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一定會很懷念這次采訪的經歷。這是一次與時間賽跑的采訪。很慶幸,自己能夠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么重要的一個節點,尋訪到一些見證歷史的人,留下一份“白旭版”二戰東方主戰場記錄。
上中學時,作為一名理科生,我歷史一向學得很渣,是唯一一門連會考都只得“良”的科目。而那時課本中只有抗日戰爭這部分內容真正觸動過我,確切地說是讓我感到受傷: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雖也有血腥如“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也有屈辱如“鴉片戰爭”和“庚子賠款”,但是像日本侵華戰爭這樣在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對平民普遍造成如此深重災難的外族入侵實屬罕見,而且它的影響至今還在。
因此,我其實從一年前報道“七七事變”七十七周年的時候就開始期待這次采訪。我想知道,在那段血雨腥風的歲月中、在那個被“神劇”娛樂化了的年代里,中國人是怎樣活著與戰斗的。
我希望這一路走訪的不光是老戰士和見證了戰爭的民眾,也有漢奸,有戰俘,有少數民族和宗教界人士,趁著還不算太晚。因為在我們還并不完全了解他們的時候,他們正在離我們而去。
我們沿著日軍侵華路線反向而行,從受降地、最后一役的戰場湖南芷江開始,走過武漢會戰的戰場和指揮所,走過以水代兵的黃河決口處,走過臺兒莊布滿彈孔的廢墟墻,最后回到北京——全面抗戰開始的地方。
我的確找到了一個曾經的戰俘。他被安排在日軍的防空站做衣服,三天發一個飯團,有時食物到手已經發臭,他們只能吃爛掉的苞谷,把變色的部分用磚頭磨掉。他認識一個年輕的日本航空生,他父親也是裁縫,因此會偶爾給他一些牛肉罐頭吃。這讓我看到了日本士兵臉譜化以外更多樣的人性的東西,開始理解為什么他們也被認為是戰爭受害者。
我也采訪到了一些漢奸的故事。有一位老人因為會日語被抓去做翻譯,在一樁生意談判場上,他隨口說了一句“價格低了”,險些被日本人打,他意識到自己兩邊不是人,但也不能逃走,否則日本人會殺死他的家人。還有一位已經去世的老人,帶領一群“漢奸”起義,反抗日本人。最后沒被他們殺死的一個日本兵還成了反戰同盟的一員。戰場上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在人命如草芥的戰爭年代,或許很多人都在掙扎,是選擇生命和家庭,還是正義和尊嚴。
今天,身處和平年代的我們可以坐在電視機或電腦前,毫不客氣地評論當年那些人的選擇,然而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選擇的過程有多么艱難,尤其是,在家與國都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危難關頭。
有一位住在黃河邊的老人。當年為了以水代兵暫時阻止日軍南下,國民政府下令扒開了河南花園口,接下來的幾年中,水災旱災瘟疫和饑荒造成89萬人遇難,那位老人的房子是第一個被沖垮的,他的弟弟也餓死了。但當被問及對以水代兵的看法時,他沉默了一會兒說,如果可以重新選擇,還是“寧愿黃河決口”。花園口決口數年后,他參了軍,走上抗美援朝的戰場。
說到參軍,我印象最深的老兵有兩位,一位從盧溝橋一路打到武漢會戰,另一位從淞滬會戰打到芷江最后一役。一位參軍的理由是父母雙亡后不愿寄人籬下,一位是懵懵懂懂隨著兩個放牛的伙伴一起,希望參軍能給自己帶來穩定的收入。
我想,在那個年月里,很多人入伍的理由都是相似的吧——對于連肚子都填不飽、生命安全沒有保證的農家少年,談信仰似乎太奢侈。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信仰漸漸清晰。
當胡利東在盧溝橋畔看到自己的隊友在敵人刮風一般的掃射中倒下、當他親手埋葬了自己最好的伙伴、送走了喊他“小鬼”的總司令張自忠,當張正國得知南京大屠殺的暴行、當他在九江中了日軍毒氣失去知覺,也失去了很多戰友,兩位年輕人看到了自己參軍的意義。
這個過程,大概也是一個民族覺醒的過程。
正因為有這些覺醒了的人流血流汗,才換來了我們今天在陽光下散步、在辦公室寫作、在商場血拼、在網絡吐槽,可以安穩地生活在一個和平的環境里。
寫完一萬六千多字的《另一個主戰場:抗擊法西斯的東方記憶》初稿,已是晚上十一點。凌晨一點多,我收到微信,告知張正國老人去世了,就在閱兵前不到一個月。我在悲慟之后,也慶幸自己記錄下了他的名字和故事。但是,千千萬萬還沒來得及留下名字甚至沒能看到中國解放卻為之付出生命的人,他們的名字和故事永遠地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白旭）
太多情感,非數篇稿件可容納。寫稿之余,試作七律一首,向這些先人們致敬:
盧溝橋畔起狼煙,
九州生靈盡蟻螟。
滿江紅遍悲淞滬,
冷月白石嘆金陵。
被發拾槍別翁姥,
裂眥橫刀寫丹青。
甘將碧血滌故土,
忠魂化作芷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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