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典型的士大夫，骨子里是傳統文人。”邵秉仁說。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身份默認”是前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和前任國家電監會副主席——一個省部級官員。
“先天下之憂而憂”是古代士大夫的情懷。邵秉仁最愛《岳陽樓記》，2012年5月25日，東莞嶺南美術館“邵秉仁書法作品展”開幕，他手書的《岳陽樓記》是展覽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展出近七十件作品，許多內容都是他自創的詩詞，這也是他“對歷史反思”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作為書法家，邵秉仁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簡稱“中國書協”）顧問、前任“中國書協”副主席。邵秉仁覺得今人的書法水平遠沒有達到歷史的高峰，多少和寫字的人缺了點兒士大夫情懷和文化底蘊有關。
“儒家文化價值取向是‘中和’，既有思想，又能含而不露，這樣的人是一直被推崇的。在藝術上，不論任何時代，具有清新剛健、正大氣象的書法都是主流書風。”邵秉仁希望書法界也能傳承這樣的主流書風。
任仲夷是他敬重的領導。邵秉仁在遼寧鐵嶺工作時，任仲夷在遼寧做書記，邵秉仁在錦州工作時寫了一副對聯，任仲夷非常喜歡，相近的思想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任仲夷臨終前想見見他。邵秉仁飛到廣州，在監護室見到任仲夷時，任仲夷卻已經不能再說一句話。任仲夷逝世后，邵秉仁寫下挽聯，“蒼天不遺老，偉業長留人間，喚北國春暖，領南粵潮涌，無愧為改革開放先鋒；斯人已千秋，精神永昭后世，舉馬列旗幟，踐小平理論，真正是共產主義戰士”，被懸掛在任仲夷家中。
邵秉仁曾為任仲夷在河北家鄉捐建的一所小學題過校名，后來他自己也捐助學校。汶川地震后，他把義賣作品得來的八十萬元，捐給四川綿陽市平武縣用于一所小學的重建。又捐了四十萬給陜西永壽一所小學重建。后來因為生源不足，當地小學紛紛并校，邵秉仁擔心自己捐助的小學也被并掉，就打電話給綿陽市領導：“你不能再砍了，我拿八十萬建了一個學校，你給我砍了，這是什么事？”結果這所小學后來被并入當地一所中心小學，成為該中心小學的分校，勉強被保住。
“人心不古！”邵秉仁覺得價值觀的缺失，正威脅著包括書法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
邵秉仁的書法“養真”
“書協的領導構成， 藝術水平并不是惟一條件”
南方周末：官員中喜歡書法的人多嗎？
邵秉仁：多，但真正懂行并有一定造詣的人少。有的是附庸風雅，有的是拿書法去行賄。書法市場現在主要是禮品市場。歷史上也有這個現象，叫雅賄。因為不敢直接送錢，容易暴露，那就送字畫，又有雅趣，還能增值。
在外地，有人問我索字，說送領導，我一聽，說你走吧，別拿我的字當敲門磚去。但很多時候你也不能不寫。
中央現在提出繁榮書法藝術。但是真正從骨子里懂書法，喜歡書法的，還是少數。就像很多人弄個書架，多擺點經典著作，全是當裝飾品。
反過來，這也確實促進了藝術家生活的改善。現在的情況是，真正懂書法的沒錢，有錢的又不懂，只好有錢人送給不懂的人。
南方周末：中國書法家協會章程里規定，會員應“在創作上有較高水平”，具體怎么把握？
邵秉仁：有一個“硬杠”，作品必須兩次入選全國性的書法展覽。這個條件規定得比較死，也誘發了一些人為了入選而造假。因為這個，現在評選一、二等獎的時候，都要進行當場測試。歷次展覽，都淘汰過好幾個請人捉刀代筆的。有的人因為怕被揭穿，我們約他到北京來試寫，就聯系不上了，不敢來。還有一些走后門的，那這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有些領導要求加入中國書協，也可以特批，他們愿意加入，不是對書協地位提高和繁榮書法事業也有好處嗎？
南方周末：書協理事怎么選？
邵秉仁：理事是一種工作需要，不是說誰寫得好誰就當。有些地方書協、產業書協必須得有人做理事，他恰好在那個職位上，就輪上他了。書協是個群眾團體，主席、理事，不是說他的藝術地位，而是講他的職務分工。我不認為中國書協主席團的這些人，比起一些普通會員藝術水平高到哪兒去。
南方周末：2010年你去臺灣作過交流，臺灣的書法現狀怎么樣？
邵秉仁：傳統的道德比我們堅持的要好，但因為人口少，整體水平沒法跟大陸比。我接觸過的國民黨一些領導人都給我寫字了，寫得還是不錯。這是事實，你看人家講話，傳統語言、古文運用得非常到位。
“百家爭鳴就要互相批評”
南方周末：書法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邵秉仁：書法的群眾基礎逐漸萎縮，書法的文化內涵日漸式微，存在向美術靠攏的傾向。現在有很多人把漢字拆解，胡涂亂抹，脫離了書法本體。中國書法，首先必須是漢字書寫的藝術。從甲骨文到篆書、隸書，不論怎么變化，它體現出中國人對客觀世界的概括，對生命的思考。任意肢解漢字，把書法當成線條藝術，這是另一種藝術，不是書法。現在所謂的流行書風，基本都是這個路子，把炫奇斗怪的東西當做是一種創新，那絕對不行。當然要允許探索，探索也是藝術不斷演化的過程。但探索不能脫離書法本體。
南方周末：你提到“中國文化安全”，什么讓中國文化不安全？
邵秉仁：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大量的都是西化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引進西方先進思想的同時，也極端否定了自己的優秀傳統。皇權制度被推翻了，民主憲政需求的文明體制，又沒有建立起來，自然而然就出現了文化價值荒漠。“文革”十年浩劫，更使人心不古。
在國務院，我曾是整頓市場經濟領導小組的成員，當時開會研究打擊假冒偽劣商品時，我說這不是靠運動就行的，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是道德缺失，社會誠信缺失。我當時痛心疾首地說了一句：世風日下，道德淪喪。
南方周末：中國文化為什么抵擋不住沖擊？
邵秉仁：錢學森臨死前問過溫家寶一個問題：“我們現在是盛世啊，為什么出不來諾貝爾獎獲得者？”現在我們的物質優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為什么藝術大師還不夠多？
歷史的經驗是，偉大的思想家、藝術家并不一定在盛世中產生，而恰恰在積貧積弱時產生。比如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基礎。魏晉南北朝，無論是北方碑派的書法，還是南方的帖學書法都非常繁盛。因為戰亂，沒有人用心去打造這個名家，那個大師，沒那個精力。大師和名家也不是人為打造出來的。恰恰那時，藝術家獲得了較高的創新自由。
藝術從來都是自由的，藝術家也應該是自由的。藝術應該是發自人類共性、心靈的東西。只有反映人的共性，才能反映社會的變遷，才會不朽。
南方周末：那對文化藝術應該怎么管理？
邵秉仁：對文化藝術的管理，實際關鍵要實行思想解放。“四人幫”時候，千篇一律，那是文化專制。現在，如果我們真正把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落實了，就有利于文化繁榮。百家爭鳴，就要互相批評，老百姓對領導也可以批評。（朱曉佳、周鑫）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