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愛連(右)。
去年夏天,第六個孩子出生后,韋愛連終于有了不能繼續要孩子的念頭。這位30歲母親的理由很直接——家里僅有的兩張老木板床勉強擠下夫婦倆和六個孩子,再沒有空余之處。
韋愛連的家在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雅龍鄉一個叫盤兔的山村,離首府南寧車程不到200公里,卻是廣西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過去,基礎設施被認為是盤兔村這樣的貧困地區最大“短板”。但經過多年扶貧,“如今有的屯通了路,依然不見起色。”當地一位貧困村村干如是說。
政府的支持不可謂不大,扶貧干部的工作不可謂不認真,然而,許多“老牌”貧困村的貧困戶,陷入年年扶貧年年貧的困境。
“出去打工,我吃不慣大米”
沿著斑駁簡陋的木梯,踏進傳統的瑤寨木屋,寬闊的大屋,四角各放著幾張掛著蚊帳的木床,宿舍兵營一樣的格局,韋愛連的家就在這里。
屋子里,正在地上玩耍的六七個孩子,有一兩個光著下身。包著白頭巾的老婦人踱到了一邊,點了一根旱煙,看著大兒媳婦應付外來者的問題。
韋愛連的丈夫有一個兄弟。兩兄弟分了家,母親跟著弟弟過活。外人很難看出兄弟兩家的分界。記者原本以為是房中的一道木梁分開了兩家。村支書韋儼恩連忙糾正,房梁那一側的幾張床屬于兩個堂兄弟。
一棟木屋里,沒有遮擋的幾張床,住下了4家人。韋愛連丈夫兄弟倆這一側,只有四張木床和一個鑲了穿衣鏡的衣柜。過時的老衣柜是韋愛連結婚時的嫁妝。
韋儼恩說,盤兔村596戶人家,貧困戶有254戶。別看韋愛連家一貧如洗,這在村里的貧困戶中還屬于中等水平。
在不種玉米的季節,做飯和看孩子是韋愛連一天的全部內容。分家后,1.5畝玉米地,一年種得七八百斤玉米,根本不能滿足一家八口。每年韋愛連都要向外出的打工的親戚家舉債過活。“孩子不生病,一年借四五千就可以了。”韋愛連習慣了舉債度日。
丈夫最遠去過一次北海,幫人砍甘蔗,純粹的體力活。這是夫妻倆加起來,唯一一次外出務工。
“如果有機會出去務工,你愿意去嗎?”
“我走不了。我走了就沒人看孩子了。”瘦削的韋愛連坐在小木椅上,懷里的小六不耐煩地扭扭身子,她就撩起上衣喂幾口奶水。
“把孩子交給婆婆,你們賺了錢,給婆婆生活費,不更好嗎?”
“弟弟不高興。”
“那你在家看孩子,你愛人出去務工?”
“我身體不好,有時也需要他看孩子。他腰不好,人家也不要。”
“我們這里的人沒有技術,文化不高。出去也很難找到很好的工作。去一些不太正規的企業做苦力,很多權益又得不到保障。一來二去,就沒有了出去務工的動力。”村支書韋儼恩在一旁幫韋愛連解了圍。
“借口!”大化縣扶貧辦原主任覃正榮在當地做了十多年的扶貧工作,他見過太多像韋愛連這樣的貧困戶,“找各種各樣的理由,過一天算一天。”
“我們上門入戶,有時還是上午,他們就已喝得酩酊大醉。這邊的人很習慣這樣的生活。這是一個對幸福感認知的問題。我們也很頭疼。”覃正榮說。
在交談中,韋愛連一直認為,她脫貧的最大希冀,在孩子:等孩子大了,賺錢養我,就能過上好日子。
如果不是家中居住條件實在有限,韋愛連肯定會生第七個、第八個……娘家老父親最大的遺憾就是一輩子只給自己生了一個弟弟。但今年前段時間弟弟因病去世,父親已經沒有生活下去的動力。
但大女兒才12歲的韋愛連沒有想過,如果出去打工的孩子們沒有拿錢回來,自己的好日子從何談起?
至少同村的韋漢芬和韋建展沒有這樣的好運氣。
高中畢業的韋漢芬差不多是盤兔村最有文化的中年人。早年有打工經歷的他計算了一下,4個在外打工孩子,每個月給他上繳1萬元并不困難。但現實是“不知道他們把錢花到哪里去了。”
51歲的韋建展,大兒子去了廣東打工。大女兒也嫁到了外地。不過,大兒子總告訴他,自己賺的錢剛剛夠花,還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了父親。
不過,韋建展在外人面前更喜歡說的,是驕傲自己生了四個兒子,比父親多,比爺爺多,比爺爺父親也多。
雅龍鄉黨委書記唐艷正在努力地尋找企業,為村里50歲以上的閑置勞動力搭建務工平臺。她覺得像韋建展這樣身體健康的中年人至少可以做做物流配送。
韋建展想了想說:“吃慣了玉米。外面的大米,我吃不慣。”
聽他這么說,唐艷不由得嘆了口氣。
脫貧的路往哪里去
唐艷履職不到一年,此前她在毗鄰雅龍的六也鄉工作。在六也鄉,唐艷在老百姓中推廣山葡萄種植特別成功,不少貧困戶找到了出路。在雅龍鄉,唐艷想復制這套辦法。
盤兔村第一書記韋建云介紹,大化縣當地以喀斯特地貌的石山為主,土地十分貧瘠,選擇種植可以在石頭縫中存活的山葡萄,一大好處是不占用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耕地。
但雅龍鄉的情況并不樂觀。至少在記者調研的盤兔村。韋建云說,年初,他帶領村民去旁邊的鎮西村學習先進經驗。去看的人很多,回來動手操作的卻一個沒有。
“過去種核桃,鄉里有核桃管理員,你去說,他答應種、種、種。但回來就沒下文了。”韋儼恩說。
比較和六也鄉的區別,唐艷分析說,六也更靠近縣城,信息更加流通；民族成分更多元,相互融合,老百姓的思路活絡不少。
據韋儼恩介紹,在政策的扶持下,2008年,盤兔村開始種植山核桃,目前共種植1000多畝。從2016年開始,盤兔村開始引進山葡萄,目前種植了400多畝。
韋愛連家沒有種植山葡萄。村里提倡用荒山種,韋愛連說,山上太遠,她和丈夫身體不好,沒有精力去種。
韋建展的理由是種植山葡萄容易,但管護太麻煩。如果不小心,被別人家的羊吃了,那是得不償失。
“搞種植沒那么簡單的,沒有技術根本發展不起來。”最有文化的韋漢芬也對種山葡萄不以為然。
現在讓唐艷頭疼的是村民積極性不高,盤兔村的山葡萄種植成不了規模,意義就不大了。“貧困戶本身分散,一個屯有幾戶,就算全種山葡萄也很難成片。沒有規模,那只是產品,不是產業。盤兔村的地理條件本來就不占優勢,如果做不成產業,企業也不愿意到山里來采購。”唐艷說。
比起種核桃、種葡萄,村民們更感興趣的是養殖業。覃正榮解釋道:“種植業要好幾年才能看到效果,如果有了天災,或是市場變化,就是一場空。但養殖業是快錢,能很快變現。與種山葡萄相比,村民更喜歡政府提供牛羊雞等家畜家禽。”
但村民發展養殖業首先面臨禽舍不足的困境。
像韋愛連、韋漢芬全家數口人擠在整個大木屋一角,連人都擠不下,根本沒有多余的空間養殖牛羊。獨門獨戶的韋建展也表示,如果政府幫他把房子修一修,他愿意多養幾只羊。
“政策是貧困戶每戶建房補貼18000元。但肯定需要他們自己籌一部分。”覃正榮說。但在盤兔村保守的村民對貸款向來是敬謝不敏。
從政府工作人員的角度考慮,發展養殖業的另一個風險是當地老百姓沒有可持續再生產的意識,起不到脫貧的效果。
覃正榮曾為當地一為貧困戶提供了鴿苗。村民把鴿子養大后,賣掉,立馬花了個精光。“正常的邏輯是他能夠用這次賺的錢,再去買鴿苗,進行下一次投資。但當地人這種意識很薄弱。這絕非個例。”覃正榮說。
種植產業舉步維艱,養殖業不具備基本條件,現在電商火熱,唐艷開始思考是不是該把山里的米酒、臘肉、藕粉放到網上去。
但電商真能行得通嗎?唐艷自己心里也沒底,遑論盤兔村的村民。在村里,幾乎很少有人見過世面,更不提回來帶頭發展家鄉產業的能人。
對未來,韋儼恩也頗為迷茫:“我一輩子都在這里,也沒見過外面是怎樣。要我號召大家做事可以,政府有什么指示,我就怎么做。”
斬窮根,把孩子們都搬出來
捫心自問,唐艷知道在窮鄉僻壤的盤兔村發展產業是不得已而為之。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把村民們全部搬遷到鎮上,讓外面的世界沖擊村民們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識。
這位80后鄉黨委書記相信,搬遷才能把世世代代的窮根連根拔起。“像剛才那一戶,生8個小孩,覺得沒什么不好。但在鎮西街(靠近縣城的鎮上),沒有誰生8個孩子。只有搬走,看見外面的人怎么生活,他們才會改變。或許第一代生活得不太好,但下一代一定會比現在好。”唐艷說。
但現實卻不是那么容易。首先,搬遷都是無土安置,要世世代代靠山吃山的村民告別土地,那需要莫大的勇氣；其次是居住的問題,山里人孩子多,雖然自身居住條件不佳,但如果是政府主導搬遷,村民們對居住空間的要求,往往也比較高。
于是,問題又回到了如何在地理位置并沒有優勢的盤兔村發展產業。
覃正榮開出的藥方是,大人可以不搬,先讓山里的孩子都到縣城讀初中。
覃正榮認為,貧困村大多世世代代窮居自然條件惡劣的深山,當前應以改變下一代“思想貧困”狀態為重點,讓他們在縣城接受教育、開闊眼界,一旦他們年輕時接觸外界文明后,便不愿再回深山。
“別的不說,最簡單的就是衛生間。在城市用慣了干干凈凈的廁所,自然不會再習慣豬圈。對家鄉的落后也有更深刻的認識。現在我們建廁所,他們也不一定會用。”
“這一代人思維都定型,很難轉變。但下一代教育得到提高后,其他問題也就都解決了。扶貧,你給房子冰箱電視機都不難。但你給他們一臺電視,壞了也就壞了。他們仍然買不起新電視。”覃正榮說。(董振國、李坤晟、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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