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一 孔子的分類有問題
把作家、學者、媒體人、知識分子等等，都簡稱或統稱為“文人”，實在很扯淡，也很糊涂。比如，你能說顧準先生是文人么？那簡直就是褻瀆！
文人從來就不是“榮譽稱號”。“文人相輕”，“文人無行”，也都不是什么好詞。所以，要簡稱，得稱“文化人”。最好，是細分。這事孔子老早做過。他老人家的主張，是分為君子與小人。這兩個概念，可以區分“品類”，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也可以區分“品級”，如“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
品類是類別，品級是級別。這種區分，在孔子那里是普適的，可以用于所有人。但如果加個“儒”字，稱為“君子儒”和“小人儒”(《論語·雍也》)，則特指文化人。可見，文化人不但能分類，還能分級。
但這個分法，有問題。因為君子與小人，原本指不同的“階級”。君子即貴族，小人即平民。其形成，則源自宗法制。宗法制規定，家族的血統、財產和地位，原則上由嫡長子繼承，世代為君。天子的嫡長子為天下之君，諸侯的為國君，大夫的為家君。所以，君子就是“諸君之子”。做不了君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為“小宗”。大貴族的小宗，起先也是貴族。天子的小宗是諸侯，諸侯的小宗是大夫，大夫的小宗是士。但分到最后，一無所有，啥都不是，就成了平民。所以，小人就是“小宗之人”。這就是階級。
到了孔子那里，這兩個概念，又指“品級”，即君子“三高”(高貴、高尚、高雅)，小人“三俗”(粗俗、低俗、庸俗)。再后來，階級的意義沒有了，品級的意義也淡化了，變成了“品類”：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壞人。或者說，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質惡劣。階級講“地位”，品級講“品位”，品類講“品質”，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這就越來越說不清。比如小人，是無德還是缺德，是德薄還是德寡？然而“寡德之人”，可不是誰都能自稱的。呵呵呵，“寡人”不是“小人”，反倒是“大人”。正所謂：尊貴是王侯，偏偏稱孤寡，你說是謙虛還是自夸？事實上，簡單的道德判斷，最不靠譜。誰都可以輕易地說自己是君子，別人是小人。那么，到底誰是君子，誰是小人？
更何況，君子又怎樣，小人又如何？比如周揚，是不是君子？是。整不整人？整。挨不挨整？挨。而且，正因為是君子，后來他懺悔。但不懺悔的，也未必就是小人。事實上，小人整人，君子也整；君子挨整，小人也挨(比如偷雞摸狗的梁上君子)。歷朝歷代，還有搞政治運動那會，都這樣。
二 我的主張，是區分類型
顯然，以道德標準為文化標準，是不靈的。一筆糊涂賬，統稱“文人”，更不行。分類才能見分野。因此我的主張，是區分“類型”。類型有品類的意思，也有品級的意思，還有型號的意思，標志著不同的氣質和味道，甚至人格特征，所以叫“類型”。
文化人的類型，主要有四種：士人、學人、詩人、文人。前三種，大約相當于“君子儒”；文人，大約相當于“小人儒”。大約而已，不完全準確。另外，還有兩種次要的類型：哲人和藝人。之所以次要，是因為哲人數量極少，藝人又往往被認為“沒文化”。
這種分類，表面上看似乎帶有“職業標簽”，其實無關乎“職業身份”。比方說，并非學哲學、搞哲學、講哲學的都是哲人。真正的哲人，鳳毛麟角，千載難逢。大多數，則不過“哲學工作者”，甚至“吃哲學飯的”。
同樣，并非寫詩的都是詩人，做學問的都是學人。比如乾隆皇帝，詩寫得倒多，難道也算？又比如，現在某些官員，為了解決級別待遇問題，轉崗文聯、作協、社科院，今天主持一個項目，明天主編一套叢書，其實胸無點墨，事無寸功，也算詩人或學人？
就連專業作家和學者，也不好說。事實上，有人寫了一輩子詩，也不是詩人；做了一輩子學問，也不是學人。為什么？或無詩人之靈氣，或無學人之銳眼，只好算作“詩匠”或“學匠”，無妨統稱為“匠人”。這就只能算是“寫詩的”和“做學問的”。好比有些人，只能叫“男的”，不能叫“男人”。
舞文弄墨的也一樣，有文匠，有文人。文匠只會寫陳詞濫調、新老八股、官樣文章。這就像學匠，只會寫“教材體”；詩匠，只會寫“朗誦體”。八股文面目可憎，教材體味同嚼蠟，朗誦體令人肉麻。稍微像樣一點的文人，也不屑。
文人肯定是有才氣的，叫“才子”；也是有才情的，叫“情種”。所以，才子每被佳人心儀，正如美女常為英雄所愛。但這不是鑒別文人與否的標準。真正的詩人，都有才氣和才情。真正的學人則必有才氣。是不是“情種”，因人而異。
不看職業，也不看才能，看什么？這正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但可以肯定，文人作為“類型”，有特定的含義，并不等于“文字工作者”或“文化工作者”。因為人家寫文章，就管人家叫“文人”，是沒動腦子，含糊慣了。
三 所有類型，都是士的變體
什么是“文人”？文人是士人的變體。當然，其他類型，除了藝人，也都是。藝人在古代，多由“賤人”充任。社會地位，與士人不可同日。這當然是歧視。但藝人不是士(士人)，而是庶(庶人)，總歸是事實。
士在春秋戰國，是最低一等的貴族。他們沒有封建領地，但有學問本事，或一技之長。其中，有文化的是“文士”，有武藝的是“武士”。這是最早的分野。但這是“分工”，不是“分類”。文士和武士，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飯吃。
這就跟后來所謂“知識分子”一樣，也是“毛”，必須依附在一張“皮”上。不過那時皮很多，毛也值錢。幾乎所有的皮，都希望擁有更多的毛。稍微有點頭腦的諸侯和大夫，都爭相“養士”，甚至不計成本。比如“戰國四君子”，便都是愛才如命，求賢若渴，網羅天下，執禮甚恭。
反過來，士人則可以挑肥揀瘦，朝秦暮楚，愛理不理，愛來不來，端足了架子擺足了譜。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于是，他們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國最早的“自由職業者”。
但從秦漢開始，士就不自由了。因為這時，“皮”只剩下一張，就是皇帝或皇權。出路，也基本上只有一條，就是“讀書做官”。所謂“士人”，也一般不再包括武士，而主要指文士，即“讀書人”。讀書而做官，由士而大夫，所以叫“士大夫”。
不過，做官這事，也非人人有份。有的做不了，也有的不愿做，還有人心里很想偏說不。這些人，便有的去做學問，這就是“學人”；有的去吟風月，這就是“詩人”。所以，學人和詩人，都是士人的變體。士的分野、分流和分類，自此開始。
士人做了官，就是“官人”。官人是“幫忙”的。部分學人，修官史，設教席，注經典，搞意識形態，也算幫忙。偌大一個王朝和帝國，總要有人做事。這也無可厚非。何況士人來做官，總體上要比其他人好。外戚專政，宦官擅權，藩鎮割據，都是“禍源”。
于是從秦漢到明清，“文官制度”就越來越完善、越來越成熟。官員的主體，必須是士人(讀書人)；讀書人的“正道”，則是做官。甚至還有世世代代讀書做官的大家，叫“士族”；而某些有一定社會地位的讀書人，即便還沒做官，也叫“士大夫”。總之，官人，是秦漢以后士人的主要組成部分。只不過，不能算作文化類型。
四 文人是士人演變的末流
然而皇帝或皇家，不但要有人幫忙，還要有人幫兇、幫閑、幫腔。這不僅是帝國政治的需要，有時也是皇帝本人的需求，比如附庸風雅、裝腔作勢、顯擺賣弄。
幫兇的，有打手，有鷹犬，有廠衛，有酷吏。幫閑和幫腔，則不是他們的活，也干不了。靠藝人同樣不行。舊社會的藝人，并不像新社會這樣受到尊重。所謂“王八、戲子、吹鼓手”，哪里上得了臺面？沒有話語權，如何幫腔？幫閑都難。
于是所謂“文人”，便應運而生。文人，最早指“有文德的人”。這是古意，見于《書經》和《詩經》，后世不用。漢代的說法，是“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王充《論衡·超奇》)。但這是“文秘”，不是“文人”。而且，也應該算是“幫忙”的。
漢魏以后的“文人”，俗稱“筆桿子”。他們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幫閑、幫腔甚至幫兇的讀書人。歌功頌德，是幫腔；吟風弄月，是幫閑；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則是幫兇。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了“文化專制”。《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并非沒有道理。
顯然，文人這一品種或類型，實乃古士演變之末流。事實上，有士人“擔負起天下的興亡”，學人傳承文化延續文明，詩人(包括一切真正的藝術家)創造文藝作品，再加上哲人啟迪智慧，藝人豐富生活，也就夠了，要文人做甚？可見是怪胎。
幫腔和幫閑，也有等級或品級。高級的舞文弄墨，中級的插科打諢，低級的溜須拍馬。但無論哪種，都是“御用”。有人主張分為“御用”和“非御用”的，這是犯糊涂，或想當然。其實，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崗”和“待崗”之別，頂多再加“求之不得，惱羞成怒”的一種。
文人也一樣，幾乎無不盼望“上書房行走”。就連某些詩人，也如此。否則，何必抱怨“不才明主棄”，說什么“奉旨填詞”？可見吟詩作賦，原本退求其次。如果連這條出路都沒有，便只好“落草為寇”，給“山大王”去當“狗頭軍師”。
所以，文人其實有多副面孔，或為“文丑”，或為“文痞”，或為“文賊”，或為“文匪”，甚至“斯文掃地，潑婦罵街”，我們以后再說。那些從來就不想御用的，則決非文人。因此，有風骨的文化人，千萬別以為文人稱號是桂冠，隨便戴在自己頭上。
總之，秦漢以后，士人就分化了，產生出各種類型。其中，學人和詩人是“正變”，文人是“異變”，哲人是“異數”。還有“匪人”，則是“異類”。匪人也有兩種。原本是匪，然而儒雅，是“儒匪”；畢竟是儒，但有匪氣，是“匪儒”。儒匪的特點，是“君子動口也動手，該出手時就出手”。匪儒的特點，則是離經叛道，呵佛罵祖，非文武而薄周孔，比如嵇康和李贄。這也是極少數，故不列為一種類型。
后面的文章，便分而論之。
（易中天先生《文化人的分野》系列共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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