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春,王小波(前排左二)、王小平(前排左三)與父母、姐姐攝于人大鐵獅子胡同宿舍。

王小波與哥哥王小平,兄弟倆自幼愛讀書。

王小波與李銀河在美國家中。

1986年 ,王小波與李銀河到歐洲旅游,蕩舟意大利桑塔露琪亞海濱。
王小平說,他本想把書取名為《兄弟》。“里面其實不只寫了王小波,更大的篇幅是在寫我、我們的共同經歷,以及兄弟間的理解。”這本《我的兄弟王小波》將于今年6月出版。王小平寫了與王小波兄弟二人的童年、成長、青春,也記下了弟弟的死亡。
年長王小波三歲的王小平,在北京京西煤礦下井十年后,于1978年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系,1981年畢業。1991年于美國圖蘭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居美國。他延續了這個知識家庭的命運。
王小平的文字與王小波驚人的相似:“如果命運沒有選擇他成為一個作家,他也許會是一個體格孱弱的農民,一個心不在焉、缺乏效率、在幻想中生活的街道廠工人。他也許會窮困潦倒,在被埋沒的痛苦中度過一生。”
但即使寫作也沒有帶給王小波生前的榮譽。1988年回國以后,除了《聯合報》的小說獎以外,他被文壇排斥、拒絕,靠寫專欄與《聯合報》發給他的近1萬美元獎金生活。
欣賞他的編輯很多,但他被斃掉的稿子更多。《三聯生活周刊》主編朱偉寫道:“我自己感覺中,王小波最后死于心力交瘁,因為生活壓力,因為寫作,也因為其他種種不自如不愉快,以及他給我交稿時說寫不出稿來的那種痛苦不堪。”
曾任《北京文藝》編輯的李靜是王小波生前好友。“80年代文學熱潮里的東西還是有種中國傳統文人勁兒,但王小波對性的描寫,對愚蠢、怪誕、荒謬的表現容易讓人產生一種政治性的反應。人們會說這是居心叵測”,李靜說,“他給我看過他的貨車駕駛執照,說如果有一天徹底發表不了作品的話,大不了就去當個貨車司機。”
小說刪也刪了,改也改了,仍然不能發。
“他考了個駕照,結果辦下來就是那一型的。何況就算他當時沒有收入,我還在工作。”她說:“小波只是開個玩笑。問題還是出在心臟上。”
《我的兄弟王小波》中有多幅從未公開的圖片。在一張常見的中式全家福(圖1)里,五個孩子依身高大小排列起來,身后站著他們的母親、父親。王小波比弟弟高,比哥哥矮,皺著眉頭、半張開嘴,頭向前伸著站在畫面邊緣。書越往后翻,王小波的面容漸老,身邊的人也越少,最后只剩下李銀河。書末最后一張照片記錄的是一場家常小聚(圖3)。李銀河坐在狹窄但擺滿菜肴的飯桌旁,笑著舉起一根黃瓜作勢扔向拿著相機的人,王小波也在桌邊。他頭發長了點,坐在桌旁舉起大拇指,臉上同時出現了幸福與疲憊。
無論如何,在經過回國幾年中的寫作高潮后,王小波死在自己家中。在他生前遺稿《漫漫黑夜漫游》中,他說自己已經干什么都不成,而在年輕時他“覺得一切人類的事業都是我的事業,我要擁有一切……”沒有人在他身邊。他的兄弟在美國,妻子在英國,母親在她自己家中。在最后的時刻里,只有住在樓上的居民聽到了他的呼號。
童年
“小波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經常閉目塞聽,露出一副呆呆的表情,站在同齡兒童中間,十足是個異類。我經常注意觀察他,發現在他發呆的時候,兩眼會固定地凝視一個地方。問他剛才想了些什么,他總是語焉不詳,或顧左右而言他,總之,他這部分心理活動從不向他人公開。我猜他是像和尚打坐一樣陷入了冥想,但我沒敢告訴別人,怕人家把我也當成神經病。”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當你想起王小波的時候,你最經常想起你們兩兄弟之間發生過的事情是什么?
王小平:也許是我們小時候一起玩的時候。小波穿著背帶褲,頭發像豬鬃一樣立著。或者小波和我一塊跟人打架。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描寫我們共同的童年。
南都:這些共同的童年包括什么?
王小平:書里有句話說“小波是個大智若愚的孩子”。他確實是這樣的。小時候在別人看起來,他呆呆傻傻的,經常盯著什么東西出神。但是我知道,他是被一些神秘的東西吸引住了。
書中記錄了我們一起在鐘樓探險、捅馬蜂窩、去探尋大煉鋼鐵后拆掉的土高爐。以后在清醒時或夢中,我常常回憶起這個情景,那種感覺是非常強烈的,好像充塞了整個世界。我能感覺到,小波和我一樣體會到了書中描寫這些共同經歷中的神秘、美的氣息。而別人是不能像我們兩兄弟這樣感受的。
南都:確實,人們在兒童時代的冒險很多,但是否有書中描述的這種感受,以及這種感受的能力就很難說了。
王小平:對,我覺得有這種感覺的人應該不是很多,實際上正是因為有這種感覺能力,他從現實中攝取印象,沉入冥想,使得內心的感覺細膩化,使它變得豐富起來。而這樣的精神現象在一般人的心里是較難碰到的。我仔細想過這個事情,覺得這是一種個人的特別素質,好像與生俱來。他從小就是這么一個人,長大了以后也會走一條獨特的道路。
他原來見到生人是不大說話的,可是全家人吃飯的時候,大家一塊聊天,東一句西一句,他經常在坎節上插入一些逗趣的話,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的,甚至把飯都吐出來了。所以給人一個印象,他長大了應該去說相聲。
南都:從童年到少年,王小波的生活可以說是平順的。當他非要去云南當知青時,家人是什么意見?
王小平:差不多每個人都反對,沒人贊成,我的父母不愿意讓他走,我的姐姐也都勸他別去。
南都:他為什么一定要走?
王小平:這就像個謎團一樣,大家都在猜測,有人說他迷上一個女孩子,那個女孩子要上云南,所以他要跟著去,總之有各種說法。
南都:后來怎么辦?
王小平:小波從云南建設兵團病退回來,在北京落不下戶口。在家呆了好幾年,家里人都挺著急的。我的母親就想了一個辦法,把他送到山東老家青虎山插隊。小波在那兒呆了不到兩年的時間,等得到機會再回北京。回來后把戶口落上了,隨后就進入街道廠工作。一開始是在牛街教學儀器廠,生產圓規之類的東西。后來又轉到離我們家比較近的另一個街道廠,在錦市坊街,是生產半導體器件的。后來在這個廠等到考大學的機會,終于考上了大學。
小波1977年考大學,因為政審被刷。1978年又考一回,總算僥幸過關。這期間還考了一回(中央)戲劇學院,初試通過,復試鎩羽而歸,要不然也就端上演藝界的金飯碗了。那時候是身不由己,能撈點什么都比沒有強,不敢對以后的生活做什么長遠規劃。當時我上學的時候已經快三十了。如果“文化革命”再拖上十年、二十年,我也就快退休了,再去考學豈不成了笑話。如果1978年再上不了大學,到1979年就沒戲了,全是應屆生了。
寫作
“在云南的山林里,他初次產生了創作的欲望。對著月光,他把內心中涌現的詞句用鋼筆寫在鏡面上。……可是寫完了一看,不禁大失所望。這些句子平淡無奇,與內心中奇妙的感覺相去甚遠。……事實上,當一個人初次接觸琴鍵的時候,即使是貝多芬那樣的天才,也不能一下子就彈奏出美麗的樂曲。但當時的他還不懂這一點。”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王小波在上大學前開始寫作了嗎?
王小平:他從云南回來就開始寫了,剛回來的時候,他在家里賦閑,無班可上,這樣有好幾年,所以他有大量的時間寫東西。最初寫的幾篇東西也被收進了他的文集,像《劉三姐》,還有《戰福》。
南都:王小波經常強調他在插隊時的苦難給他帶來的荒謬感,比如把糞土不斷地堆到山上去。在那種生活情況下,他為什么會尋找精神家園?對王小波來說,精神世界的分量重到什么地步呢?
王小平:那是他的根,他借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像一個動物寓身的山洞一樣。
70年代,我在京西煤礦,小波已經從云南回來了。有一天,我坐著煤礦的卡車在山路上顛簸,一邊晃蕩一邊想著人類的價值取向這件事。我想到:人類的追求,除了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和感官的愉悅外還剩下什么?好像只剩下兩個東西。一個是美,另一個是力。美代表無窮的夢幻和細膩的情緒,像大海一樣撫慰著心靈。力代表對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是古往今來的君王、科學家、豪商巨賈、戰士終生追求的對象。兩個東西都是那么豐富和深邃,值得窮其一生去追求。那么,在兩者之間,我當如何取舍呢?考慮的結果是:如果必須兩者擇一的話,我選擇力,因為這更符合我的性格。而我覺得小波是追求美的人。
后來我把這個想法跟他說了,他若有所思,但是沒有明確地說出他的取向。我猜他當時在兩條路上徘徊不定,一方面他很喜歡科學、哲理一類代表力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又沉溺于幻想,對于美的東西有很多追求。
這時他已經二十多歲了。后來我越看越清楚,他基本上是選擇了美,這就是他的天性。
南都:他和你交流過關于寫作的問題嗎?
王小平:我通常是他的第一讀者。他拿來給我看,問我寫得行不行。我對他持鼓勵的態度。不過在那個時代,說老實話,我看不出寫這樣的東西對改善他的處境能有任何幫助,因為那個時代思想控制太嚴了。這種東西要是被捅出去,不但沒人夸獎,還會惹來挺大的災禍。
那是“文化革命”時代,寫這種東西不說是反動吧,至少是思想極端落后的表現。我說你寫的這些東西想要發表很困難,需要等很長的時間,也許等到你老了都沒有機會發表,只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但是該寫的東西還是要寫,不然豈不是像頑石槁木一樣度過一生。
南都:這就像一語成讖。到80年代,他的寫作當時進行到什么程度了?
王小平:他那時候好像已經不寫了,上大學以后就沒寫過東西,在大學里功課繁忙,確實也沒功夫寫。除此之外,當時曾有過這么一本書,嚇退了他寫小說的一片雄心。這本書叫做《少女與死亡》,是圖尼埃爾的作品。有一天我在社科院哲學所的圖書館里期刊架子上亂翻,翻到了一本《外國文學》,隨手把書打開,正好翻到《少女與死亡》。我草草讀了一遍,印象很深。后來我就借了一本,把它帶回家細細參透。看完之后,我把書拿給小波,以俾共享之,順便也鎮一鎮他。沒想到這一鎮就鎮得他擱筆十年(笑)。
小波看了以后受到很大沖擊。過去我們看過很多古典作家的東西,但還沒有看到多少現代的東西。他看過以后覺得文體極端精美,到了可以嚇死人的程度。這就撼動了他從事寫作的信心,所以他有十年時間擱筆沒寫過什么。到了美國以后,他的眼界拓寬了,過去的雄心再度浮起,所以重新提筆寫起來。
南都:當90年代末王小波突然開始流行的時候,讀者們非常震驚地在他的小說中看到了一種先知性的東西。
王小平:我想跟他看的東西有關系,首先他接受西方的東西挺多的。我們當時讀的書如果堆起來能摞滿屋子。
你想知道他的敏銳性來自什么地方,而這個問題,如果不想敷衍過去的話,其實很難回答。譬如說,為什么只有老子寫出了《道德經》?從老子的時代特點、生活環境上找答案都是徒勞的。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素質和智能水平。對于小波來說,這個問題也應這樣回答。他在這方面有可能顯著超越了一般作家的水準。
一般的作家入世太深,而小波在骨子里是個遺世獨立的人。我父親曾寫過兩句詩“昂藏七尺身,特立獨行人”掛在家中。小波每天走來走去,要看好多遍。我父親借以自況的詩,但用在小波身上也不算離譜。何況在80年代文學熱潮的時候,小波到美國留學。他完全沒經歷過那個熱潮,那時他在美國這樣一個發達國家。他跟國內一些作家的思想應該有很大的區別。
美國
“記得小波夫婦倆有一輛白色的八缸大車,當年曾攜我同游佛羅里達。他媳婦李銀河和他是同一路人,開車的本事還不如他。所以他們兩個人像連體人一樣,一個專管看燈和路上車輛,同時氣急敗壞地發布指令,另一個只管轉方向盤。幾個月后,這輛車從高速公路上下來,撞毀在電線桿子上,就此為他們的開車生涯畫下休止符。”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你最后一次見到王小波是什么時候?
王小平:我在1988年最后一次見到他。當時我到匹茲堡,到他和銀河家里接他們。我開著車,銀河、兩個弟弟都坐在我的車里面。小弟從肯塔基州轉到新澤西的大學讀書。我們在一起吃飯,聊天,然后到波士頓去,在一個島上逛來逛去。我們還在李銀河的朋友林春家借宿,和她的丈夫討論哲學和邏輯,并到一個花園去聽露天音樂會。后來我們就沒再相見,都是靠家人回國帶話。
南都:王小波在美國這樣一個現實、物質化的社會里怎么會繼續寫作?按照一般留學生的心態,既然已經十年不寫了,不如好好念個博士,找份工作。
王小平:當時有不少夫妻一方先過來,然后給配偶辦陪讀過來。小波跟著李銀河去的美國,他也打過工。但是后來好像是李銀河跟他說,“你是一個有特殊才能的人,不要在瑣事上浪費了你的才能,打工的事我來干。”所以她平時讀PH D (學術研究型博士)、周末去打工,確實扮演了一個賢內助的角色。她讓小波在家好好地組織自己的思想,寫他應該寫的東西,所以后來小波打工的情況就不太多了。
1986年年初,小波夫婦兩個人曾經到過新奧爾良,接了我到佛羅里達玩了一圈。據我看來,他們在經濟上雖然過得節省,但是有點余錢的。因為在幾年內他們還有財力把美國差不多的地方都逛過。有一年還利用假期的時間逛遍了歐洲。
后來小波在匹茲堡讀書,列入許倬云先生門下。許倬云跟小波說,你是中國作家級別的人物,中文修養和其他學生根本不能比,無論讀本科或者研究生的課對你來說都沒什么意義。所以許先生為他專門設立了名曰“獨立研究”的課程,每周幾次在許先生辦公室里,兩個人天南海北地談一談,談談文學、歷史以及中國大陸的一些情況、包括“文化革命”的情形。那個時候小波已經在著筆寫《黃金時代》了。
南都:王小波曾在后來的文章里寫,他一位特別聰明的朋友給人做軟件打包工作,每年4萬美元。他接著說:“要有一年4萬美元,我也給人干打包去。”但他最后始終沒有去追求美國夢。
王小平:我想有時候也難免這么想吧。因為這正是美國的時尚,即所謂美國夢(笑)。如果人人都這么想的話,他很可能受到一點影響。但他又說過我這個人別的不擅長,最擅長的事情還是寫東西。而要想寫東西就不能留在美國,一定要回中國,這一點他看得也蠻清楚的。
南都:王小波如何面對對他人的責任、世俗的生活?
王小平:他不大想這種事情,在生活上是得過且過,能混就混,可是內心有一種特別的追求。《我的兄弟王小波》中也寫了,他與李銀河的生活之簡單樸素是常人難以想象的。他們的生活過得馬虎無比,對物質層面簡直是不屑一顧。在這一點上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我說小波是一個很特別的人,就是因為他從來就有一種奇異力量在內部指引。你所說的世俗的枷鎖不能束縛他,因為一般的功利對他很少有吸引力。他之所以能在滾滾紅塵中特立獨行,是因為基本價值觀已經和常人不同了。
南都:你是怎么看待他們的生活方式呢?
王小平:我在心里暗暗地佩服,我覺得他們兩個人過的這種生活,雖然我無法企及,真的是一種蠻高尚的生活。我不能像他那樣,雖然我自己也有很強的冥想傾向,也會在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處理了以后,抽時間來做思考。但是我不能像小波那樣把90%的時間都用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死亡
“小波對自己的心臟毛病心里有數,我猜他早就感覺到自己壽命不會很長,所以他一向散布這樣一種觀點:就是人生只有四十歲以前才值得活,過了四十歲,就是一個緩慢的受捶過程(注:云南騸牛的方法)。……他還和一個北京的朋友說:他覺得他要死了。現在想起來,當時他的心肌炎肯定已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但大家都沒把他的話當真。”
———《我的兄弟王小波》
南都:當王小波最初說要寫作的時候,家里人是什么反應?是否憂慮他的生活?
王小平:我是一向支持的,姐姐們也覺得寫得挺好的。我們當時就感嘆他生不逢時,如果趕上好時候或許能揚名于世。我的母親在文學上沒什么修養,看不出個好壞。直到小波出名后,別人跟她說她兒子的書寫得好,她也還是看不出來小波寫的東西好在哪里。
我父親也看過小波的早期作品,好像沒有表達過什么意見,也許覺得寫這種東西將來不一定有前途。他有兩句詩掛在墻上:“乍暖還寒春欲分,新雷未響小蟲驚”,也許他是被政治斗爭嚇壞了,在小波的作品上只看到災禍的影子。而且他和小波畢竟是兩代人。我父親讀過私塾,舊學底子很深,小波寫的東西未必能在他心中產生共鳴。我父親在1985年9月份去世,小波的主要作品他沒看到過。
南都:在他生前,作品常常幾經修改也無法發表。在這個狀態下他有沒有跟你抱怨過什么?
王小平:如果說小波對自己的筆墨耕耘未獲得足夠的重視完全不在意,這大概不是真實的情況。但是在踏上這條道路之前,他對于遭受冷遇的可能,早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他走上這條路也不是為了成名或者是過上富足的生活,完全是一種內心動力的驅使。人在世界上不能白活,應該做一些事情。他給自己提出了個問題:他最適合做的事情是什么?考慮了不同的回答,最后他確定最適合他的事情就是寫作。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他確實有過灰暗的情緒,他說他覺得自己是一個w orm(蠕蟲),什么都做不好。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離他去世已經沒有多少天了,我想這是由他衰弱的心臟引發出來的一種病態和沮喪的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沒有抱怨這個世界對他不公,他只是歸罪于他自己的無能。總而言之,他很少抱怨。
南都:80年代文學熱潮是國內文學的一個重要節點。王小波也是5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但他在寫作的時候并沒有遇到80年代這個時代所給予的機遇,以及其后的好處。
王小平:文章千古事,得失自心知。小波重視的,不是衣紫腰金。實際上他在寫作中得到的收入應該是不怎么多的,特別是在國內。我猜他最大的一筆由文字而來的收入是他的《黃金時代》在《聯合報》得獎,獎金大概是九千九百九十幾美元,這在那個時候是相當大的數字。正因為得到這么一筆獎金,他才動了一個念頭,辭職專業寫作。
他最想做的事情不是朝九晚五地上班,不是在課堂里講課,是能夠沉思默想,把自己想出的好東西寫下來。如果不在學校里教書,他的注意力可能會更加集中,可以過藝術家式的晝夜顛倒的生活。何況那時候大學的教師收入也相當低,想掙到接近1萬美元不知道要多少年。過了幾年,大學教師的收入成倍地向上翻,但那時候他已經辭職了。
他剛回國的時候曾跟李銀河兩個人商量,把在美國攢下的美金買一輛出租車,靠開出租車生活。當然這只是說說而已,并不十分認真。但生活的壓力我想是有的。
南都:在很多讀者看來都會覺得很不可想象,王小波這么聰明的人,為什么會落到想要用駕照掙生活的地步?
王小平:假如說一個作家寫出的東西,一送出去發表就被人把稿件槍斃,你還能指望什么呢?有一個編輯還跟他開玩笑說,你是送死刑犯的囚車,來一個斃一個。書出了以后,將來會不會惹出禍來都很難說。那個時代和今天不一樣。現在是比較自由和寬松,那個時候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當然,如果順應潮流,寫一些溫順無害的東西,如果他放棄植根于靈魂深處的思想探求,改為追求商業利益的話,他會過得舒服得多,卻會失去讀者的尊敬。甘蔗沒有兩頭甜,在利益和追求中,他只能選一個。
南都:1997年去世之前的時候,他和家里人的聯系是什么樣的?
王小平:在1997年小波去世前一段時間,銀河到英國去了,好像是去進修,要去半年還是一年時間。我當時已經在美國。我父親已去世,姐姐弟弟都在國外,媽媽身邊沒有人。他出于孝心,搬回來照顧我媽媽。
可是我媽媽看到他去了,反而嘟囔他很多,嫌他生活過得邋里邋遢的,沒有條理,半夜不睡覺,抽煙、喝咖啡。當時他跟李銀河買了一套房子,在北京遠郊。有一天他要回去看看那套房子,晚上就睡在那邊。就在當天的晚上心臟病發作去世了。
我聽人說,當天晚上,已經很晚了,他還在外面走。他說覺得挺不舒服的,在外面走一走。他住在二樓。到了半夜,住三樓的人聽到他發出痛苦的呻吟,但是她的膽子小,沒敢下來看一看。第二天報告了公安。公安的人過來查看,發現大門根本就沒鎖好,一推就開了。進去一看,小波已經去世了。1997、1998兩年里我的兩個弟弟相繼去世。小弟去世的事情我們沒敢告訴母親,怕她受不了,結果全教育部就她一個人不知道。
南都:一個人可能在幻想的世界里很強大,而在現實世界不盡如人意。從《我的兄弟王小波》以及他去世前文字里,讀者看到的并不是順利、富足的一生。他有許多追隨者,在面對這樣的事實時應該怎樣生活?
王小平:說小波在生活上幾乎是一個失敗者,好像措辭太強烈了。因為在那個時代,他過的是一種知識分子里中等的生活,雖然比不上在演藝界掙大錢的人,基本的溫飽還是有的。如果說要大家都像小波一樣安貧樂道,那就像讓大家都成為顏回那樣的賢人,一簞食,一瓢飲,自得其樂,是一種過分的苛求。
對小波的追隨者,我也沒有什么高明的建議。我覺得“齊家治國平天下”應該是一定之規,這兒的順序是不應該違反的。其次,不要把小波作為人生的樣板。他之所以成為他那個樣子,是由造化提供的難以追溯的無窮契機促成,是極難復制的。
但我覺得至少可以建立這樣一個信念,就是人生中除了名利之外還有一些別的可追求的東西。也許應該記住朱熹老夫子這首詩:“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南都:我讀到一種評論,說王小波是用自己的生活、用他自身來實現這種思想、來實現這種精神的自由,你認同嗎?
王小平:可以這么說。他想獲得的是脫離塵俗世界、追求自由思想的可能性,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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