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席卷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已11年。11年間，對國際金融危機進行反思的理論成果豐碩，國內外學者著力從經濟、政治、社會制度角度對國際金融危機問診，揭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產品過剩、監管失效、結構失衡等紛紛被視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病根”，這些分析框架深刻揭示了西方社會的內在矛盾。除此而外，文化價值觀層面的反思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視角，它是涉及西方社會如何看待自身與世界關系的價值遵循與思維范式，是關系到西方社會種種制度設計的邏輯依據。
一
從文化視角反思國際金融危機，首先得從解析西方的先驗形而上學哲學世界觀開始。先驗形而上學始終致力于探尋某種永恒不變的實體作為本體，并以此為據進行世界的二元劃分。先驗形而上學邏輯框架下的本質主義、基礎主義作為西方思想傳統的基礎，導致了普世主義、本位主義、唯我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以“自我”為中心和本原的認識路徑，必然要求從“我”生發出來的普世之光照耀世界萬物。在這種二元對立的邏輯框架下，普遍性的“我”與特殊性的“他”之間始終存在張力，“我”只能通過強力意志要求“他”臣服于自身，以實現二者的統一。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是先驗形而上學理性實體論對于西方社會經濟層面的影響，是理性自身對于自由主義的放任狀態缺乏調節能力的必然結果，是先驗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難以自明的現實體現。近代西方哲學所由以出發的自明公理是，自然狀態中的個人根據理性決定論視域下的自由意志、自愿契約行為組成政治狀態，而政治狀態的根本目的則在于保障個人的自然權利，這一邏輯構成了近代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理念的雛形。法國哲學家狄德羅曾宣稱：“沒有一個人從自然得到了支配別人的權利。自由是天賜的東西，每一個同類的個體，只要享有理性，就有享受自由的權利。”換言之，理性是自由的前提，自由是理性的必然結果。
在先驗形而上學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基礎上，西方社會中各類自由主義學說往往把政府和市場的權力劃界作為著力點，以此為據劃分公共理性與個體理性之間的權責界限，試圖通過確保理性的科學性，來實現社會成員的自由價值。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始，“改良論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主張放棄自由放任、強化國家對于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20世紀30年代出現并于70年代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保守論新自由主義”則在政治、文化和個人生活方面堅持保守主義原則，卻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主張減少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英國經濟學家哈耶克、美國哲學家諾齊克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立足于個人權利的基石，主張利益分配過程中的去國家化。這一系列舉動表明，自由主義學說自身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了瓶頸，難以產生新的理論創新和突破，在遭遇現實的質疑之后甚至只能倒退到理論原點。
自由主義學說自身的理論困境直接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政策的困局，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政策的困局與失效致使西方社會形成了一個具有諸多弊端和缺陷的發展模式，這進一步成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該發展模式的弊端突出表現在，過分強調個人利益，忽視社會整體利益，致使實行資本主義的各國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始終致力于處理理性與自由之間的矛盾、始終致力于為自由劃分邊界的先驗形而上學哲學范式和思維方式，嚴重束縛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控能力，并使得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不斷探求自由邊界的內在沖動，在政策上越來越傾向于市場化、去監管的自由放任狀態，導致了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蔓延。
二
對于理性與自由之間的悖論，西方主流哲學思想試圖通過理性自我反思、重建理性的途徑加以解決。法國哲學家盧梭使用了“普遍意志”與“個別意志”的概念，深信唯有依據普遍意志治民，人類才能獲得自由。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過分發展的“工具理性”抑制了“價值理性”的實現，法蘭克福學派進而試圖以交往理性等范疇來重建理性，為自由價值重新夯筑哲學基石。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以《對現代性的反抗》為題，揭示出“把社會視為磐石一塊的整體觀”的理性實體論正在經受考驗，試圖建構以“公共家庭”為核心的嶄新信仰體系，進而揚棄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分裂。盧梭、韋伯、貝爾等人從文化價值觀領域反思資本主義的自我救贖之路，不過是試圖尋找一種新的普遍理性實體，實質上只是先驗形而上學傳統的翻版，是抽象孤立的思辨理性主義之自我說明。傳統先驗形而上學理性主義以普遍性去消解特殊性，而后現代非理性主義哲學則以特殊性去取代普遍性。上述兩種致思路徑不過是在所謂“普遍理性”與“個體理性”之間尋找平衡點，始終在抽象的理性范疇之中進行邏輯運演，如同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西方社會哲學思維難以克服的自身局限性。
實質上，資本主義文化矛盾是普世價值外衣與特殊利益本質之間的矛盾，并非普遍理性與個體理性、普遍價值與特殊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兩種認識范式區別的關鍵點在于，普遍性是否單獨存在？先驗形而上學認為，普遍性脫離于特殊性而單獨存在。在先驗形而上學的二元劃分式哲學世界觀中，無論是理性實體，還是非理性實體，甚至是強調“我”之價值的過程性存在，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普遍價值的實體角色。以此類實體為本體，或者主體，那么其他的一切精神和現象就被認為是特殊價值，都是異己于普遍價值自身的他者，是需要被主體改造的客體。然而，唯物辯證法啟示我們，普遍性必定寓于特殊性之中而存在。從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來看，國際金融危機是對于普遍價值與特殊價值進行主觀割裂認識的結果。我們需要根據普遍價值與特殊價值之間辯證統一的原則，積極建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促進世界經濟的多樣化發展，促進世界各國的平等互信和共同發展。
（作者：李艷艷，系北京科技大學網絡文明與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北京應對意識形態網絡輿論戰的方式研究”〔項目編號：17KDB046〕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