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個世紀的初期，現代大學在中國發軔開端，但是同時幾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達到了一個燦爛的頂顛，人才輩出，大師涌現，以至于整個世紀當中的人文建樹如果不客氣地總結的話，多半就是在那段時間形成的。
但凡是事物在新生階段，氣象最新，氣勢也最為宏大，創始人物的高山仰止也尤其顯得不可逾越，這不但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的一個通病。中國的大學當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以據京師要地，是思潮傳播中心，尤為矚目。而奠定這兩所大學的氣量和風格的，在北京大學是蔡元培，在清華大學，則就是《中國的大學》的作者梅貽琦。
蔡元培是一位博學君子，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使北京大學成為國家學問之淵藪，思想潮流的源泉，以至于運動的發起者。但是梅貽琦卻不同，和蔡元培的“博學、審問”相比，梅貽琦則是“篤行”的代表。篤行做事，聲名不聞，但是日漸月累，最終使得清華大學并肩于其他的世界學術名校。如果要比較蔡元培和梅貽琦的更大不同，則在于舉世皆知道蔡元培的辦學思想，但是卻沒有能列舉他的治校措施，至于梅貽琦，則至今有人能列舉他的治校措施，卻不能明確說出他的辦學思想，蓋已經將辦校思想化用到治校措施當中了。
要辦好一所學校，放眼于學校的建設和學術的成果，而不是將學校作為自己在學界的晉升和聲名的升降機，是沒有沉穩的耐心不行的，沒有長久的堅持不行的，同樣沒有基于以上兩點的基礎被學校所信任也是不行的。梅貽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則。他于1931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要論為清華大學服務，則更早在1914年由美國吳士脫大學學成回國擔任清華大學的教職——到1949年前往臺灣，再到1962年在臺灣去世，幾乎終其一生服務于清華大學。
這足以能夠說明梅貽琦的耐心篤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篤行還表現在其他的若干方面。學生著急于救國興亡，梅貽琦解釋說：即使救國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體魄，第二要有良好的專業知識，因為救國并不只在戰場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兒子要去參加軍事翻譯，梅貽琦并不支持，說道：你現在才是大一的學生，也許到了大二才可以去。當然他的兒子并沒有完全遵守父訓。國民黨的軍警捜査大學校園，被激怒的學生圍攻教務長潘光旦，梅貽琦又出來解圍說：這也許并不好，如果事情鬧得更大，學校可能會停課，這從長久上考慮，是不利于學校的發展的，但是可以搪塞，自己就是把往年的學生名單交給軍警了的。但是這并不表示守舊和對于時事的回避，因為很容易憤怒的學生常常會驅趕他們的校長，在梅貽琦之前就發生了兩三回，但是梅貽琦在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十七年間，清華學生的口號是“擁護校長”。對此梅貽琦的解釋是：驅趕校長就是“倒某人”，看來沒有人愿意“倒霉（倒梅）”。梅貽琦的回答往往是狡猾而儒雅，也同樣有耐心。
以上的很多次事并不只發生在清華大學的校園，其中有一些事發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的經歷尤其是梅貽琦的耐心篤行的一個很好的例證。校務委員會當中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因為要到重慶國民政府任職，在校的時間是很短的，西南聯大的校務幾乎就由梅貽琦一人主持。但是就是這樣，在戰事的昆明一隅，在低矮的鐵皮房子當中，在幾乎是四分五裂的狀態之下，但是偏偏就是這個西南聯大，培養出大批一流學者和3名諾貝獎獲得者，比起世界上任何的著名學府也不遑多讓，甚至可以說，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學府就在中國。
這些事如果沒有被記載，那么這些事下面的治學治校的思想則都被記載在梅貽琦的《中國的大學》一書當中。其實梅貽琦的著述極少，要想在今天看到梅貽琦的做事的方法和治校的方針，則只有《中國的大學》這一本書。而且即使在這一本書當中，他的敘述方法也極其簡單，共分為“大學之精神”“清華之為清華”“西南聯大的精神家園”和“工業化的前途和青年的使命”四編。
但是盡管如此，全書四編當中分別提出的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對于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之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之為清華，正應于此注意也”，“這傳統就是北京大學的‘自由’，清華大學的‘民主’、和南開大學的‘活潑’”以及 “今日大學生之生活中最感缺乏之一事即為個人之修養”，對于今天的大學教育都極有指導意義。
但是并不僅此，除這些鞭辟入里的指導思想之外，梅貽琦的這部著作當中，又非常著重地強調著對于大學生德育、體育、美育，以及對于清華大學在若干時期的學校機構的演變和發展，這種事必躬親和應對的方法，卻是一座真正學府的進步和學生的成長的必要條件。
但是梅貽琦卻毫不居功。在他所倡導的治校思想當中，首先將使命責任的概念推還給了“蔡孑民先生”，而至于治校的具體辦法，則發展了教授治校的一個民主制度，正如朱自清在《代序》中所寫的那樣：“梅月涵先生便是難得的這樣一位同情的校長。他和清華關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在這七八年里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當然更多的梅貽琦的治校和治學還是要從他的著作當中閱讀才知道的，既然沒有這樣的幸運能夠在他做校長的清華大學讀書或者任事。之所以說他的著作是需要所有的大學學生和教授閱讀的，就在于從他的著作當中，無論是學生或者教授，都能認知作為學生或者教授的責任，而不是急功近利。
其實和梅貽琦的耐心、專注、篤行相比較，在今天，急功近利是損害中國大學精神的最大壞處。且不說教授的急功和學生的近利，早在八九十年前梅貽琦就有“大師”和“大廈”之辯，但是八九十年后，中國的大學當中還是只見大廈不見大師，急功近利之故也。正如中國過去的君主，只興土木，不修德政。大廈是期日之功，而大師則是需要期年之力。如果能夠去浮躁，多耐心，想必也能有所矯正。
不過大廈已成，大師的培養和出現為之未遠，也未可知。以史為鑒，在懷疑和危機過后，中國的大學必定從榛莽和荒蕪當中重新崛起，這就是《中國的大學》的出版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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