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星堆六個新發現的“祭祀坑”破土發掘以來，世人對三星堆青銅文明的關注熱度再度火爆，各種猜測和解釋更是讓人眼花繚亂。人們之所以對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為我們過去太習慣于用傳統的眼光和思維方式去觀察它，用我們已知的“知識圖譜”去對照這個未知的世界。迄今為止，三星堆這六個坑的考古發掘工作還在進行當中，我們不知道還會有多少新事物、新現象不斷出現，讓人感到震驚，抑或讓人感到更加迷惑。比如說，大家都很期待在隨后的三星堆考古中能夠發現文字，從而一舉破解三星堆之謎。事實上，這仍是受到傳統觀念引導：凡高度發達的文明就應當有文字，殷商有甲骨文、金文這樣的文字，三星堆為何沒有？如果沒有發現文字，那特色鮮明的三星堆文明還屬于中華文明體系嗎？因此，用什么樣的眼光去觀察三星堆，去看待已經出土和即將出土的各種考古遺物和遺跡現象，從而走向揭開三星堆神秘面紗的科學之路，在當前至關重要。
此次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和保護研究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考古發掘、科技考古與文物保護全過程緊密結合。圖為考古人員在發掘現場利用電腦查看新發現的象牙雕，并進行記錄。新華社發
筆者曾參加三星堆1986年考古發掘，多年來也一直關注相關研究進展，我以為觀察三星堆，有三個重要的維度。
第一個重要維度，從古蜀文明的發展脈絡看，三星堆并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從考古發現而論，在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長江上中游地區的史前新石器時代文化當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們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頭之一。而在文獻典籍當中，同樣可以看到兩個和三星堆文明關系密切的古代書寫系統。一個是中原文化系統，西周時就有“蜀”的記載，《尚書·牧誓》記載周武王伐紂，“西土八國”之中就有蜀人參戰。《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際，黃帝與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來封其支庶于蜀。另一個是巴蜀文化系統，《蜀王本紀》《華陽國志》都記載古蜀時期先后經歷了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各世代。從蠶叢開國，至開明為秦所滅（前316年），古蜀各世數王雖然遠離中原王朝，被中原諸侯視為“椎結左衽”的“蠻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隱若現地始終保持著與中原王朝之間的聯系，既非天外來客，也非域外異族。
第二個重要維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間的關系，這也是目前關注度極高的問題之一。的確，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發現的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銅面具和頭像，黃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讓人感到震撼和費解，用人們過去對殷周青銅文化的“常識”無法加以解釋，以往也未見出土過，因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假設和猜想。事實上，這正是古蜀人獨具匠心的創造。他們基于中華文明的母體，采用浪漫的藝術形式，表達“神人之間”的溝通，為中國青銅時代增添了豐富的內容，也為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獨特貢獻。
1986年從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的“青銅神樹”。新華社發
例如，三星堆青銅神樹上的鳥和纏繞于樹干上的龍紋，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神話體系中常見的母題，如果結合《山海經》之類的神話記載，很可能這樣的神樹就是傳說中的建木、若木、扶桑木之類的神樹，是可以“通天達地”的宇宙樹、太陽樹的象征。又如，過去一直沒有在三星堆發現類似殷商青銅器中以青銅鼎、簋等容器相配合來表達社會等級、身份的所謂“禮器”，但這次在三號“祭祀坑”中已經露頭了至少七件青銅尊，和1986年兩個“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銅尊、罍相互印證，暗示蜀人可能使用這樣的青銅容器組合作為禮器。三號“祭祀坑”中還發現一件雙手頂尊置于頭頂的神人青銅像，也表明“尊”這種器型在三星堆青銅器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受到特別的尊崇，和中原文化使用青銅容器作為禮器有著同樣的意義。三星堆出土的這些青銅尊、青銅罍的造型，也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銅器的同類器型，只是在紋飾風格上更具蜀地特色。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作為祭祀儀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它們與二里頭、殷墟出土的玉器幾乎如出一轍，都是用于祭祀的禮器，從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國，也同樣深受中原禮儀文化的影響。以往在三星堆還出土過和中原二里頭文化相似的鑲有綠松石的銅牌飾、陶盉等器物，都留下了中原文化影響的諸多遺痕。
現在看來，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來自中原地區，有些則可能通過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區、云南和兩廣等地區傳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銅器的造型、紋飾，尤其是龍、虎、鳥、大眼獸面等神秘動物圖像，和我國南方青銅器系統（如湖南）也有密切的關系。已故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曾結合古史傳說中的“竄三苗于三危”這個記載，推測三星堆與長江中游古文明之間的關系，認為這是三星堆的來源之一。當然，古蜀人也并非完全模仿周邊地區青銅文化，而是在吸納華夏大地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元素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和再造，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再寫新篇，為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新證。
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5號“祭祀坑”出土的殘缺的金面具。 新華社發
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3號“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銅器局部。新華社發
第三個維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視野下的三星堆。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外來文明？這也是當前最吸引眼球的議題之一。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體性地認定為外來文明的產物，是缺乏科學根據的。除了以上已經論述的三星堆與中原殷商文明的密切關系等考古事實之外，還需指出的是，不同文明之間，在大體相同的文化水準、生態環境以及社會發展程度等條件之下，各自獨立地產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現象并不足為奇。例如，對神秘的大眼睛、神樹（太陽樹、宇宙樹、生命神樹等）、太陽神等的崇拜現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在考古藝術表現形式上也有同有異，不能將三星堆出現的這類考古現象都歸結于外來文明。況且，即使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現象，也還需要做更為細致的觀察和分析。例如，黃金面罩，在古埃及、古波斯文明中都是作為王者死后的“覆面”使用的，這個習俗和傳統在歐亞草原文化中流傳甚為久遠。但三星堆卻是用來覆蓋在青銅人像或神像的表面，其象征意義顯然有別，其他類似情況也都不可一概而論。
同樣，如果從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視野上看，三星堆所處的中國青銅時代與域外文明產生交流已具備充分條件，吸收某些外來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古蜀地處交通要沖，后來漢武帝時派遣張騫“鑿空”西域，開拓出絲綢之路，其動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亞、南亞發現了從蜀地輸出的蜀布、枸醬、邛竹杖等特產，方知其間必有民間的商貿通道可資利用。事實上，早在年代更為久遠的史前時代，已有若干物證表明中西文化之間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觸、交流。例如，北京大學李水城教授研究發現，在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國西北、西南地區，都曾經出土過作為杖首的“權杖頭”，表明使用“權杖”以表達權威性的做法，早在史前時期已經出現在中國大陸，而且很可能是從域外傳來的。在三星堆發現黃金制作的“權杖”，看來并非孤證。此次三星堆四號坑灰燼層中采用酶聯免疫技術檢測出蠶絲蛋白，表明四號坑中曾經存在過絲綢，顯微觀察發現三號坑部分青銅器表面也有紡織品殘留物，很可能也是絲綢的殘痕。這也證明早在三星堆時代，蜀地已能生產并利用絲綢作為高級貴重物品。秦漢以后，絲綢成為國家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產品，古蜀早在青銅時代便已經奠定了這個基礎。所以，若說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來自更為遙遠的域外文明影響和交流、互動的因素，客觀上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反之，三星堆文明是否同樣也曾輻射和影響到域外的古老文明（如絲綢的早期傳播），這種可能性也同樣無法排除，只是對這兩個方面，我們都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物證來加以證實。
三星堆青銅文化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是由高大的青銅神像，造型奇異的青銅面具和各種頭型、發式青銅頭像組成的“青銅神靈系統”。這無疑已經超越了我們現有的知識范圍，用所謂過去的“常識”是無法解釋清楚的。雖然我們目前暫時還無法對其做出最具合理性的詮釋，但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宏大視野下對其加以考察，比較已知的考古學成果，盡可能尋求更多的線索，從方法論上講，是我們應該致力的重要方向。
三星堆考古還在繼續進行中，無論還會出土什么超越“常識”的器物或者考古現象，有一點可以肯定，它們都是歷史上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貢獻。而從上述三個維度去認識和走進三星堆，或許是揭開其神秘面紗的科學的必由之路。（作者為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
責任編輯：史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