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能夠濃縮時空來俯瞰人類行蹤，人們會看到一條又一條指向大山深處的遷徙路線。千百年來，不知曾有多少人為躲避戰亂或饑荒逃進深山。
而今，一場規模浩大的人口遷徙又在發生——為了擺脫貧困，人們或雀躍或遲疑地走出大山。
根據“十三五”規劃，自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約１０００萬貧困人口將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告別世代生活的貧瘠大山，遠離惡劣的自然環境。
這是一次足以改寫歷史的大遷徙。從數量上看，這次搬遷的人口約為三峽工程移民的７．７５倍；從時間上看，三峽移民安置用了近１７年，而這次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規劃，只有５年。僅貴州一省，就有７６００多個５０戶以下的極貧村寨將從地圖上“消失”。
近日，新華社記者歷時一個多月深入秦巴山區、大涼山地區、烏蒙山區等地，近距離了解貧困人群的遷出地、安置地的情況，見證并記錄下這場古今罕見的史詩般的大變遷。
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
玉米，是梁水寧記憶最深刻的食物。
他老家在貴州省惠水縣王佑鎮董上村麥遷組，是一個只有十來戶的寨子，四面環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為缺地，只能在石頭縫中“插”種玉米。
“大家的口糧都有限，餓肚子是常有的事。”村民梁王地清楚地記得，前幾年每到６月，家里的口糧就斷了，只好四處借糧。
在這里，農民對土地的眷戀似乎沒那么濃烈。記者問“如果搬下山再也種不了地了，會舍不得嗎？”時，幾乎所有人都搖頭說“不會”。３１歲的村民梁華說：“山下生活再難，也不會有我們寨子這么難。”
數百年來，中國西部大山腹地，一代又一代人掙扎求生。
生活在茫茫秦巴山上的王太志，父輩是上世紀中葉從四川蓬溪縣搬遷到旺蒼縣三江鎮山上的，那時發生饑荒，餓死過許多人，而上山開荒能夠保命。但山頂開墾的莊稼地，只能種點玉米和小麥，遇到干旱經常顆粒無收。
因為家里太窮，王太志結婚當天，差點被岳父當成“人販子”。一間快要倒塌的土坯房、種不出什么莊稼的薄地……結婚那天，遠在安徽的岳父來參加婚禮，看到如此凄慘的家境后大吃一驚，立即給公安機關報案，說他是“人販子”，半夜非要把女兒帶回老家。
往事令人心酸。
生活在深山區的人，都有一部先祖遷徙史，或為逃避戰亂，或為擺脫饑荒，一頭扎進深山構成的天然保護屏障。一開始，還能“靠山吃山”，后來土地逐漸貧瘠，生態日趨惡化，逐漸“坐吃山空”，而大山如桎梏，把他們與外界分割開來。
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坪埡鄉崇山子村隱藏在高山之巔。村子周圍的所謂耕地，每一塊只有四五步寬，就像掛在墻壁上的地毯。由于缺水，這里十年九旱。７６歲的老村支書楊生林說，為了生活，大家都變成了“柴客子”。
山下的兩水鎮平均３天逢一次集。崇山子村民就花一天時間上山砍柴，再用一天時間趕騾子馱柴禾下山賣柴，換些大米再上山——這，就是“柴客子”。
每年砍柴，楊生林都會用壞一把斧頭。
天長日久，樹木越來越少，山上越來越禿，洪水越來越多。有時洪水直接沖進村子，把那么一丁點田地都給卷走了。
少田寡種、缺水少雨是這些貧困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在極其惡劣的自然條件下，任何與扶貧掛鉤的種植產業都無從談起。只能勉強糊口的村民，祖祖輩輩都活在與命運的苦苦抗爭中。
交通不便生存艱，畏途巉巖不可攀
坪埡，當地話的意思是“像舌尖一樣大小的平地”。崇山子村是全鄉路最難走的地方。
從鄉鎮到崇山子村，開車要經過一條從懸崖上炸出來的盤山路。碎石鋪成的路面非常狹窄，路沿下就是千仞山澗，有時外側車輪只有一半碾壓在懸崖邊上，看著都腿軟。還有一條５０多公里的小路，只能步行，村里人要走一天。
楊生林記得，有一次村里有人砍柴摔傷了，１０多個年輕人輪換背著下山就醫，“真是連滾帶爬，就怕耽誤了命保不住，大家居然用了半天時間就到了鎮上。一個年輕后生因為跑得太快，胃疼，一起住進了醫院。”
甘肅省文縣尚德鎮豐元山村四周高山環繞，就像一個火山口。
村民張代全原來是木匠，意外受傷后，因道路難行耽誤了救治，癱瘓在床，全家只能靠妻子董保秀去深山挖草藥賣錢維生。她每次只能用背簍背十斤左右到鎮上去賣，如果遇到雨雪天，連背都背不出去。
有一次，董保秀上山挖草藥不小心蹬下一塊石頭，正好砸中一個馬蜂窩，“成群的馬蜂圍著蜇，我趕緊兩手抱住頭，從山坡上滾了下來。回到家，頭腫得像牛頭一樣大，我坐在地上哭：這日子咋就過成了這樣？”
哪里能有一個安穩的家？
在西部山區，很多人窮盡一生修的房子往往還是不能遮風擋雨。
在坪埡鄉五村、六村，記者發現這里的泥土“長”在片狀巖石之上。下雨時間一長，水就從土壤滲透到巖石層上，巖石像抹了油一樣，大土堆開始打滑，建在上面的房子就開裂。因為經常發生地質災害，當地村民戲稱這里的山“隔三差五就會翻個身”。
五村村民們說，絕大多數人家每十年都要換一次房子，他們打工掙來的錢不存銀行，而買成磚頭、鋼筋等建筑材料存下來，準備蓋房子。
最近三十年，５５歲的曲次宙修了三次房子，搬了三次家。他說，全村的人蓋房子都有“兩把刷子”，每年都有人蓋房子，都是全村人幫忙出工。
那場景很悲壯——等天色昏暗、月上山頭、整個山村沉寂下來時，蓋房的人家就跑到高處大喊：“我家明天要蓋房嘍，都來幫忙嘍！”第二天，全村的人提著工具就一齊上陣了。
六村情況更差，平地更少，只夠蓋房不夠修路。村里很多路是用木頭搭起架子、鋪上木板和土塊的“棧道”。木頭經常腐爛，三五年就要重新整修一次。
六村的人下雨時不是回家躲雨，而是要往家外跑，到林子里躲災。
他們說，一下雨就不敢睡覺，眼睛盯著自家墻壁，看有沒有裂縫、檁條與柱子之間的鉚是否脫離。大家豎起耳朵聽各種異常聲音，提著鐵锨繞著房子轉，看雨水會不會沖垮房子。
楊正家的房子就塌了一次。２０１３年５月的一個雨天，他家南墻裂了口子，檁條“嘎巴巴”直響。當晚，他和下面幾戶都不敢在家里住了，跑到其他家借宿。凌晨４點，他的房子轟然倒塌，下面幾戶也連帶受損。
“我想給孫子攢錢念書，結果攢錢攢了半天，最終還是用來蓋成房子了。”楊正說，他是小學畢業，兒子初中就輟學了，希望孫子考學離開這里。
四川省廣元市旺蒼縣嘉川鎮五紅村的村民們也因地質災害，過著“躲貓貓”的生活。
有一年暑假，６０多歲的李白芳正在院子里喂雞，忽然聽見屋里的孫子喊：“婆婆快跑，地球在跳舞。”她回頭一看，房子在下沉，要塌了，急忙跑進屋抱出孫子。頃刻間，房子已歪了一半。
每次看到喜歡畫畫的孫子畫房子時，她心里說不出的難過。
走出大山的腳步跌跌撞撞
走出大山！走出大山！這是貧困山區群眾內心遏制不住的吶喊。
多年來，他們有的修路，有的搬家。
梁水寧所在的董上村麥遷組的路是４年前１９個村民自發刨出來的。當年使用自制炸藥時還出現過意外，造成人員傷亡。記者采訪時，看到了６５歲的梁拉丁那被炸得面目全非的臉和畸形的手指。
“我只希望擺脫這個地方。”早在２００６年，甘肅省隴南市武都區安化鎮店麻地村支書符安兒就動員鄉親們搬遷下山。他說，要么搬到壩子里，要是壩子里沒地方，搬遷到新疆也行。
但村民一聽是“走西口”，就有了分歧：有人擔心新疆風大不習慣，害怕飛沙走石；有人擔心住到戈壁灘上難受。縣里的干部也提醒說，要搬，一定得想清楚，搬了后老百姓不適應，就“惹禍”了。
符安兒的計劃最終沒實現。
外出務工的人也不少，但更多人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讀書求學上。
貴州省畢節市黔西縣綠化鄉１２歲女孩李淑銀和１７歲的姐姐李淑芬分別在鄉里小學、中學念書。為了讓姐妹倆能讀書、長見識，遠在浙江打工的父親沙澤忠在鄉里租了一套房子，６０平方米，一年８００元，由奶奶專門陪讀。
記者采訪時，姐妹倆正在學校的留守兒童“陽光小屋”與遠方的父親視頻通話。當看到父親的臉出現在屏幕上時，姐妹倆“哇”的一聲哭了。電話那頭的父親除了沉默，還是沉默。
在綠化小學，還有１２０多個這樣的留守兒童。
一些貧困的父母努力讓孩子“考出去”，而一些出去的年輕人努力想把父母接出來。
符君是店麻地村目前唯一的大學生，２０１４年畢業后成為武都區揚名中學的一名美術老師。他父親只讀到小學二年級，但語文和數學都曾考過滿分。借錢，貸款，無論多窮，這位父親也堅持供兒子念書。
畢業后，符君沒留在大城市，而是選擇回家鄉任教。他想蓋座好房子，把遠在苦寒之地的父母接出來。剛工作收入微薄，但他還是咬牙貸款籌集資金在鎮上買了一塊地，想把曾經畫在紙上的房子變成現實。
一面渴望離開，一面顧慮重重
聽到中央有了扶貧搬遷新政策，山里不少貧困戶喜憂參半。
“對于搬遷，高興得很，但下去后沒有生計，最后連豬都沒得喂怎么辦？”
黔西縣綠化鄉灣菁村大慶寨的貧困戶趙世忠說。
采訪中，記者聽到了各種各樣的擔憂——
“沒有文化，只有蠻力，能不能找到工作？”
“城里花銷那么大，怎么找錢？”
“要搬走了，家里的林地怎么辦？”
一些移民遷入地的人們也有不同想法。
按照當時的移民政策，武都區幾年前曾決心將坪埡鄉崇山子村整體搬遷到兩水鎮黃鹿壩。聽到這個消息，黃鹿壩人炸鍋了，他們反對把“柴客子”們搬遷下山，因為整個隴南像這樣的平地太少了，所以“黃鹿壩村人的河壩地比黃金還要寶貴”。況且，黃鹿壩人還在地里種了花椒，花椒一畝收入要過１萬元，他們堅決不同意區里的決定，那次搬遷就熄火了。
一旦涉及到錢，問題更復雜了。
旺蒼縣棗林鄉鄉長張興華說，易地搬遷以前補助太少，比如２０１０年人均補助５０００元，后來漲到人均補助６０００元，但這筆錢完全不夠建房子。如果要建，貧困戶還需借更多的錢，所以前幾年出現“搬富不搬窮”現象。
“搬下去后續產業如何開展，也成為貧困戶‘搬下去、穩得住’的一個大問題。”他說。
這一系列問題，新一輪扶貧搬遷能夠解決嗎？（王清穎、周相吉、譚飛、王麗、張欽、楊洪濤、李平、吳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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