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革命需要槍，更需要錢，錢從哪里來？弱小的在野黨，如何打敗了掌握國家資源的執政黨？不拿薪餉的隊伍，如何戰勝了拿著高福利的正規軍？從建黨到奪取全國政權，中共及其領導的軍隊是如何解決經費問題的？該書是國內首部“解密革命經費”的黨史著作，全景展示中共革命史中的貨幣戰爭，深度解密中共1921-1927年間的“創業史”。
[上期回顧]
馬林代表共產國際為中國共產黨帶來了第一筆經費，在經費的支持下，中共“一大”順利召開。經協商，中共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并在經濟上接受其資助。
中共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都接受共產國際經濟上的援助。但是，外援的作用畢竟有限，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獻出了大量的金錢。這就客觀上要求中國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這也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首先得到傳播的重要原因。李大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作為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剛就任時，月工資是一百二十元，半年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來他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工資還有所增加。
那么，李大釗每月出多少錢用于革命運動呢？最多的時候，他每個月拿出八十元錢來用作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費用。在已知的共產主義者中，他是每月拿錢資助革命最多的人。李大釗為革命活動花錢大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卻相當節儉。一家人省吃儉用，為了省油，吃的餅里都很少放油和蔥花。
蔡元培接任校長后，北大圖書館搬到了新校址，圖書館不僅面積擴大了，新書、新報刊和接待的讀者也越來越多，成了一些進步學生和教員研究馬克思主義常去的地方。如此一來，圖書館人手不夠了，需要增添工作人員。
1918年的金秋十月，青年毛澤東來到圖書館，應聘助理員。當時毛澤東的擔保人是戀人楊開慧的父親、北大教授楊昌濟，經楊教授推薦，錄用自無問題。毛澤東在圖書館的主要工作是在報紙、新聞閱覽室值班，負責夾夾報紙、擺擺雜志，給讀者登記之類，活不重，但工資也不高，每月僅八元。毛澤東總是找機會向李大釗討教，兩人共同研究一些共產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雖然沒按照家里的意愿，選擇經商作為終生職業，但他并沒有排斥經商。在成為政治家和軍事家前，毛澤東作為一個文化商人也是很成功的。
當時社會頗為流行到國外勤工儉學，以毛澤東的老家湖南為甚。勤工儉學需要大筆錢，僅路費一項一般家庭就負擔不起。雖然政府也出臺了一些補助政策，但只限于計劃內的公費生，大部分想去留學的革命者與此無緣。毛澤東決定實施一項籌款計劃，幫助湖南的革命者實現去歐洲留學的愿望。
1920年夏，毛澤東來上海找陳獨秀，談了他的籌款打算。陳獨秀雖然支持，但手頭沒什么積蓄，只好介紹毛澤東去找章士釗。毛澤東對章士釗的游說相當成功，章士釗不僅自己出錢贊助，而且還找了滬杭一帶的社會名流捐款，很快就籌集到了兩萬元錢。
毛澤東拿到這筆錢后，表現出經商的另一項優秀素質——誠信，他始終記著這筆錢和章士釗的人情。從1963年起，整整用十年時間償還了這筆錢，每年大年初二都派秘書拿兩千元自己的稿費給章家送去。還完了兩萬元的本金后，毛澤東仍然每年給章家送兩千元作為“利息”，一直到章士釗去世。
成功籌款兩個月后，毛澤東又進行了新的嘗試，與人合伙租下湖南長沙潮宗街五十六號湘雅醫學校傳達室和教室辦起一家書店，起名為“文化書社”，經營書刊零售業務。書社采取股份制，原始股東有三個人：毛澤東、易禮容和彭璜。毛澤東和易禮容負責經營，易禮容任前堂經理負責銷售，毛澤東任特別交涉員，負責進貨。
文化書社最初資金只有五百元，為了謀取更多利潤，毛澤東費了不少心思。要想賺錢多，資金必須周轉快；要想書刊賣得快，必須要符合讀者的胃口。書社經營書籍、雜志、日報三個品種，賣報紙的本和利都不大，街頭的報童便可為之，只能在雜志和書籍上多想辦法。毛澤東有意識地多進《新青年》、《新潮》、《勞動界》、《新生活》等觀點新穎、革命味十足的報刊，果然銷路很好。
為了拿到更便宜的書，毛澤東與出版社直接掛鉤，與上海泰東圖書局、亞東圖書館、中華書局等十一家出版社簽訂了合同，保證自己能拿到最低折扣的書刊。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動用了他與陳獨秀、李大釗、惲代英等人的關系，由他們出具信用介紹，供貨商免去了書社的抵押金。為了擴大書社的知名度，提高書籍的銷售量，文化書社不惜花錢在長沙發行量最大的平面媒體上做廣告。
經營書社一舉數得，不僅能傳播新思想、新文化，賺取可觀的利潤，而且還充當了秘密聯絡機關，黨團機關有事聯系、來信來訪，很多都是通過文化書社。過了一段時間，毛澤東決定物色一個人來代替自己經商，自己投身于更為復雜的政治舞臺。被毛澤東看中的是他的大弟弟毛澤民。
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眼力和判斷。在經商理財方面，大弟弟毛澤民的才能并不遜于哥哥毛澤東，尤其是在經營印刷、出版發行方面。毛澤民接手發行部經理之后，決定扭轉虧損的局面。毛澤民發現，以前的中共中央發行部之所以賺不著錢，是因為印刷和發行量上不去，導致成本居高不下。毛澤民決定擴大發行網點，增加發行品種，攤薄發行成本以擴大利潤。不僅要在國內經濟發達的上海、武漢、廣州、長沙、寧波等地設立直銷網點，而且還要在香港、巴黎等地設代售處。不僅發行《向導》雜志，還兼賣《中國青年》、《紅旗》、《紅旗報》、《實話》等報刊和政治類暢銷書。生意很快有了起色，財源滾滾，規模經營初見成效。
易禮容稱得上是共產黨內的一個經商好手。毛澤東在辦長沙織布廠的時候，請易禮容出面，自己負責幕后協調。易禮容雖然有經商天賦，但他本人既不懂織布，也不懂辦廠。毛澤東介紹他去湖北武漢，去找一個叫林育南的人。
提起湖北黃岡的“林氏三雄”，在中國革命史上可是大大有名，林氏家族在當地頗有勢力。林育南就是林氏三雄中的老大。林育南是武漢地區小有名氣的青年領袖，他與惲代英一起，在武漢開辦過利群書社，比毛澤東、易禮容辦的長沙文化書社還早，名氣也不小。
林育南與惲代英商定，利用“利群書社”的人氣和林家的染織技術，在武漢辦一個毛巾廠，取名為“利群毛巾廠”。黃岡的林氏家族有紡紗、織布的傳統，有家族織布廠，織出來的布很有特點，銷路很不錯，毛澤東結識林育南之后，早就想把林家的織布技術引進長沙，自己也辦一個織布廠，為此在武漢還專門向林育南取過經。按照毛澤東的指點，易禮容到武漢很快找到林育南，提出要在長沙辦織布廠的事，林育南慨然相允，立即從林氏織布廠中調出織染技師和熟練工人前去幫忙。為了提高產品的競爭力，易禮容專門購買了林氏家族的專利產品——鐵制林式織布機，租用長沙望麓園一號寧鄉師范學校的食堂做廠址辦起了織布廠。
長沙織布廠開辦之初也賺了一些錢，但是過了不久，隨著武漢利群毛巾廠的倒閉，長沙織布廠也被湖南省立第一紗廠擠垮了。武漢利群毛巾廠和長沙織布廠的倒閉，主要還是殘酷的商業競爭。對革命者而言，無法像資本家那樣從雇傭工人身上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也是失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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