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取一份溫暖，能讓人充滿力量，勇敢前行；銘記一些痛點，同樣能喚醒人心，促人警醒。
百姓的生活，是一個社會的真實剪影。回眸即將過去的２０１５年，一些遺憾、傷痛與種種令人振奮的進步同在：群眾“跑斷腿”“磨破嘴”、旅游文明缺失，商家漫天要價；看起來環境安全的校園，竟會隱患重重；甚至在旅途飛行中也有可能利益之爭遭遇“生死門”……
群眾利益無小事，梳理那一次次直擊人心的民生痛點，不是為了留住傷痛的回憶，更是為了一個社會更好地前行。
“你媽是你媽”——期待權力的任性刁難真正成為歷史
這一年，一些地方和部門出現的“奇葩證明”頻頻被曝光。
出國旅游需要證明“你媽是你媽”，老人領養老金需要證明自己“還活著”，再婚生娃要前任配偶開證明……
明明可以由政府部門通過內部信息共享來解決，卻偏偏要辦事群眾自己去“跑斷腿”“磨破嘴”，網友紛紛吐槽“老百姓辦個事咋就這么難。”
這不是“趣聞”，而是“重癥”。“證無可證”的無奈背后，是一些辦事部門職能轉型仍未到位。出于自己的方便，或者因找不到法律法規硬性要求怕擔責任，便拿“證明”做“護身符”，長久以來，形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不合理。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關于簡化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方便基層群眾辦事的通知，明確要求各地區、各部門把簡化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方便基層群眾辦事創業擺到突出位置，堅決砍掉各類無謂的證明和繁瑣的手續。人們衷心期望，以此為切入口，各級政府能真正扭轉“老爺”思維，主動推進辦事流程簡化優化和服務方式創新，同時加大問責追責力度，讓老百姓辦事不再愁“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
“３８元大蝦”——管理和制度不能永遠“在紙上”
這貌似是一場無良商家和弱勢顧客之間的爭端：
十一期間，有網友爆料稱，在青島吃飯遇到宰客事件，３８元一份的“海捕大蝦”，結賬時變成是３８元一只，一盤蝦要價１５００余元。
同樣在這個長假，云南瀘沽湖現“天價”石斛一把要３０００元，游客繳納４００元才得以脫身。而早在５月，華山景區山頂一賓館則被曝出１５元一碗的“天價米飯”。
但是，一連串的“宰客”事件已經讓社會公眾發出了響亮的追問：各地市場秩序管理，為何屢現空白？本該暢通的投訴處理機制，為何頻頻遭遇處理“踢皮球”、處罰機制不“給力”……有關部門必須痛定思痛，完善旅游市場監督管理制度建設，不讓消費者每一次就餐都提心吊膽，每一段旅途步步驚心。
“毒跑道”——究竟還有多少看不見的安全漏洞
今年１０月，蘇州一小學被曝出“毒跑道”事件，十多名學生出現流鼻血、頭暈、起紅疹等癥狀，家長認為與新建塑膠跑道有關。緊接著河南、上海、深圳、安徽等多地學校也相繼發生“毒跑道”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從已經查明的情況看，一些校園工程在招投標、原材料、施工、驗收等環節存在漏洞，把關不嚴、標準不高、層層轉包等問題突出，涉及教育、住建、環保、質檢等多個部門。
這種看不見的“權力尋租鏈條”在疫苗領域同樣存在，四川省廣元市紀委查處了一起疾控系統腐敗窩案，工作人員在疫苗采購和銷售過程中吃拿“回扣”，縣區疾控中心、基層接種站違規加價。疫苗覆蓋群體從嬰兒到成年人，關系億萬人的健康，可卻因為權力腐敗都產生了巨大安全漏洞。
兩個不同的領域，一個共同的追問：究竟還有多少安全漏洞隱藏在我們身邊？不能再等出了問題，才幡然醒悟。
南航“生死門”——誰來面對“責任”和“利益”的拷問
１１月份，一則名為“南航ＣＺ６１０１——生死間，一個記者有話想對你們說”的微博長文以及隨后披露的問題，迅速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南航ＣＺ６１０１航班由沈陽飛往北京時，一名乘客突發腹內疝并急性腸梗阻。飛機落地后，空乘人員與地面的急救人員為誰該抬旅客下飛機發生爭執，最后旅客自行爬出機艙接受治療。隨后，９９９急救中心遲遲不能確診并一度拒絕轉院。
長長的微博文字中，空乘、醫護這些本該提供專業服務的人員“慢作為”“不作為”，甚至相互之間推脫責任，令人心寒與后怕；院前急救方面暴露的利益糾葛及體制問題更讓公眾生出無限擔憂。
這不是一起簡單偶發的事件，更是一次來自社會的深層拷問：沒有“生命至上”的基本理念，沒有掙脫利益羈絆的科學體制，沒有高效的應急協調機制和專業服務水準，如何能守護生命權力？如何捍衛生命尊嚴？
“挾尸要價”——讓公益性救濟不再缺位，讓道德回歸
不久前，四川省攀枝花市出租車司機鄧樹超跳江身亡，因家屬無力支付漁民要求的１．８萬元撈尸費，遺體１２月３日被發現后在江水里泡了３天才被運走。
事實上，從２００９年湖北荊州發生“挾尸要價”事件以來，全國類似案例已有多起，２０１３年時浙江溫嶺一對男女深夜溺水身亡，家屬苦苦盼來的打撈隊同樣提出，“先談價錢再撈人”，導致撈人時間一拖再拖。
值得注意的是，每逢“挾尸要價”被曝光，道德譴責與討伐聲便此起彼伏，可效果甚微，每隔不久又會有新的案例曝光。
一個個令人扼腕心痛的“新聞”，激發了全社會對不良風氣的譴責和對道德回歸的呼喚，也暴露了不少地方長期以來政府公益性救濟的缺位。由有關政府部門成立打撈救援隊伍，為溺水逝者家屬提供打撈的基本服務，或者是探索設立政府性救濟基金購買社會打撈服務，讓逝去的生命得到最基本尊重，人們不該等得太久。（張紫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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