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國家文物局發布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中華大地上距今5800年—3800年被稱為“古國時代”。其中，距今5800年—5200年前后為“古國時代”第一階段，此階段多個區域的社會分化日益明顯，文明起源開始加速，東北地區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東南地區以凌家灘遺址為代表的凌家灘文化，成為這一階段為數極少的重要文化。
凌家灘遺址是安徽最著名的史前遺址，位于含山縣銅閘鎮長崗村南的裕溪河后河北岸。距今5700多年前，先民們開始在凌家灘繁衍生息;距今5500年—5300年前后，這里一躍成為中華大地上最發達的玉石產業中心，在長三角史前玉石產業發展史上承前啟后，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凌家灘的興盛，既有地域和資源的客觀優勢，更源于自身文化積淀和創新意識。
接力筑基，創新驅動，是凌家灘發展的原動力
傳統文化之“傳統”，是各具特點的思想、習俗、制度、技術、行為方式等因素世代相傳，是歷史繼承和延續性的表現，《論語》中“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便表達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延續與變革的內涵。社會發展的延續性，一是表現為自身的承襲，需要對前期既有的因素有所繼承，二是表現為更廣泛的“接力”形式。
多年研究證明，凌家灘的發達有歷史淵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江南寧鎮地區和宜溧山地，馬家浜文化晚期、北陰陽營文化的玉石制造業已逐步發展，尤其是南京北陰陽營文化已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制作技術和器物形態，如斜鉆隧孔、帶凹槽拼接、圓角花斑石鉞等技術，玉璜和其他飾品的使用也逐漸增多，與此同時，在鄰近的馬鞍山市及巢湖東南部等地，已零星出現小型聚落，凌家灘經過200多年的發展，最終承襲了其工藝和器形。除此之外，同時期淮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用龜習俗和背壺等特色陶器、太湖流域崧澤文化陶器工藝等，也較多地影響到凌家灘;甚至遠在千里之外的紅山文化諸多玉器形態，也與凌家灘玉器有難以解釋的神秘關聯。因此有學者認為存在遠距離的“上層交流網”，實現遠距離互鑒。
但僅有傳承接力，守成有余而創新不足，也難以成就輝煌。凌家灘能最終脫穎而出，有根基的創新是關鍵。凌家灘先民在對原先玉石器制作進行改進的同時，創新了一批高端技術和產品。一是表現為基本技術運用得更為成熟和廣泛。二是深化和創新了工藝。如齒紋的廣泛應用、原始鏤雕技藝等;鉆孔作為當時的高端技術之一，在凌家灘更是達到了極高水準，能夠通過變換直徑不同的鉆具，獲得更深、更小的深孔來滿足不同需要。三是獨創了自身風格顯著的多種玉器形態。刻圖玉版、刻樹紋三角形玉片等均前所未見;玉龜、龍、鷹等仿生動物和人形象雖然數量很少，但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并增添了神秘的氣氛;打破正常輪廓流線的出廓風格成為凌家灘大膽嘗試的獨特因素，數量較多、外緣飾連續齒紋的玉璜成為它的典型標志物品，并沿著長江兩岸向中游和下游遠距離傳播，對整個長江中、下游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在凌家灘有大量用來制作玉石器的工具，如形態和質地多樣的礪石、鉆具等，凌家灘墓葬中還多次出現基本未加工的玉料、鉆孔遺留下來的玉芯、制器殘剩的邊角料，并有少量未加工完成的石錛半成品，證明大多數玉器應是凌家灘本地生產的。在不遠處一個年代略早的小聚落韋崗遺址中，也同樣發現了較多制作工具，更加說明凌家灘玉石器制作的興起，是有前期基礎并具有產業廣泛性的。
這些創新，雖然多數還沒有達到成熟狀態，在形態上各具特色，特別是少量禮儀重器并沒有形成穩定的形制和制作規范，但卻是一種充滿了活力的探索和創造，表現出距今5000多年前長江下游在對玉石器旺盛追求的過程中，凌家灘以先進理念、高端技術、出色產品，引領了產業新風，開拓了新興方向，為此后長江下游乃至東部地區玉石器制造走向巔峰，打下了堅實基礎。
規劃有序，禮儀復雜，形成了區域社會的凝聚力
一個區域社會的發展，既需要環境、產業、技術的加持，還需要一定的社會網絡結構，以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協作能力，應對外界侵擾，這是社會復雜化的體現，也是社會進步、邁向文明的必由之路。考古學所見的社會復雜化，可以通過一系列物質現象判定，凌家灘在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區、祭祀和埋葬等多個方面，都可看出已走向了社會復雜化之路。
大規模鉆探、發掘證實，凌家灘是以一條長崗地為軸線，在聚落內部有了較清晰的功能布局：從平面結構看，崗地兩側的平地上，為較為密集的日常生活場所，可以有效避開西側來水沖擊的崗地東側則更為密集;崗地近河略高處，修建了面積3000多平方米、可能作為公共活動場所的大型紅燒土基址，連帶相關設施至少有五六千平方米;而崗地最高處，則設置石鋪大型祭祀場所——可以集中實施某些重要祭祀行為的祭壇，隨葬大量玉石器的高等級墓葬均埋葬在祭壇之上或周圍。從縱向高程看，即低平地為日常生活區、略高處為公共活動區、最高處為祭祀埋葬區的三層梯級結構。在主要生活區外圍，挖出了一條內環壕用以保護人們的生息場所，而將祭壇墓葬區隔離在外，但北部有通道可以進出并連通。后來隨著聚落擴大，還在更外圍挖了一條未完工的外壕，與內壕走向一致，并同樣在北部留有通道，顯示了內、外壕設計理念的一致性。可以看出，整個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已有清晰的規劃，布局有序，大的功能區劃分已較明確。從內、外雙壕的土方量來看，保守估計約10萬立方米，雖非短時間一次挖成，但也需一定的社會組織能力才能夠實施。
獨立的大型祭祀場所的出現，更是這一時代發生巨變的反映，體現了社會成員與天地、神祖的溝通不再是隨意、無序的狀態，而是需要通過固定的場所來完成，祭祀權的專屬性或可能得到了鞏固，從而產生凝聚力。《國語·楚語下》中“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應是遠古秩序構建的映射。
凌家灘的高等級墓葬集中在一起，緊緊圍繞祭祀場所，說明凝聚力的進一步增強，其中一部分還隨葬了十分罕見的玉人、龍、鷹、龜和大量玉、石器，數量雖然不多，但形態奇特復雜，應是少數群體專有并服務于特殊目的的。從隨葬品數量來看，最多者有300余件，為中國史前社會大量使用玉石器的最早案例;而少者僅數件，貧富差距巨大。玉、石鉞隨葬也具有較強的規律性，以玉璜、環為核心配置的成組禮儀用器，都表明相對規范的復雜禮儀制度也已形成。這些都共同體現出相對緊密的社會網絡結構已然出現。但是葬品數量差異如此巨大的不同墓主，卻能夠同在一處，也反映出還沒有形成完全的等級隔離，與稍晚時期良渚文化高等級墓地已單獨埋葬的現象有所不同。
通過歷時5年對凌家灘及其周邊覆蓋500平方公里、實地踏查約400平方公里的大規模區域系統調查，顯示凌家灘所在的整個裕溪河上、中游，在距今5500年前僅有20個左右的面積幾千至數萬平方米的小聚落，彼此差距并不十分明顯。但在距今5500年前后，凌家灘卻從中崛起，一枝獨秀，從不足10萬平方米的一般大聚落，驟變成100多萬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其他多數聚落卻衰落或消失。聚落面積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人口規模相關的，凌家灘與周邊聚落這種巨大差異，充分展現了聚落與人口的集中化過程。
上述現象足以說明，凌家灘及周邊所構成的社會群體，已具有遠古社會大轉型的一系列因素，在同時代諸文化中走在了前列。
科技助力，人文統領，深刻闡釋了文明先鋒的地位
凌家灘這些具有創造力的杰作和社會形態，當有其深刻的物質和思想基礎。在綜合研究過程中，通過科技助力，開展了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土壤微形態分析、玉石器檢測分析、陶器分析、穩定同位素分析等近乎全方位研究，更加深刻了解其發展歷程和微觀面貌，充實了凌家灘文化的內涵，從而能夠將這些科技手段獲得的信息通過人文思想分析、統領，整合出凌家灘的歷史拼圖。這張拼圖顯示，凌家灘當時的環境溫暖濕潤，周邊水環境較多，物種豐富，雖然狩獵、采集仍占據一定地位，但家豬飼養已占肉食的絕對多數，水稻種植也已發展起來，手工業中運用高超技術加工玉石器成為當時重要的生產活動，而選擇透閃石和陽起石類的玉料制器成為主流。
在環境更加適宜的前提下，距今5000多年前整個長江下游的農業獲得了快速發展，尤其是稻作農業已日趨成熟——太湖流域崧澤文化的興盛便是典型事例。穩定的農業定居社會與人口增多，促進了人們對有助于提高生產生活水平的產品需求、維護社會穩定的禮儀需求，甚至個人審美需求等，已有的考古成果也表明社會成員間的分層現象日益突出，原始宗教則成為維護社會內部關系的重要方式，因此，應對各種需求的高端產品不斷出現。凌家灘正是在相對良好的生存條件和物質基礎上，緊抓機遇，將玉石手工業制造推向了高峰，成為當時的杰出代表，在用料、工藝、器形方面都奠定了此后數千年中華用玉的主流方向。
伴隨著社會穩定發展，社會分層逐漸加劇，禮儀制度的建立，社會網絡結構的成形，凌家灘已具備了一定的文明要素，率先邁開走向文明的步伐。但是，凌家灘的用玉制度還未形成固定的規范，沒有類似良渚文化玉琮那種在大范圍內被認可并使用的“權力(權威)重器”，特殊禮器還有較強的“神權”屬性，社會層級劃分還不太復雜，能夠有效維護一個共同體的地緣政治體系也尚未建立，又呈現出與地緣政治國家不同的特征。因此，凌家灘正是邁向文明、走向國家治理的最初階段，處在社會轉型的關鍵節點，是古國時代的文明先鋒。
文化接力，遺產活化，彰顯凌家灘的重要人文社會價值
在距今5300年前后，太湖流域的良渚早期文化和大別山南麓的薛家崗晚期文化，接過凌家灘的接力棒，進一步發展了長江下游的玉石制造傳統，良渚文化更是將中國史前時期玉石器制造推向了巔峰，與其他各地、各時期文化共鑄了中華延綿不斷的萬年用玉史。凌家灘在其中的承前啟后、創新發展的意義十分突出，可以說中華文明悠久歷史中的若干重要內涵，在凌家灘已有體現：一方面，“尊玉”觀念在凌家灘有了極大發展，初步固化了以玉為核心的禮制體系，成為當時社會變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部分玉器形制、組佩使用方式、復雜葬儀等所蘊藏的人文內涵已十分豐富，甚至成為商周時期用玉制度的遙遠淵源。
凌家灘作為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節點，其價值在上古歷史中有充分體現，在現代社會中，作為遺產的凌家灘遺址和凌家灘文化，同樣也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指出，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遺址等，作為人類歷史的見證，是需要加以保護的。凌家灘的玉石器制造、具有明確規劃的聚落營建等內容，都是人類創造力的杰作，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因而需要加以保護和研究。
因為凌家灘獨特而重要的歷史地位，對凌家灘考古有了更高的要求。我們要緊緊圍繞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這一重要目標，更深入、更多維地了解凌家灘的物質面貌，著力探索凌家灘發展的內在機制及其興衰原因，比較它與其他各區域的文明演進道路等重大問題，為研究中華文明的形成提供更充實的材料和認識。為完成這一歷史任務，不僅要有一個統籌規劃、合理設計的發掘和研究方案，以田野考古為基礎、多學科合力參與、形成集體攻關，拓寬和深化研究內涵，還需要大歷史研究的視野，將凌家灘納入到上古史研究范疇中。深入挖掘其歷史價值，彰顯其人文價值，讓遺產為當今社會和公眾服務，也是凌家灘下一階段的另一重要目標。
不鑒往無以知未來。凌家灘的重要性，已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在考古和歷史研究之外，它的重要內涵更需要展示給世人。目前“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和“考古中國”正在大力開展，尋找中華文明根源，梳理歷史發展脈絡，構建科學的上古歷史，展現優秀傳統文化，鑄牢中華民族之魂，成為這一代考古工作者和文化傳播者的重任。2022年，國家提出了“保護第一，加強管理，挖掘價值，有效利用，讓文物活起來”的新時代文物工作方針，這也是針對遺址活化利用的重要指導方針。凌家灘目前已初步建成了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在有效保護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遺址公園建設，一個環境美好、內涵豐富、闡釋科學的遺址公園，將為公眾展示更多、更新、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但開風氣不為師”，歷史上皖江文化常給世人自謙淡泊的印象。時至今日，乘中部地區崛起之勢，安徽更需要“直掛云帆濟滄海”“須放三光照九州”的奮發向上氣魄，才能“各領風騷數百年”。凌家灘精美絕倫的玉石器，是皖江兩岸遠古文化精華的物質體現;傳承有序的歷史、大膽創新的思路，是安徽亙古以來不曾磨滅的精神。這些都可以為安徽新時期的社會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凌家灘內涵的進一步發掘和深入研究，將會使凌家灘成為展示安徽文化的重要標志。
(作者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凌家灘遺址考古工作隊前任領隊)
責任編輯：陸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