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發展和安全，反復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將“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明確提出“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2025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統籌發展和安全，既是對新時代治國理政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走好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的內在要求。深入把握其理論淵源、實踐基礎與未來指向，對于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具有重大意義。
深刻把握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理論內涵
統籌發展和安全，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與安全觀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融合與系統化發展。這不僅超越了傳統發展理論與安全理論的二元對立，更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國家安全與發展理論體系，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從理論演進脈絡看，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植根于總體國家安全觀，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日益凸顯發展與安全的辯證統一關系。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維護國家安全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014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創造性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并對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明確要求，強調“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同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提出統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場合深刻闡明發展和安全的辯證關系，并強調要統籌發展和安全。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將統籌發展和安全確立為“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統籌發展和安全納入“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將其作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并將其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2023年12月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作為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2025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進一步樹立發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2025年10月，《建議》進一步提出，“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標志著對發展與安全關系的認識從靜態依存躍升為動態互促，構建起系統科學的理論體系。
從理論創新看，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既是對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創新，又是對國家安全理論的系統深化，還是對社會治理理論的全面拓展，體現了多重理論價值。西方主流經濟學往往將安全視為制度前提或外部約束，忽視其內生于發展過程的本質屬性。“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的理念，將安全作為發展的內在構成要素和核心目標，形成了內生性的安全發展理論，強調國家韌性、系統穩定與風險可控是高質量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通過經濟發展理論的范式革新，為超大規模國家在復雜國際環境中實現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特別是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深度重構、技術民族主義抬頭的背景下，這一思想為后發國家如何在開放中維護自主性、在發展中筑牢安全底線提供了中國智慧。
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將安全從傳統的“防御性安全”提升為“發展型安全”，強調安全不是發展的阻礙，而是發展的保障和動力，國家安全理論由此實現了從“安全約束”到“安全賦能”的本質躍升。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引入了動態、系統的風險治理觀，從多個維度拓展社會治理理論。這一思想將安全深度融入社會治理全過程，使社會治理實現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風險防范化解的轉型，豐富了社會治理的目標內容；將社會治理從傳統社會秩序擴展至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等新興領域，體現了社會治理的橫向拓展；通過強調安全對發展的重要支撐作用，激發了經營主體、社會組織參與安全治理的積極性，推動了社會治理向多方共治的轉型。
從方法論視角看，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既堅持系統思維的整體性，又強調實踐導向的辯證性，還突出矛盾分析的動態性，是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光輝典范。這一思想將發展與安全視為有機整體，反對將二者割裂對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安全和發展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發展要同步推進”。發展和安全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對立統一，要求我們必須跳出“重發展輕安全”或“重安全抑發展”的片面思維，樹立系統觀念，強化戰略協同，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動態平衡、相互促進。
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注重從實踐出發解決矛盾。在我國發展中的安全問題異常復雜的情況下，把安全融入發展之中，在發展中體現安全要求，鮮明地體現了這一思想的實踐品格。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思想，強調在發展實踐中動態識別、分析和解決風險隱患，以實現發展與安全的長期統一。這種兼具戰略主動性與風險防御性的治理哲學，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駕馭復雜局面的高超政治智慧，也為全球治理貢獻了“統籌兼顧、動態平衡”的中國治理方案。
新時代我國統籌發展和安全取得重要進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則，推動二者深度融合、互促共進。經過10余年實踐，我國不僅實現了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更在多重超預期沖擊下守住了安全底線，彰顯了“在發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謀發展”的強大實踐偉力。
經濟實力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躍升，筑牢國家安全的物質技術根基。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國家實力的增強是維護國家安全最堅實的基礎。一個國家只有具備強大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綜合國力，才能有效抵御外部風險沖擊，維護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202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34.9萬億元，同比增長5.0%，增速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保持在30%左右，為應對外部沖擊提供了根本底氣。2024年，人均GDP達13445美元，連續4年站穩1.2萬美元門檻，形成了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這是抵御風險的戰略縱深。2024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連續15年位居世界第一，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產業體系的完整性和規模性成為應對供應鏈中斷風險的“壓艙石”。與此同時，科技自立自強取得重大突破，破解“卡脖子”困境。2024年全社會研發投入超3.6萬億元，較2020年增長了48%，研發投入強度達到2.68%，已高于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其中，基礎研究經費達2497億元，與2020年相比增幅超過70%。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學、物質科學和空間科學等多個前沿領域，我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原創性科研成果。此外，高水平國際期刊論文數量和國際專利申請量已連續5年位居全球第一。
糧食與能源資源保障能力系統性強化，牢牢守住生存發展安全底線。高質量發展不僅體現在經濟實力與科技水平的提升上，更體現在對國家生存與發展基本要素的保障能力上。“十四五”時期，我國糧食年產量持續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2025年達到1.43萬億斤，人均糧食占有量已超過1000斤，大幅高于國際公認的800斤安全線，切實保障了谷物基本自給和口糧絕對安全。截至目前，全國累計建成高標準農田逾10億畝，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63.2%，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超過75%，良種覆蓋率保持在96%以上。不僅糧食產量提升，儲備體系、應急體系、調控體系也更加健全，應對國際糧價波動的“防火墻”持續加固。與此同時，能源安全保障能力顯著提升。2024年，我國能源年綜合生產能力達到了49.8億噸標準煤，能源自給率保持在80%以上。截至2025年7月底，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達21.7億千瓦，穩居全球首位，其中風電5.7億千瓦、光伏超11億千瓦，較“十三五”末實現翻倍增長，非化石能源裝機占比歷史性突破60%。在原油對外依存度超70%的背景下，通過多元化進口渠道、戰略儲備體系建設、能源消費革命等多措并舉，我國有效對沖了地緣政治沖突對能源供應的沖擊，清潔低碳轉型與安全供應保障實現協同推進。
產業鏈供應鏈韌性與競爭力顯著增強，有效應對外部遏制風險。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安全穩定的環境，任何發展都無從談起。面對美西方技術封鎖和全球供應鏈重構壓力，我國加快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集成電路、工業母機、先進材料等關鍵領域實施“鏈長制”，推動上下游協同攻關。國產操作系統、數據庫在重點行業實現規模化應用，信息技術應用創新產業生態加速成熟。在航天航空、深海探測、高端醫療器械等領域，一批“長板”產業國際競爭力持續增強，成為反制外部打壓的戰略支點。
新安全格局建設全面推進，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構建新安全格局是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選擇，也是以高水平安全支撐中國式現代化的堅實保障。一是國家安全體系實現系統性重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進一步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經濟、科技、金融、數據、人工智能等重點領域國家安全工作協調機制高效運轉，“全國一盤棋”的協同格局基本形成。二是重大風險化解取得實質性進展。金融風險總體可控，截至2024年末，我國政府負債率為68.7%。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4月發布的報告，G20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總體看，我國政府負債率處于合理區間，風險安全可控；相較于2023年初，截至2025年6月末，融資平臺數量下降超過60%，金融債務規模下降超過50%；優化調整房地產市場政策，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逐步釋放，房地產市場延續回穩態勢；安全生產狀況不斷改善，2025年，全國生產安全事故起數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9.4%、7.7%；自然災害受災人次、因災死亡失蹤人數同比分別下降28.8%、10.9%，重特大事故起數穩控在個位數。三是社會治理與公共安全水平全面提升。2025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刑事案件數同比下降12.8%，再創本世紀以來新低；2024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同比下降14.3%；登記群眾信訪同比下降29.1%。“十四五”時期，新時代“楓橋經驗”得到堅持和發展，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已基本形成。在部分地區，依托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和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已取得積極成效，社區治理體系不斷完善，為矛盾糾紛的早期識別和就地化解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充分肯定統籌發展和安全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的同時，也必須清醒認識到，我國發展過程中仍面臨不少老問題和新挑戰，外部環境變化影響加深，重點領域風險隱患較多，關鍵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的風險依然存在，部分高端芯片、基礎工業軟件以及精密儀器設備對外依賴程度還比較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有待進一步提升，區域布局同質化、應急備份能力不足等問題在部分地區依然存在。金融、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等領域風險隱患交織疊加，防范系統性風險仍需持續關注和穩妥應對。新興領域如人工智能、數據跨境流動、生物安全等規則體系和監管能力尚不健全。這提醒我們，統籌發展和安全不是一勞永逸的靜態平衡，而是一項需要持續深化、動態優化的長期戰略任務。
“十五五”時期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的現實路徑
“十五五”時期，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我們要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堅持系統觀念”“強化底線思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等重要要求，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構建與新發展格局相適應的新安全格局，既善于在發展中夯實安全根基，又善于以安全屏障拓展發展空間，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
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夯實國家安全的根基。現代經濟是高度分工協作的復雜網絡，任何一個環節的斷裂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近年來，受地緣政治沖突、自然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因素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受到嚴重沖擊。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貨物貿易大國，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部分關鍵原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裝備仍依賴進口，產業鏈供應鏈存在一定脆弱性。因此，《建議》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一方面，應聚焦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產業，如礦業、冶金、化工、機械和船舶等領域，加速彌補產業鏈供應鏈短板，提升其自主可控水平，強化產業基礎再造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推進技術改造與升級；另一方面，應鞏固并增強我國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經濟等領域的既有優勢，加快打造創新更加活躍、附加值更高、安全可靠性更強的產業鏈。同時，需前瞻布局未來產業，重點發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氫能與核聚變能、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動通信等方向，高質量推進國家未來產業先導區建設。促進產業鏈上下游協同聯動，推動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鼓勵企業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全面提升產業鏈整體韌性和抗風險能力。通過構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堅實保障。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強化國家安全的戰略支撐。當前，全球科技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躍階段，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創新格局和經濟結構。誰能牢牢把握住科技創新這個關鍵抓手，率先落好科技創新這步先手棋，誰就能占領先機、贏得發展主動權。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高科技企業實施打壓遏制，暴露出我國在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領域仍存在“卡脖子”問題。這警示我們，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必須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黨的二十大報告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建議》進一步強調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十五五”時期，要持續完善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創新資源的配置方式，顯著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加強對基礎研究的戰略性、前瞻性與系統性布局，加大長期穩定支持力度，力爭在更多關鍵領域實現“從0到1”的原創性突破，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與高效協同，全面提升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效率及產業化水平。同時，營造有利于原始創新的制度環境與文化生態，充分激發各類人才的創新潛能。唯有如此，才能在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等關鍵領域牢牢掌握發展主動權，有效防范和應對技術封鎖與供應鏈中斷風險，筑牢國家發展的安全根基。
以國家安全體系激活高質量發展動能。發展需要安全的環境，安全為發展保駕護航。能否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效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建議》提出，“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鞏固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十五五”時期，要著力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優化重點安全領域與重大專項的統籌協調機制，落實責任體系，推動各環節、各要素高效銜接與系統整合。完善涉外安全治理架構，加快布局海外風險防控網絡，鍛造應對外部遏制與干預的實戰能力，拓展跨境執法協作，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有力支撐。
以加強重點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增強發展韌性。《建議》提出，“建設平安中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鍛造實戰實用的國家安全能力，首要任務是捍衛政治安全，確保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同時聚焦經濟健康運行和人民安居樂業所依賴的重大安全領域，夯實國家發展根基。具體而言，必須堅決守牢糧食、能源資源、產業鏈供應鏈及重大基礎設施安全等底線任務。系統強化戰略性礦產資源的勘探開發和儲備，提高水資源集約安全利用水平，保障海上與陸上等戰略通道暢通，穩步推進國家戰略腹地建設和關鍵產業備份布局。面對科技革命加速演進態勢，需前瞻謀劃并系統構建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生態、核、太空、深海、極地、低空等新興領域的防護能力，搶占未來戰略制高點。針對當前經濟金融領域的突出風險，應統籌協調、穩妥化解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和中小金融機構等領域的風險隱患，嚴防風險跨域傳導。聚焦生產作業、食品藥品安全等關鍵環節，全面提升交通、能源、通信等重點基礎設施的本質安全水平，從源頭遏制重特大事故發生。在網絡空間層面，需深化綜合治理，強化個人信息保護，積極回應數字時代公眾對安全的新期待與新關切。
（作者分別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李鵬飛，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海軍）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