從王元化的記述可見，他與馬悅然的關系始終是友好、融洽的。因此，他介紹錢鍾書與馬悅然關系“交惡”、錢鍾書指出“他（馬悅然）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是有可信性的。這可以作為張建術報告文學中關于“錢鍾書斥責馬悅然”記述的可信性的一個旁證。
另一個旁證，是國際著名的計算語言學先驅錢定平教授在《斯人難再得——緬懷錢鍾書》一文中寫道：“關于中國文學作品的外文‘爛譯’，鍾書先生對瑞典的馬悅然曾經有過一番少有的‘耳提面命’ 的談話。這大家都知道。”（《出版廣角》，1999.2）錢定平所謂“少有的‘耳提面命’”就是指“錢鍾書斥責馬悅然”。錢定平少年時代就是“錢迷”，并在錢鍾書生前與其有書信往來，以他的國際視野和對錢鍾書的認知，他能夠采信此說，并且承認“這大家都知道”，是對“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真實性的一個有價值的旁證。
六、“錢鍾書本人看過這篇東西”
在考辨“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為本文作資料準備的時候，我通過文化藝術出版編輯尋找到了《魔鏡里的錢鍾書》作者張建術的電話，并在電話中向他作了咨詢。他告訴我，早在陳文芬之前，已經有人對這篇報告文學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稱之為“小說家言”，針對這種質疑，他撰寫了《〈魔鏡里的錢鍾書〉是小說家言嗎》（未刊稿）。他通過電子郵件提供了這篇寫于2010年12月8日的文稿，并表示允許我在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自由摘引文中言論。現摘要如下：
最近看到網上有文章指責我的那篇《魔鏡里的錢鍾書》是小說家言，不足憑信，并以一處小錯為據。初時我付之一笑，近日想想還是交代幾句比較好，算是對讀者負責。
我本人確實寫過小說，現在還準備寫，但不等于我寫的報告文學就是小說家言。兩種文體的區別我很清楚，做起來自然各行其道。實際情況是錢鍾書本人在世時看過這篇東西，未著一字不認可，倒是指著挑他毛病的段落說：“這些地方都挺客觀。”他本人都不說我是小說家言，別人憑什么這么武斷？
當時這篇報告文學的出爐，有它一個特定的背景。第一是雜志社向我約稿，我答應人家了。第二是當時有人把整人誣陷的矛頭指向了錢鍾書和他的朋友，制造了局部的白色恐怖。錢鍾書1994年、1995年兩度生病，直至發燒住院，跟這場風波不無關系。這事在當時不是什么秘聞。
說我做小說家言的人，是不是清楚上述寫作背景呢？誰會相信錢鍾書本人愿意別人拿他的真名實姓做小說呢？那時候他活著，是有能力出來說話的，有誰見他否認過文章的真實性呢？
張建術在電話中告訴我，《魔鏡里的錢鍾書》文稿經電腦錄入打印后，由雜志社方面提交錢鍾書親自審閱，錢鍾書認可后告知了張本人，并發稿刊印，這就是“實際情況是錢鍾書本人在世時看過這篇東西，未著一字不認可”所言。張建術還在電話中告知，“錢鍾書斥責馬悅然”，是他在準備《魔鏡里的錢鍾書》的采訪過程中，三次從不同的人物口中所聽到的，三次的內容是一致的。在電話交談中，張建術還特別說明，他撰寫這篇報告文學，是在錢鍾書遭遇“特殊困難”時期受約于雜志社，并且當時承諾不向外公開雜志社約稿的背景——“當時有人把整人誣陷的矛頭指向了錢鍾書和他的朋友，制造了局部的白色恐怖”。
依據張建術的《〈魔鏡里的錢鍾書〉是小說家言嗎》一文及他與我的電話交談內容，我們能否采信“錢鍾書斥責馬悅然”的文字是“經錢鍾書過目并認可”之說呢？作更進一步的直接取證超出了筆者的能力。但是，本文前述林湄、吳泰昌、單三婭所披露的錢鍾書對采訪、報道的態度和作法看，在錢鍾書生前存在了近四年、傳播極廣的《魔鏡里的錢鍾書》要逃出他的“法眼”是不可能的。連僑居海外的文學界外人士錢定平承認“錢鍾書斥責馬悅然”是“大家都知道”的，當事人錢鍾書豈能閉目塞聽？因此，我是傾向于錢鍾書對張建術《魔鏡里的錢鍾書》的審定和認可的。否則，我們是應該聞見對自己發表的言論“字字計較”的錢鍾書的相關否定反應的。
七、我們還需要“錢鍾書”嗎？
學者吳泰昌記述他1980年造訪錢鍾書，在參觀了錢先生書房以后，與錢先生有這樣的對話：
在與錢先生楊先生用餐時，我說別人都說你過目不忘，錢先生擺擺手，他說：怎么可能做到過目不忘呢？我只是沒有藏書的習慣，看了書盡可能將有用的東西用腦子記下來，用手抄下來，萬一需要時再去重查。我對自己的著作不斷修改，除改正誤排的，補充新發現的材料外，也有改正自己發現或別人指出的誤引或不恰當引用的。我說，過目不忘你不認可，那說過目難忘總還可以吧。他還是擺擺手，不作回答。（《我所認識的錢鍾書》，第87頁）
錢鍾書在生的時代，做學問主要還是靠讀紙本書為主。他不喜藏書，“書非借不能讀也”，就靠頻繁借書閱讀做學問，當年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同事多稱他“從所圖書館里借書多，還得快”，而夫人楊絳說：“錢先生有書就趕緊讀，讀了總做筆記，無數的書在我家流進流出，存留的多是筆記，所以我家沒有大量藏書。”。
在當今的計算機和網絡做數據存儲的強力工作時代，錢鍾書式的苦讀窮究似乎沒有意義了。他當年寫《管錐編》時“窩居”于社科院文學所辦公室，用小推車借閱圖書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他費盡心血勞力才能獲得的信息，我們現在可以在萬維網中便捷地檢索到。但是，我們在方便之中養成的是馬虎，在豐富之中得到的是恍惚，我們得來全不費功夫，于是有了無需尊重原作、原創，連出處和作者都忽略，只保留赤裸而無主的“信息”。“錢鍾書斥責馬悅然”就是這樣一則被網絡時代“無主化”的信息，這個信息的虛化和無意義化，表征的是當代學術的輕浮功利，而它的要害就是錢鍾書所代表的學術精神的喪失。
喪失錢鍾書精神，我們只能淪為信息浮亂中的睜眼文盲——我們知道一切，但一切都是虛實莫辯，真假倒置。世間恨失錢鍾書！（肖 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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