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導演18年圓夢之作《一九四二》今日在全國公映。本片醞釀18年、籌備9個月、拍攝135天、橫跨7地、制作8個月，耗資2.1億，匯集張國立、陳道明、李雪健、張涵予、范偉、馮遠征、徐帆、張少華等中國最具實力和影響力的戲骨與奧斯卡影帝阿德里安·布洛迪、戛納影帝蒂姆·羅賓斯同臺彪戲。
《一九四二》由劉震云編劇。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旱災難，千百萬民眾離鄉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逃荒路上的民眾，主要以老東家和佃戶兩個家庭為核心，展現他們的掙扎和痛苦、希冀和憤怒；另一條是國民黨政府對人民的蔑視加深了這場災難，并最終導致了自己失敗的命運。
馮小剛：重新審視我們的民族
我是在近20年前看了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對我觸動非常大。它的一個核心價值，就是通過這個小說、這段歷史，讓我重新去想我們的民族性是什么樣的，我們是從哪來的。其實在1942年這一年，下到饑寒交迫的災民，上到統治者蔣介石，都在扮演災民的角色。災民沿街乞討是為了能活下去，政府和蔣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強乞討，乞討他們能伸出援手。所以把它拍成電影，觀眾通過影片對民族發生的災難以及人們在災難中的表現有一個了解，非常有意義。
這個電影一定要拍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也是在拍電影的過程中重新審視了我們的民族。也希望觀眾通過電影，對民族性有一個接近真實的認識，這對未來的生活很重要。
這部電影就像是一面鏡子，將那段被遺忘的歷史重新帶回到我們的面前。希望觀眾通過電影對民族性有一個接近真實的認識，這對未來的生活很重要。
劉震云：災難，我們拒絕遺忘!
那一年，我的朋友錢鋼準備編一本《中國災難史》，希望從中看到中國人是如何從災難中走出來的。在1942年，他選擇了當時最嚴重的災難——河南旱災，并把這個災難的寫作任務交給我。作為一個河南人，我竟然從不知道1942年曾經發生過這么嚴重的旱災，嚴重到死了300萬人。一個人的去世是去世，許多人的去世就是數字了。錢鋼告訴我，二戰時期奧斯維辛集中營被迫害致死的有100萬人，1942年河南就有相當于3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人死于旱災。
更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向這場災難的親歷者和他們的后代問及這場災難時，卻發現他們無不選擇了遺忘。這么嚴重的災難，人們為什么會遺忘？這樣的震驚和疑惑，迫使我進入對1942年的探究和寫作。
我把1942年放到歷史的長河里，發現歷史上河南的旱災非常頻繁，從東周到1942年，基本上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比較大的旱災，而每次旱災的記錄里都有人吃人甚至更慘的景象。這樣的記載，頭一次看觸目驚心，看多了就習以為常了。這也回答了我心里最初那個問題——為什么這場災難的親歷者選擇了遺忘。我還有更多的發現，也就是白修德的發現——300萬人的死，不僅僅是因為自然災害，更重要的原因是當時的戰爭和政治環境。
對當時的河南人來說，生存依靠的已經不是信仰，而是本能。在這種殘酷的環境中，唯一需要的慰藉就是人和人之間那點微弱的善良的光芒。電影的最后，老東家發出了一個哈姆雷特式的追問：“為什么我要逃這個荒？”他遇到了一個跟他一樣失去親人的小女孩，瞬間互相成為親人，如果不是在1942年那個極端的環境里，這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個變異的狀態里，人心里的精神支點得到了最大的彰顯，這也正是中華民族生存下來最重要的原因——那份親情，那抹人與人之間善良的光芒。
熱評：不僅僅是一場被遺忘的災難
《一九四二》是馮小剛的《活著》，誠然，更準確的片名是《死了》或《死了三百萬》。這不是一部典型的馮氏影片，甚至可以說是一部反馮氏作品，在這里，你終于體會到那個嬉笑怒罵的痞子外表下，深藏著一個悲觀幾近絕望的老文青。 《一九四二》最花錢的地方，估計是逃荒逃難的場景延綿不絕的長龍，滲透出無限苦難。這是我們民族無盡苦難中的一章，被世人遺忘了，又被劉震云、馮小剛用文字和影像再現了。僅憑這點，它的溫故價值便值得稱道。
從表面看，這場狂風是旱災和蝗蟲帶來的饑荒，但跟許多自然災害一樣，真正的災難制造者乃是人，更是超越人的機制。反映這個機制才是該片最出彩的地方，如此巧妙，透出一抹黑色幽默。本片的全景式刻畫，無疑證實了馮小剛的觀察力不限于某個階層，他對中國社會上中下各層的精準把握，在劉震云原著的扎實支持下，取得了類似索德伯格《毒品網絡》那樣宏大又細致的效果。《一九四二》顯然拍得很用心，敘事功底只是他的工具而已。這樣的作品往往有豐富的潛臺詞，它融合了創作者對國家、民族、生命、死亡、歷史、制度、宗教等宏大命題的長時間思考，于是，它令人回味，逼人反思。（周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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