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遍地》 （美） 托尼·朱特 著 杜先菊 譯 新星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2010年因病去世的美國歷史學家托尼·朱特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對重新檢視我們日益千瘡百孔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標準。相對于美國本土的歷史學家，托尼身上的知識分子氣質尤為濃郁，這得益于他早年在歐洲留學以及對法國知識分子的研究。托尼去世之前，已經鮮有歷史學家面對世界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面對左派，他的批評是雷蒙·阿隆式的保守主義；面對右派，他的建議是凱恩斯式的國家主義。當自由主義再也無法解決我們時代的弊病，托尼回身從他熟稔于心的歐洲歷史曾有的輝煌中尋找答案。
《沉疴遍地》的開篇論調讓我們無比熟悉，不是因為“閱讀過”這種生活，而是我們正在“經歷”和“體驗”的正是這種生活。經濟和數字成為衡量生活幸福的重要指標，對物質的追求陷入了瘋狂的深淵，兩極化的生活方式遙遙相望。腐化的情操，腐爛的生活，日益縮減的對生命的認識慢慢改變我們的生活態(tài)度。拜金主義、人情冷漠如此普遍，以至于人與人之間不再有感情上的信任，社會契約成為了一紙空文。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陷入了日益失控的邊緣。
托尼在他的另一本著作《思慮二十世紀》中提到，導致本世紀日益缺乏安全感的部分原因是：過度的經濟自由。但是，如果放棄自由的價值，是不是意味著要重新回到國家主義甚至極權主義的陰影中呢？這種顧慮一直折磨著那些矛盾的人們：我們不想讓自己堅守的一些珍貴價值遭到破壞，不想讓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美好生活搖搖欲墜，不想回到過去重新再來。“我們的首要任務不是想象更美好的世界，而是相反，要思考如何防止出現更壞的世界。……我認為未來幾代人捍衛(wèi)和推進宏愿的最佳方式，是捍衛(wèi)和維護已有秩序、法律、規(guī)則和實踐成果，它們凝結著我們?yōu)閷崿F那些宏愿所付出的心血。心系于此的知識分子才是至關重要的。”托尼如此寫道。
作為歷史學家，《戰(zhàn)后歐洲史》的作者，托尼一直主張從過去尋找解決當今問題的良藥。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硝煙還沒有散盡，冷戰(zhàn)的疑云已經布滿天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分布在劍拔弩張的兩端。后來柏林墻轟然倒塌，但它所遺留下來的陰影依然發(fā)揮著作用。我們不想回到極權主義世界，但走到另一個極端的自由和民主的世界里，所能預料的是一樣糟糕的結果。托尼在后極權主義的歐洲歷史的廢墟上尋找我們時代弊病的良藥：社會民主主義。
正如托尼所言，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雜牌政治學”。它不但能把烏托邦的夢想與資本主義的認識結合起來，而且還能認真對待“民主”的部分。托尼對各種主義煞費苦心的調和，是否能夠打動那些深陷恐懼時代的人們呢？我們一無所知。身處一個愈加恐懼的時代。托尼的這段話說的好：“我們進入了恐懼的時代。不安全感再一次成為西方民主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活躍成分。當然有由恐怖主義中產生的恐懼，但是，更潛在的，是對無法控制的變化速度的恐懼，對失去工作的恐懼，在資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情況下輸給他人的恐懼，擔心失去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局面和常規(guī)的控制的恐懼。還有，可能最重要的，是擔心不僅我們不再能塑造自己的生活，而且那些掌權的人也在他們無法企及的力量面前失去了控制。”失控的不僅僅是我們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時代精神，我們的時代共識，包括我們的未來。
托尼的悲觀，不僅僅源于知識分子特有的理想主義情懷，而是對日益陷入憂患現實和歷史的焦慮。他渴望用歷史學家的學識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指明自己的探究與發(fā)現。正如他所言：社會民主主義不代表一個理想的未來，也不代表一個理想的過去，但是，在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選擇中，它優(yōu)于別的任何選擇。這種雜牌的政治學，雜糅的觀念會是另一場大蕭條，抑或另外一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人類的謹慎聚焦于歷史，人類的希望聚焦于未來，托尼的精神遺產不是用社會民主主義代替其他主義，而是提醒我們，在這個沉疴遍地的時代中，我們需要的是克服習慣，用行動代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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