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歲的王曉瑩(化名)永遠記得2014年的一天，那天，她唯一的女兒永遠離開了她。
王曉瑩是中國百萬失獨父母中的一員。全國老齡辦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13)》顯示，2012年，中國失獨家庭已超百萬個，每年新增7.6萬個失獨家庭。
走不出中年喪子的哀痛，無處安放的暮年，往往讓他們陷入絕望的泥潭。從2013年起，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紅楓中心”)直面這個龐大的弱勢群體，通過心理工作坊等創新方式，探索出了一條失獨父母的心理救贖之路。
紅楓中心注冊于1996年，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婦女研究所。它為家庭暴力受害者、單親家庭子女、失獨家庭等弱勢群體提供服務，開展流動兒童家庭教育項目、地震災后心理援助項目等。
今年7月，紅楓中心的“失獨家庭心理關愛項目”入選第四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大賽社會創新項目百強。
“不怕死”的父母，等不到的未來
8月12日，王曉瑩接受了紅楓中心志愿者的入戶訪談，此時距離女兒離世將近一年。心理咨詢專家、志愿者們爬上一段狹窄而陡暗的樓梯，在她家門前敲門許久，門才打開。
王曉瑩的短發已經花白。不大的屋子里擺放著各色洋娃娃，冰箱上貼滿了一個女孩從小到大的照片。
“這孩子長得真漂亮。”志愿者輕聲贊嘆。而女主人哽咽著回答：“人家都說這兩口子長得不怎么樣，卻有個這么漂亮的女兒。她天生有唇線，像畫的一樣……”
女兒的名字和“未來”同音，而死亡奪走了王曉瑩最珍貴的“未來”。
2014年夏天，女兒參加一次同學聚會，聚會結束后，要打車回學校上課。一個男同學剛買了摩托車，就提出載她回校。“男孩子沒有駕駛證，摩托車也沒牌照。”兩個孩子都殞命于車禍。
王曉瑩的丈夫患有白血病，住在醫院。“所有的醫生護士聽說后都傻了：這么一個好孩子，天天守著爸爸，怎么就沒了？”
王曉瑩總在掐自己，“也不覺得疼”：“我一定是在做噩夢：丈夫得了白血病的噩夢還沒醒來，又進入了另一個噩夢。”她常在屋里找來找去：“我在客廳，怕女兒在臥室，去了臥室又怕女兒在廚房。”她常聽到敲門聲，跑去開門，卻再也等不到她的“未來”。
“我們遇到的很多失獨父母都和她一樣，失去孩子后幾乎一切都被否定了，甚至失去了快樂的權利和基本的尊嚴。”紅楓中心項目官員孫一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從2014年10月起，她擔任失獨父母心理救助項目的負責人。
今年7月19日，浙江杭州一對夫婦在獨生女病故百日這天，雙雙自殺身亡。“悲劇的發生絕非偶然。”孫一江說。
紅楓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對北京100位失獨父母進行的《90項癥狀自評量表》調查顯示，60%以上存在較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其中，處于抑郁狀態的、飲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過60%；有強迫癥狀的超過50%；有精神分裂癥狀的、人際關系緊張的、偏執的、敵對的，均超過40%；有自殺傾向的達到38%；感到自卑的高達70%。
紅楓中心在調研中發現，大多數失獨父母都“不怕死”。
“對他們來說，‘還活著’都成了一件恐懼的事。他們怕生病，怕進養老院，怕上手術臺找不到兒女為自己簽字。”孫一江說。
紅楓中心副主任、首席心理專家劉鳳琴指出，失獨父母存在六大常見的心理誤區：
一是給自己貼“低人一等”的標簽。二是主觀臆測，認為別人故意在自己面前提到孩子，感到被歧視。三是不允許自己快樂，認為是對逝去孩子的背叛。四是不允許自己悲傷，否認、過分控制自己的情緒。五是情緒化推論，比如認為“我很內疚，所以我肯定做錯了什么，我覺得很無力，肯定是好不了了”。六是負向注意偏差，“高度關注不幸的事”。
這樣的心理黑洞從何而來？
孫一江解釋：“多數失獨父母始終處在創傷期，甚至包括孩子已去世一二十年的人，他們的心理創傷并沒有因時間的流逝而自然療愈。因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觀念，又讓他們感到自卑。”
在紅楓中心的咨詢對象中，有一位失獨母親趙晴晴(化名)患有重度抑郁。5年來，每天她一起來就打開電腦，進入兒子的網上靈堂，“然后發呆、睡覺，在夢里總是在死人堆里絕望掙扎……”丈夫在生活上把妻子照顧得很好，但夫妻交流很少，他不明白：“她為什么總這么鬧騰？”
2007年，《全國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試點方案》發布后，北京等10個省市開始根據特別扶助政策，為失獨家庭發放特別扶助金。2013年12月18日，國家衛計委等五部委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根據這一政策，以北京市為例，自2014年1月1日起，失獨家庭特別扶助金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此外，北京市根據2011年出臺的《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確保實現“雙降”目標的意見》，對母親年滿49周歲的失獨家庭發放一次性撫慰金3萬元，每人每年發放特別扶助金2000元。
“這些經濟扶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失獨家庭的經濟困境，改善了他們的生活。但心理上的巨大傷痛，則是失獨家庭普遍存在的嚴重問題。他們的心理黑洞如何填補，亟待引起全社會重視。”孫一江說。
創新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藥的手術”
心理康復，尤其是“失獨”這樣重大的心理創傷的康復，第一步最為艱難。
“在失獨項目中，尋找到服務對象是第一個難點，時常費盡周折。”孫一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很多志愿者吃過失獨父母的閉門羹：“一說起這事我愛人就哭好幾天，你們不要再來了！”“我不相信你們，哪有這種好事？”“我不想讓周圍人知道我是這種情況，你趕緊走！”
有一次，志愿者從街道辦得知，陳麗(化名)的兒子在幾年前自殺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們得到的手機號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記的住處也被拆遷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醫院工作，抱著希望趕去，醫院又說她辭職了。就這樣放棄嗎？我們不死心，又輾轉找到跟她關系比較好的同事……終于，我們在這位前同事的帶領下，在一片拆遷工地的斷壁殘垣中，找到了那間平房——她的家”。
這時，陳麗已經從能干的護士長，變成了眼神呆滯、行動和語言遲緩的中年女性。當志愿者熱情地說明來意時，她的姐姐非常高興，鼓勵她要多出去參與活動，陳麗的臉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陳麗已經很久不用手機，家里也沒有座機。紅楓中心的項目官員姜瑩甚至擔心她能否自己找到活動地點。第一次在座談會上看到她時，姜瑩松了一口氣：“她不是沒有能力，她是被悲傷困住了自己。”
紅楓中心采用的心理幫扶方式是對失獨家庭入戶訪談、工作坊、小組活動、個案咨詢等一系列活動。
“我沒參加這項工作之前很忐忑，特別怕觸動失獨父母的痛處。他們來報名參加活動填《90項癥狀自評量表》時，我們都特別小心翼翼，但還是有人因為一點兒小事突然暴怒。”孫一江說，心理學術語中，稱這樣的狀態為“易激惹”。
而“心理工作坊”這一團體咨詢活動，正是讓失獨父母直面最大的痛處。每次活動由20～30位失獨父母、1名導師、多名經過專業訓練的助教參與。
擔任工作坊導師的是劉鳳琴。她在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為警察、教師、學生、醫護工作者做過危機干預團體心理輔導，榮獲中國心理衛生協會抗震救災先進個人。天津港“8·12”特大火災爆炸事故之后，她又在8月18日帶隊趕往天津。
“我們運用人本主義、積極心理學的理念與視角，營造了一個安全、接納、溫暖、尊重、支持的氛圍，結合哀傷發展的階段，發揮團隊動力，創造積極體驗，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潛在的建設性力量，幫助失獨父母完成有效的哀傷，引發、構建積極的希望與信念，使心理創傷得到療愈，生活得以重建。”劉鳳琴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這并不容易，因為她們面對的學員太特殊：60多歲的許莉(化名)獨自居住。劉鳳琴上門訪談時，看到她的床頭放著1米長的鐵棍，“她說甚至想上街打死一個人，然后自殺”。在《90項癥狀自評量表》中160分以上就是“可考慮篩選陽性”，需要適當的心理干預，許莉的分數高達360分。
在心理工作坊上，導師會帶領失獨父母進行“找回我們的內在價值”“夢想拼貼”等20多項互動活動。
挑戰最大的環節之一是“想象孩子來自天堂的電話”。有失獨母親曾激動地尖叫：“老師，你停下來！”甚至有人突然不能動了，也有的癱倒在地，需要隊醫緊急處置。許莉也曾憤怒地離席。走到門口，孫一江輕輕問：“你可以嗎？”讓孫一江驚訝的是，許莉想了想，說“我可以”，又回到了座位上。
“我很理解這種痛，就像是沒有麻藥做手術。”孫一江說，“工作坊不能抑制失獨父母的哭泣和暴怒，而是要引導、釋放出來。因為失獨父母周圍的人通常受不了反復的傾訴、哭泣，所以他們的情緒是長期受到壓抑的。”
面對棘手的突發狀況，紅楓中心的心理專家、咨詢師志愿者也有經驗。在人們哭成一片的時候，劉鳳琴總能保持沉穩、關愛的態度。“因為我們都受過專業訓練，心理咨詢師就是藥引子。我們特別想從心理上幫助他們，這種心情壓倒了作為普通人的難過”。
對一名情緒失控離席的女企業家，志愿者就按照她的性格來鼓勵：“你是一個有力量的人，我相信你，你看，那么多人還需要你去支持呢……”最后，她堅持完成了工作坊課程。后期入戶訪談時，她主動告訴志愿者，女兒去世兩年來，她一直覺得孩子還在，在街上碰到和女兒相似的長頭發女孩，總忍不住跑過去看一看。“現在，我真的接受孩子走了這件事了”。
一位失獨母親在四川雅安的工作坊活動中，第一天畫了一棵枯樹。第二天，她在原先的圖畫上隨意添加了新的感受：枯枝長出了新葉，太陽出來了，天空中有小鳥飛翔……信心和正能量漸漸回到這位母親身上。
讓“同命人”從互助走向助人
在紅楓中心的幫助下，失獨父母不再只是“弱勢群體”，他們在逐漸恢復社交、回歸社會。
紅楓中心最先搭建的，是失獨父母之間的“互助網絡”。比如8月12日，拜訪王曉瑩家的就不止志愿者，還有一位失獨母親群的群主“快樂姐”(網名)。
面對熟識的王曉瑩，“快樂姐”熱情地招呼：“不在這兒客氣了，做點兒麻醬面，大家伙一起吃！”沉寂的屋子一下子有了“人氣”。大家捧著青花碗說：“要是能看看王阿姨做面點，就有福氣咯！”這時，王曉瑩第一次笑了。
這樣的失獨父母，互相有個特殊的稱呼：“同命人”。他們在互聯網社交平臺上建立了自己的群體，相互安慰，交換信息，甚至有人為“同命人”捐款。紅楓中心看到了這其中蘊藏的正能量。
“我們組織初步走出悲傷的失獨父母參加公益活動，參與幫扶其他父母，獲得一種互助互愛的溫暖。失獨父母只有重新找到自己的尊嚴和價值，才能真正獲得新的開始，實現身心真正的救贖。”
讓失獨父母參加公益活動，這是怎么想到的？
孫一江介紹，一開始，是因為不少參加過活動的失獨父母還想繼續參加，紅楓中心就請他們來擔任志愿者，比如拍照、幫助辦理住宿登記等，“意外發現，他們都特別樂意幫忙”。
“失獨父母覺得喪子是特別不光彩的事，非常不自信。我們要讓他們回歸社會，不能只躲在家里。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來說，當他們幫助別人時會感覺自己有力量，能培養起自信。”
2015年春節前的兩次活動中，紅楓中心在問卷上加了一題：“如果紅楓培訓為失獨群體服務的志愿者，您會報名參加嗎？”讓孫一江意外的是，80%以上的人選擇了“是”。
“快樂姐”在自己的群里招募失獨父母志愿者，很快就滿額了。端午節時，他們去了一家社區居家養老機構，為老人們包粽子。“現在他們經常問，什么時候再組織這樣的活動”。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重度抑郁的趙晴晴竟然也報名參加了。
“雖然活動剛開始，就有一個環節觸動了她，她忍不住傷心落淚。但在身邊咨詢師的溫暖陪伴下，她的情緒漸漸平復，繼續投入到活動中，和大家一起，為養老站的老人唱歌、包粽子，還分攤了活動開銷。”志愿者回憶說。
當志愿者第三次入戶訪談時，趙晴晴的氣色紅潤了一些。她說，最近睡眠也好些了。“更重要的是，現在每周六她都會參加公益活動，每次都覺得挺開心。雖然還有焦慮發作的時候，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樣硬扛著，而是吃適量安眠藥睡覺”。
失獨父母心理救助，亟須政府和民間合力
在北京市社會建設專項資金和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北京市社會心理工作聯合會的支持下，從2013年起，紅楓婦女中心先后在北京、雅安開展了3個失獨家庭心理關愛項目。
失獨父母們的改變令人欣喜。有人告訴志愿者：“我回去后就去看父母了，老人很欣慰。”“從工作坊回來，感覺渾身有使不完的勁，早起就想唱歌，出去鍛煉，老公說你怎么好像變了一個人！”
但限于經費和人力匱乏，紅楓中心目前幫扶的失獨父母僅是這個群體的“九牛一毛”。他們在騰訊公益頻道發起的眾籌項目“還失獨父母生的希望”目前已籌足目標款項43070元，但這僅僅是面向30名失獨父母進行一次工作坊的成本，對長期需要支援的龐大失獨父母群體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紅楓中心呼吁，失獨家庭的心理救助，亟須政府部門和民間形成合力。
孫一江分析，從宏觀制度看，目前衛生計生系統尚缺少系統的失獨群體心理康復計劃，包括專項財政支持。
她指出，心理康復是專業性較強的工作。“由于醫院的資源有限，心理咨詢機構是一支可為失獨群體提供服務的重要力量。但許多城市政府購買服務的對象僅限于‘民非’機構，限制了工商注冊的心理咨詢機構作為社會企業服務失獨群體”。
從基層來看，社區負責計生工作的基層干部有貼近失獨群體的優勢，是開展失獨群體心理康復工作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他們面臨對失獨群體“不敢碰，等不來，不會做工作”等難題。
孫一江分析，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在政策支持上，在基層社區，關愛失獨群體工作并非專人負責。“計生干部經常身兼數職，每天面臨著繁重的工作任務”。
二是許多社區干部在理念上，還未重視失獨家庭的心理康復，還停留在“送油送米送溫暖”的階段。“一些地方政府和公益機構有心理幫扶的合作試點，但還沒有鋪開”。
三是專業能力問題。“社區干部有著良好的愿望，但普遍缺少相關的心理專業培訓，對失獨群體的心理特點缺乏了解，難以開展有效的心理康復活動，有時還會無意間形成二次傷害”。
紅楓中心也開設了社區干部培訓工作坊，有針對性、體驗式地幫助學員深入理解失獨父母的心理狀況、哀傷反應，學習陪伴失獨家庭完成哀傷歷程的實操方法。
這一工作坊是無償提供的，但試點后對社區干部的“科普”效果良好，北京市朝陽區的某街道已主動提出政府購買培訓服務。
紅楓中心還先后起草了《關于完善法律，加強對失獨家庭關心扶助的提案》(2013年3月)、《關于加強對失獨家庭心理關愛的提案》(2015年3月)，通過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期間正式提交，并轉給相關政府部門。
紅楓失獨項目組已將他們的探索編寫了10多萬字的《失獨家庭心理康復實操手冊》，詳細介紹了工作模型的理念與各項活動的方法。手冊將免費發放給服務失獨家庭的機構和組織。
“失獨家庭是中國特定歷史帶來的社會問題，他們需要全社會的關愛。與此同時，失獨群體的心理康復模式尚無先例可循，至今仍在摸索中。我們期待更多人共同攜手，陪伴更多失獨父母走出哀傷，開始新的生活。”孫一江說。(莊慶鴻 黃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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