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兩千多年的“乘法口訣”如何被相繼發現、破譯?“里耶秦簡”為何被稱為“我國21世紀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和解讀秦朝的“百科全書”?到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打卡”，除了滿屋黃金，還有哪些珍貴的文字印記?甘肅“懸泉漢簡”的偶然發現，勾勒出古絲綢之路上哪些故事……
自20世紀以來的百年間，我國出土簡牘的新資料不斷問世、新研究持續推進，一些石破天驚的發現大幅度補充傳世典籍的不足，幫助我們更準確地了解戰國、秦漢、魏晉時期的歷史面貌和發展脈絡。以湘、鄂、甘、贛為代表的“簡牘大省”完善保護研究方法，探索新穎的展陳方式，推動簡牘文化“化冷為熱”，讓社會大眾走近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考古發現的“百科全書”
2023年盛夏，在湖北荊州楚故都紀南城遺址以東約1公里的一處東周時期墓地內，一座戰國中期的楚墓——秦家咀M1093出土大量竹簡，是我國目前出土戰國楚簡數量、文字最多的墓葬。
竹簡出土后，考古工作人員即刻將其妥善提取并搬運至“出土木漆器保護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荊州文物保護中心進行室內揭取保護與整理研究。“這批簡保存情況不是很好，基本都處于飽水竹簡纖維飽和點的臨界狀態，而且受到泥土與其他出土器物的擠壓，竹簡殘損、形變嚴重，極大地增加了竹簡揭剝的工作難度。”荊州文保中心簡牘修復人員賀巧云回憶。
她所說的“揭取”是窺探這批竹簡價值內涵的第一步。最終，在考古人員和文保人員的合作下，這批3900余枚竹簡得以按照自上而下竹簡的原始疊壓順序逐一揭取，十枚為一組進行初步掃描，30000多個文字呈現出來!緊接著，研究人員在電腦屏幕上仔細辨別簡文內容，其中一支殘斷竹簡上竟然寫有清晰可辨的“數字”——“……二，五七三十又五，四七二十又八，三七二十又一，……”這是距今2300多年的“乘法口訣”啊!這枚編號為1645的竹簡，被專家暫命名為《九九術》，并被小心翼翼地挑選出來，走上清洗、保護、研究、展示的“綠色通道”。
“秦家咀戰國楚簡《九九術》較此前所知最早的里耶秦簡《九九表》還要早一個多世紀，是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乘法口訣實物，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其在當時楚國的廣泛運用，為我國數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秦家咀墓地考古項目負責人、荊州博物館副館長楊開勇說。
先秦及秦漢時期，乘法口訣是數學學習的基礎知識，廣泛運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力、物力、資產等計算，《荀子》《管子》等典籍中已有記載乘法口訣的用例。
初步整理研究顯示，荊州秦家咀墓地M1093出土戰國楚簡的內容涉及先秦“書”類、“語”類、諸子、數學、醫藥、畜牧、文學、日書等諸多領域，確是我國先秦古籍“百科全書”，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化、思想等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具有重要的考古研究、典籍整理、文物保護、展示利用等價值。該考古項目入選2023年度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入圍2023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獲得2023年“湖北六大考古新發現”。
時間倒退回2002年6月。酉水河畔，八面山下，里耶古城。考古人員在里耶古城遺址的一口古井內，發現一枚帶有文字的竹簡。“在一口古井里發現文字，意義非同一般。”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張春龍回憶，當時的里耶恰逢雨季，雨水不停，搶救井下的竹簡最關鍵的是時間。
張春龍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局的考古專家龍京沙等人迅速制定搶救發掘方案。井下，龍京沙與其他作業者爭分奪秒，絲毫不敢懈怠。
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雨水繼續往地下滲，井壁上出現了裂痕。發掘工作仍在深入，一旦古井出現垮塌現象，后果不堪設想。大家的心都懸到了嗓子眼，焦急又期待。終于，當龍京沙再次小心地扒開一層淤泥時，指尖觸到一些有規則的木片。慢慢剝開裹在木片上的淤泥，他又一次看到木片上的文字。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天之內，相繼有300余枚簡牘被運上地面。簡牘上明確地寫著秦代的日期，“遷陵”這個地名也在簡牘上頻繁出現，它似乎在向人們證明，里耶古城——這座神秘城池，正是秦代的遷陵縣城。一時間，考古隊被這一突然到來的重大發現深深震撼……
此后，里耶共出土約36000枚秦簡，其中絕大部分出自一號井，為此前出土秦簡總和的十倍，紀年從秦統一六國的前一年到秦滅亡的前一年，其紀年之完整、資料之詳實，實屬罕見。
這批不起眼的木片，成為后人了解秦人生活實況的信息寶庫。其中一枚《九九表》成為先秦時期乘法口訣的實證，“二半而一”的文字記載更是證明當時已有小數運算，在楚簡《九九術》的基礎上又有創新發展。
“狀似漆皮，軟爛如面條”是海昏簡牘給考古隊員們的第一印象。2015年11月，5200余枚竹簡和170余版木牘，較集中地出土于南昌漢代海昏侯劉賀墓西藏槨的文書檔案庫。海昏侯墓考古發掘領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楊軍介紹說，海昏侯墓屬于典型的南方淤泥墓。東晉時期，這里曾經歷過大地震，墓室倒塌，整個槨室浸在水中。由于受到光照、溫度及鄱陽湖水位變化的影響，竹簡保存狀況極其糟朽，文保工作持續至今。
“為了盡早掌握簡牘內容并向社會公布，我們聯合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根據簡牘清理時為文保目的而掃描的紅外照片，對上面的文字資料進行了初步的編連與釋讀。”楊軍告訴記者，海昏簡牘是目前全國單墓葬、單次考古出土最多的一批漢代簡牘，其蘊含的西漢時期的豐富歷史信息，如同墓葬中的寶藏一般再次驚艷世人。
至今，甘肅省陸續出土簡牘共計6萬余枚。其中，最為特殊的一次考古發現，不僅出土了2萬余枚漢簡，還揭露了漢代古絲綢之路上一座確切的官方郵驛接待機構。
1987年秋，經過多次考古調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何雙全在甘肅省酒泉市敦煌市的戈壁灘上撿到一枚完整的油封簡。他擦去泥土，清晰看見“懸泉置以亭行”六個工整的隸書。漢代懸泉置遺址就這么被找到了。
懸泉置遺址在1990年至1992年進行了考古發掘。簡牘被埋藏在遺址的各個區域，這些簡牘混著沙土、柴草，依稀透出墨字，與古人生活遺物一起出土。遺址西部灰區是簡牘出土最多的區域，共有木簡7000多枚。
“我們打開了懸泉置關閉兩千多年的大門，看到毫無生氣的館舍、倒塌的房子、掉落的墻皮、破門爛窗、殘簡廢紙……一切顯得那樣的敗敝，它究竟是個什么單位?這里的人是怎樣生活的呢?”何雙全發掘越深入，越是對這段絲綢之路的煙云往事好奇。
何雙全介紹，經過后期梳理，“懸泉漢簡”不僅是漢代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諸多方面的實錄，更是研究張騫通西域以后，漢與西域三十六國交流情況以及絲綢之路創始、運營、管理等問題的第一手資料。
“跨時空傳播”的古書
何謂“簡牘”?中國古代在紙張普遍使用之前，簡牘是主要書寫載體。就考古發現所見，簡牘主要流行在戰國、秦漢以至魏晉時期。大致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啟紙質的寫本和刻本文獻，在中華文明發展、傳承的脈絡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獨特的學術價值。
簡牘文獻大致分為文書與典籍兩類。就撰作意圖和當時的流轉情形而言，前者是在特定的范圍或路徑移送閱處，時效有限;后者屬于追求“跨時空傳播”。
“值得注意的是，文書如果流傳到后世，則會褪去其即時、實用的色彩，轉化成歷史資料和文化資源，從而蛻變為典籍。”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簡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陳偉說，出土的戰國、秦漢、魏晉時期的簡牘文書，是記錄中國歷史和中華文明發展演進的珍稀文獻，應與思想文化典籍一樣，納入當今古籍的范疇。
大致比較細長的竹木薄片為簡，相對寬厚的竹木板為牘。由于材料容易獲取，制作、書寫簡便，可以用繩線編連成冊，從而承載長篇文獻，還可通過刻齒、剖符、封緘附加防偽、保密等機能。因而，在紙張通行之前，簡牘是主要的書寫載體。
“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由于“冊”字形似簡冊，學者多相信商代已使用簡牘。《詩經·出車》詠嘆遠征的軍人“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崔杼之亂時，“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均可看作西周、春秋時使用竹簡的可靠記載。
目前發現的最早實物是戰國中晚期的楚簡，其后的秦漢魏晉簡牘均有大量出土。西漢紙已有多次發現，居延、敦煌、放馬灘等地所見還帶有文字或地圖，明顯用于書寫。有專家推測，在東晉末年紙張成為官定書寫載體之前，簡牘還在大量應用。
而“簡”與“牘”之間也有較為鮮明的特征和功能區別。我國南方盛產竹子，所以目前發現的多為竹簡，而西北地區氣候干燥，竹子較少，多為木質簡。兩行比簡稍寬，一般約2厘米，寬度是單行簡的2倍，又因每簡書寫兩行文字， 稱為“兩行”簡，既可以編連，也可以單獨使用。牘是比“兩行”簡還要寬，有的可寬至6厘米，長度多與普通簡相同，多為木制，用來寫信、契約或抄錄醫方、歷譜等，墓中發現的牘大多用來記錄隨葬的物品目錄。
甘肅簡牘博物館整理研究部主任肖從禮介紹，為了更好地防范泄密，寫好的簡牘要用繩結捆扎、泥封鈐印。尤其是公文書寫完畢后，為防止在傳送過程中被私自拆閱，要在寫有公文的簡牘上面蓋一塊被稱為“檢”的木板，然后用繩子將檢和公文簡牘捆扎在一起，在檢上放封泥，再在封泥上蓋上負責官吏的印章封檢的過程，也是成語“三緘其口”的由來。此外，由簡牘書寫的古書都是先卷起來的，閱讀書籍，就要打開卷冊，這就叫“開卷有益”。
在甲骨文中，漢字“冊”好似用繩將一枚一枚的簡札編連起來的樣子。為了在編連時將竹簡固定住，竹簡的側面刻一個三角形的契口。按照簡的長短，又有二道編、三道編 ，以至四道以上的編連形式。孔子因為喜歡讀《易》這本書，把串聯簡冊的編繩磨斷多次，后人就用“韋編三絕”這個成語形容讀書刻苦勤奮。
時至今日，一些書籍的書寫格式及寫作方法，依然承襲了簡牘時期形成的傳統，許多因簡牘而形成的成語典故也流傳至今。如“冊”“篇”“編”“連篇累牘”“韋編三絕”等，都與簡牘的形制有關;“殺青”“汗青”“罄竹難書”等則與簡牘的制作和用材有關;“刪改”“刀筆吏”等則與簡牘時代的文具書刀有關;“合同”“尺牘”“封緘”等則與簡牘時代的文書制度有關。
“斷章”“片言”里的中國智慧
戰國秦漢時期處于我國歷史嬗變的重大節點。“協和萬邦”的商周王朝，經春秋爭戰、戰國兼并，走向實行郡縣制的秦漢統一帝國。私學勃興，著述蜂起，其時創造的典章制度和經籍文化承前啟后、影響深遠。簡牘作為這一歷史進程的原始記錄和直接遺存，具有傳世文獻無可比擬的特別價值。
調查顯示，湖北共出土戰國楚簡、秦漢至六朝簡牘共82批、25000余枚，估算超過50萬字。其中發現于湖北的包山楚簡、郭店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等，都是震驚國內外學界的重大發現。以郭店楚簡為首的文化典籍、張家山漢簡《算數書》等科學技術文獻、睡虎地秦簡等法律文獻，均是僅見于本省出土的珍稀孤本，對于探討儒家及諸子經典的早期形態及其演進、傳播，具有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在海昏侯墓出土的5200余枚竹簡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是儒家經典及其訓傳，其中不乏幾種失傳版本或較早版本，對于研究儒家學說及其經典的傳布、演變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所長朱鳳瀚說，如《詩經》1200余枚，為人們提供了現今所見存字最多的《詩經》古本。又如《論語》500余枚，保存有“智道”篇題和一些不見于今本的簡文。還有《春秋》100余枚，是考古發現的春秋經傳的最早實物，為了解這段歷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智慧浪漫的楚國人熱愛音樂，幾十年來楚地考古發現大量鐘、鼓、罄、琴、瑟等樂器，以及描繪樂舞場景的紋飾圖案，但是一直未見樂譜。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荊州王家嘴的楚墓中發現3200余枚戰國簡牘，其中160枚包含音樂符號的簡牘被暫命名為《樂譜》。其簡文主要由天干和一部分簡潔符號組成，推測為一串豐富的節奏韻律，它們的出土使后世有望“聆聽”到2000多年前的音樂。
陳偉指出，早前因為出土數量不足，且大多支離破碎，簡牘在學術研究中的意義一般只說是證史、補史，處于輔助、補充的地位。現在由于資料的積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胡家草場漢簡那樣數量多、保存也比較好的大宗材料出土，通過適當整理和互勘合校，簡牘文獻已經在邊防制度、文書制度、律令體系等研究領域成為主要的史料依據，甚至是唯一的資料來源。
在“簡牘大省”湖南，考古發掘出土簡牘20多批、20多萬枚，占據了全國簡牘出土總量的三分之二。里耶秦簡揭示了秦朝基層社會的真實面貌;馬王堆漢簡、走馬樓西漢簡、五一廣場東漢簡等記錄了漢朝時期的社會風俗、社會政治制度等;走馬樓三國吳簡展現了三國時期長沙人的生活圖景。同時，這些秦漢簡書體樣式豐富，字跡優美、氣韻生動，是研究中國文字演變和書法藝術的重要材料。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簡牘整理工作人員楊先云說，傳世文獻主要記錄了中央、王侯將相的故事，但很少能夠看到當時市縣、鄉里普通民眾的生活，關于“小人物”的只言片語往往只見于史籍里的零星介紹。但是湖南出土簡牘中記載了大量普通“小人物”的信息，生動展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楊先云舉例介紹，里耶秦簡中有12枚秦代追債文書，記錄了12名士兵因罪罰等緣故欠了官府錢，但因家中貧困無法償還的故事。因為秦代異地駐守的政策，這些士兵們駐守服役在遷陵縣，原籍所在的官府發文書追討到遷陵縣府，要求遷陵縣官員按照律法繼續向士兵們追討欠款。
沅陵虎溪山漢簡《計簿》中，則記載了漢初沅陵侯國有1612戶、6481人，其中包括924名未成年人。侯國一年收繳算賦，即成年人的人頭稅，共有52萬6483錢。“湖南出土簡牘貴在詳述了‘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以小窺大，從地方看全國，是對當時法律、經濟、思想史的一種對照，彌補了傳世文獻記載的空白。”楊先云說。
2000年前，古絲綢之路上有哪些動人的故事?考古發現的簡牘，令這些清晰記錄在中國漢代檔案文書中的“交流密碼”得以重現。20世紀90年代初，考古人員在甘肅省敦煌市發現西漢敦煌郡所設的懸泉置遺址，出土大量的漢簡，其內容涉及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郵驛、交通等方方面面，真實記錄了古絲綢之路使者往來經貿交流，彌足珍貴。2014年申請“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世界文化遺產時，相關簡文內容補充了申遺材料。
懸泉漢簡中有一冊被學者命名為《康居王使者冊》的漢簡極為珍貴。這枚簡冊由7枚簡編連成冊293字，記錄了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來向西漢朝廷獻貢駱駝時遇到不公后反映問題，朝廷受理解決的經過。
“簡牘所記載的兩漢時期和西域諸國交往交流交融的細節，沒有經過史官編纂修改，是最真實的內容。在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的新時代，是闡釋中國文化、中國精神的最佳史料。”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朱建軍說。
海昏侯墓出土170余版木牘中，整理出一份珍貴的“除國詔書”，記錄了劉賀去世后海昏侯國被除國的全過程。這也是迄今發掘出土的首份西漢國除詔書實物。
“木牘中的信息透露了海昏侯國被除國前召開了二千石及以上高官出席的公卿會議進行討論，不僅經過群臣奏議，還要百官列名。”據整理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楊博介紹，漢代郡國并行，諸侯國眾多，它們都是當時的社會單元，值得研究。
精誠合作推進簡牘文物“活起來”
隨著研究材料愈加豐富多元，已知史料的整理和再整理迫在眉睫。連日來，記者走訪各地研究機構了解到，當前一批簡牘工作者自覺、主動地投入簡牘研究整理工作，并致力于推動與收藏單位的合作，促進對大宗簡牘材料的協同研究攻關。
?以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為例，中文集刊《簡帛》于2006年創刊，2014年入選CSSCI來源集刊。學術網站“武漢大學簡帛網”已發表論文4000余篇，開發“中國古代簡帛文獻字形、辭例數據庫”，錄入戰國秦漢簡牘單字字形和辭例數據共16萬條，開放給同行使用。長期以來，武漢大學與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等單位合作，舉辦連續性學術會議“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11次。
??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資料室內擺滿了各類簡牘相關中外文期刊文獻，《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秦簡牘合集》等重要文獻依次排開。記者了解到，湖北早期出土的簡牘，大多已得到整理出版，再次整理和出版的內容中，簡牘圖像和釋文、注釋的質量均有顯著提升，成為更加準確可靠且方便利用的版本。還有多種重要簡牘文獻，已列入規劃或得到資助，將在近年陸續完成整理出版，包括即將面世的《湖北出土楚簡五種》上下卷，《睡虎地西漢簡牘》(多卷本)及《胡家草場西漢簡牘》(多卷本)。
??今年初，武漢大學公布《睡虎地西漢簡牘》第一卷《質日》的研究成果。陳偉用三個“一”概括《質日》的文化內涵——“一部連續十四年的漢代‘日記’，一位名叫‘越人’的基層吏員，一些重新激活的歷史記憶”。
??高度凝練的解讀背后是團隊一次又一次的攻關。殘片的正確綴合與定位是最難的，將有效的信息拼湊在一起才能推進文本復原和解讀。在進行《質日》的綴合工作中，陳偉帶領相關成員組成6人的“殘片綴合”小組，課題組成員通常把自己的發現寫成小論文，發在微信群討論，再經過一遍遍推敲，最終得以“連字成篇”。
??有時從下半支簡開始拼綴;有時又需聯系上文、字體風格、各欄高度等要素來判斷簡文的對應性;有時釋讀出或改釋出一個新字，又為拼綴提供全新的線索和視角……陳偉說，殘片的正確綴合與定位做起來非常難，要多方嘗試，反復琢磨。有時運氣好，一天能找到幾組。也有的時候，枯坐終日，一籌莫展。我們用“寸簡寸心”相激勵，孜孜以求，一點一點地推進。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內，一枚枚簡牘被放置在細細長長的玻璃管中，墨書在燈光的映襯下籠上了一層昏黃的霧。游客們沉浸在書香濃郁的展館中，有人駐足俯身使勁靠近簡牘，欲辨認細讀那些文言墨字;有的人與屏幕互動，串聯起不同地名的古今緣分;還有的人被裝點在博物館各處的書法之美所吸引，舉起手機拍照合影。
??“第一次聽說‘懸泉置’這個名字是看紀錄片《河西走廊》，而進入簡牘博物館幾乎可以說讓觀覽者‘重走’了一遍河西走廊，因為那里有曾經飲馬瀚海的將軍，有遠嫁邊關的解憂公主，有籍籍無名卻為開疆拓土守衛邊關而付出一生的小吏……”網名為“沙耶加醬”的游客參觀博物館后，在社交平臺寫下這樣的文字。
??甘肅簡牘博物館從2023年9月開館以來，就因其深厚的漢風底蘊成為蘭州一處“網紅打卡點”。不少傳統文化愛好者身著漢服而來，體驗一把“穿越”之感。截至目前，甘肅簡牘博物館已接待游客量超30萬人次。
??針對館藏的從秦漢到西晉時期的4萬多枚簡牘，研究人員通過采用紅外線掃描、高清拍照和釋文同時推出的方式，加快對出土文獻資料進行出版，以社會共享助推更大范圍的簡牘研究。記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除《懸泉漢簡》還在陸續推出外，其他館藏簡牘資料均已向社會及學界公布。
??此外，為了拓展簡牘的社會化普及，從2020年起，甘肅簡牘博物館與蘭州大學文學院等合作開設80余期“讀簡班”，帶領高校師生一起研讀古書，激發高校師生對“冷門絕學”的熱情。
??在南昌漢代海昏侯國遺址博物館“金色海昏”展廳中，所展出的六枚木牘是迄今所能見到的等級最高漢代公文原本，它們是海昏侯劉賀夫婦上奏漢宣帝與上官皇太后的文書，涉及朝賀、酎金、秋請等內容，對西漢公文制度研究具有重大價值。奏牘上的文字為標準漢隸，文字秀美，莊重典雅，也是這一時期不可多得的書法珍品。展柜前常有游客長時間駐足，細細欣賞。
??“為什么劉賀夫婦選擇同時向上官皇太后上書，是否意味著在他們心中，上官皇太后仍可能給予他們支持的力量呢?”由于奏牘所書文字較多缺失，講解員李嘉媛在講解這六枚木牘時，總喜歡和游客們展開一點合理的想象。譬如劉賀在上奏漢宣帝，請求參加秋請，而同時其夫人也在向上官皇太后上書，表達同樣的愿望。這說明劉賀是極其渴望恢復其祭祀權的，這對他而言意義重大，奏牘中“昧死再拜以聞”的遣詞用句，也流露出劉賀夫婦的小心翼翼。
為了“讓文物活起來”，近年長沙簡牘博物館攜手湖南廣電創作了《聽見簡牘》系列節目，聚焦中國簡牘文化精華，講述簡牘的考古發現、形制功用、思想內涵以及生動有趣的簡牘故事。在此節目基礎上，長沙簡牘博物館深入挖掘簡牘文物內涵，舉辦《大道至簡——簡牘里的中國精神主題展》，館長親自授課，講解精選藏品背后的故事，讓孩子們更加深入地了解古老簡牘里蘊含的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和中國價值。
“以前提到博物館，想到的是青銅器、金銀器，走進長沙簡牘博物館，我才感受到簡牘也是同樣充滿生命力的鮮活文物。”長沙市民李璨說，她為9歲女兒報名參加了社教活動，詳細了解到簡牘的“前世今生”，感受到博物館里修復完好的竹簡真的太珍貴了!
隨著中國傳統文化受到社會大眾熱捧，尤其是古漢字、古文熱度倍增，簡帛文字研究之風興起，關于簡牘文化的公眾演講、普及性文章也相繼增多。在社會各個層面，簡牘學知識從書齋走向公眾，被更多的人了解。
1993年出土于湖北荊門的郭店楚簡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典籍”，它的問世曾在國內外掀起了一股郭店楚簡的研究熱潮。記者近日來到荊門市博物館文物庫房，620余枚郭店楚簡以四枚為一組分裝在特制的囊匣內，存放于保管柜。另有《老子》等小部分原簡從庫房拿出來，輪番呈放在展廳文物展柜中。
“科技是連通文物保護與利用之間的橋梁。”荊門市博物館藏品保管科科長鄔涵說，郭店楚簡能在兩千多年以后重見光明，已是奇跡，它們以后還能不能繼續長久地延續下去，這需要文物保護領域的工作者潛心研究、努力探索。我們堅信隨著科技不斷創新發展，文物保護會擁有更堅實的依靠，觀眾會獲得更佳的精神、文化體驗，穿越兩千多年而來的竹簡也會永續保存，歷久彌新。
責任編輯：陸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