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一切奮斗，必須在完整回顧與準確評價改革開放歷史貢獻的基礎上，才能獲得新時代歷史方位重大轉折的道路指向。在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宏大的時代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的奮斗歷程分別從國家崛起、民族復興、后發國家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四種維度上顯示出偉大變革，即擴大了國家的物質財富規模，推動了社會的全面轉型，開辟了現代化模式的多元路向，融合和豐富了世界文明。
[關鍵詞] 改革開放；偉大變革；歷史貢獻；中國共產黨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 A
黨的十九大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科學論斷，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歷史方位變遷的全新審視，是對改革開放歷史進程向全面、系統、縱深推進的敏銳把握。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正是這個偉大革命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飛躍！”[1]因此，在當前這樣一個節點上，必須完整回顧與準確評價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變革，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一切奮斗才能獲得新時代歷史方位重大轉折的道路指向。
一、從國家崛起維度看，擴大了物質財富規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為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積累了條件，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堅持、改革、發展。”[2]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共同譜寫了共和國近70年的奮斗歷史，實現國家崛起是聯通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的歷史主題，兩個時期在對同一歷史主題的具體回應中有著不同的國家發展路徑。改革開放在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傳統體制的創新性揚棄中實現了發展效率的改進，進而成就了物質財富規模的顯著擴大，為國家崛起提供了雄厚基礎。
40周年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分別代表了特定時段促進國家經濟增長的不同模式偏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形成的制度框架與物質積累構成了改革開放賴以發育的歷史前提。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對城市與鄉村的改造將城鄉空間以公社與單位的單元形式嵌入國家的科層結構中，這種制度設計使聚集于城鄉空間中的個體與資源以組織化的方式轉變為黨政體制的附庸部分，從而形成了經濟過程與政治控制的高度重合，經濟建設的展開依賴于科層結構中行政命令的層層外推。各種資源配置與改進效率的可能選項局限于央地行政性集權與分權的收放循環與運動式生產競賽的狹隘范圍內，最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低效資源配置格局的固化和隱性的國家財政危機。但具有超強滲透與貫徹能力的黨政體制和由國家嚴格控制的完整產業體系，卻構成了改革開放得以順利進行的有利條件，能夠將改革開放的節奏穩定保持在較為和緩的幅度內。
雖然改革開放時期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從不同程度上具有由國家主動投入物質資源參與經濟建設的特征，但改革開放超越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國家完全壟斷與主導經濟過程的管理體制，引入了擴大自由交換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的市場機制，為國家和人民群眾物質財富的增長創造了發展空間。改革開放的進程是從體制控制相對薄弱之處開啟的，并且以試錯的方式從邊緣地帶向體制中心漸進展開。如城市回遷青年造成的就業壓力難以在體制控制的組織邊界內得到妥善消解，對日常消費品的個體經營就作為應對舉措之一從國家對經濟環節的嚴格控制中被釋放出來，其迸發出的經濟活力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日常消費品市場進而逐步發育起來。隨著日常消費品市場的成熟與擴大，市場內蘊的逐利沖動與經濟過程的內在邏輯使更為上游的生產鏈條被逐漸納入自由交換的范圍內，由此打開了耐用消費品與生產資料的流通渠道。體制與市場之間經濟邏輯的矛盾集中反映到了確定商品價值的物價之上，體制定價的范圍逐步向市場競價讓渡。市場機制向縱深的延伸使公有產權的改革愈益成為一個顯著的議題，某些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產權以承包制或股份制的方式被引入市場流轉當中。
改革開放還通過一場實質性的社會性分權改革，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效率低下的路徑，為國家和人民群眾物質財富的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社會性分權形成了獨立運作的體制領域與自我負責的個體領域，市場機制的引入重新組合了體制與個體之間的關聯方式，體制與個體之間并未純粹局限于對物質資源占有此消彼長的博弈關系，而是真正實現了在共同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二者所支配財富的同步增長，進而可以充分發揮體制與個體兩方面的積極性，這就構成了全新的效率改進路徑。一方面，市場的開放使個體的社會化途徑不必局限于單一的體制領域內，可以從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獲得滿足個體生存的物質手段，這不僅減輕了國家的財政壓力，而且激發了個體對改善自我生活的積極作為；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繁榮使國家可以通過對行政性經濟壟斷的設置與對現代稅收體系的建設獲得充足的財富，保持國家對經濟的高投入，而集中高效的黨政體制又能夠使國家的高投入在低經濟成本、低政治風險的條件下實現更高的產出效益。事實上，這就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管控下，形成了政府投資與廉價勞動力的要素組合方式，為國家崛起創造和積累了大規模的物質資源儲備。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汲取改革開放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實現新時代對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與調適，全面突出新時代的嶄新歷史定位。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在繼續實現國家物質財富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既要改變體制內部分國有企業的行政性壟斷地位，完善市場運作中的體制監控，又要規范權力接近市場時的行為，防止以腐敗為形式的權力與資本的非法共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必須直面這類問題，才能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超越當前的困境，“才能全面增強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才能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雄厚物質基礎。”[3]
二、從民族復興維度看，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合乎時代潮流、順應人民意愿，勇于改革開放，讓黨和人民事業始終充滿奮勇前進的強大動力。”[4]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意義并不僅僅局限于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崛起，更是作為一種連綿不斷、影響深遠的傳統文明重新獲得契合于現代社會的充沛活力，事實上，中華民族歷來是以文明共同體的獨特形式存在于時空中的。就此而言，改革開放的歷史貢獻同樣超越了國家的財富增長范疇，進一步走向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明與現代社會的深度交融，使中華文明展現出全新的現代形式，進而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從運行機制、規則體系與價值理念等方面重新定義了中國社會。
（一）推動中國社會從封閉分隔向開放聯結的全面轉型
充分的個體自由與周密的體制控制之間的高度重合是現代社會運行的一個鮮明特征，個體自由唯有在權力體制能夠觸及又不加過度干涉的界限內才得以實現，體制控制為個體自由的實現提供了有效的保護與約束，二者之間向任一方面的過分偏頗都可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最終崩潰。但傳統中國社會得以穩定運行的關鍵，是個體必須與王朝體制之間保持疏遠的距離，個體與王朝體制才能安定于現狀之內：即個體被牢固束縛于宗族或地緣團體所構成的鄉土社會之內，其生命歷程基本可以完全在這一關系空間中得到展現；王朝體制將個體以自我組成的整體形式置于現存秩序下，使之并不構成對王朝體制的直接反抗或威脅。因此，傳統中國社會中個體自由與體制控制共同處于不發達的落后狀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政體制的組織擴張將所有個體都包裹于體制之內，個體自由被消弭于組織之中。改革開放不僅將個體從組織對人身的直接占有中釋放出來，使個體自由從日常生活的經濟內容中逐漸擴散起來，而且要求權力體制改變自身的存在形式與作用方式，將組織對個體的支配轉變為規則對個體的控制，進而調和個體自由與體制控制之間的關系，構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
（二）推動中國社會從禮治規則向法治規則的全面轉型
禮治的治理觀是從一以貫之的天道觀、內在超越的人性觀與積極作為的政治觀中演化而來的。教化過程和道德自覺構成了禮治的核心內容，但傳統的禮治理念又因為過于理想化，使自身失去對現實社會的規范作用，最終淪落為對于理想社會的美好幻想。同時，禮治規則往往從聯絡熟人的鄉土社會中展開，人一旦脫離了熟人網絡，就會由于失去慣常的習俗約束而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可以說，傳統中國社會的禮治規則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平等而自由的關系。改革開放使傳統的禮治理念與西方的法治理念在當前的中國語境中發生了某種匯融，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規則體系。這一規則體系不僅包含以強制性為后盾的法律底線，而且潛在地蘊含著一系列植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規范。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規則體系的構建和運行，不斷形成了尊崇法治、弘揚法治、敬畏法治和信仰法治的氛圍，推動了法治中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建設。
(三)推動中國社會從倫理本位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全面轉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轉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價值的揚棄。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解放引領了社會自發的思想啟蒙，形成了國家與社會在思想解放過程中的相互激蕩，以重新發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內容的“文化熱”就此興起。新時代的“文化熱”既是對早已開啟但尚未完成的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延續，也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使馬克思主義適應中國傳統文化的新探索。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宗族倫理構成了社會的價值本位，人在宗族關系中明確自身的價值屬性與根本義務，進而通過對人在宗族倫理中價值歸屬的結構化，確定人與社會發生關系時所應當遵循的價值原則。倫理本位的傳統價值與馬克思主義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深度交融，最終凝練出兼容傳統與現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傳統的倫理本位創造性地置換為改革開放中的集體本位，重新構筑了個體與集體、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將集體的優先性代替了宗族的權威性，人因此在集體中獲得了更為平等和自由的地位。
新時代進一步推進和完成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必須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更加自覺投入改革創新的時代潮流，堅決破除運行機制、治理規則與社會價值等方面的一切頑瘴痼疾。“我們要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和利益固化藩籬，加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5]
三、從后發國家發展維度看，開辟了現代化模式的多元路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堅持立足國情、放眼世界，既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對外開放、合作共贏，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既‘摸著石頭過河’又加強頂層設計，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成功開辟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人民的成功實踐昭示世人，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只要找準正確方向、馳而不息，條條大路通羅馬。”[6] 改革開放以來的偉大實踐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動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新時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中所實現的經濟成就及其引發的整體性社會變革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改革開放所積累的經驗與辦法逐漸凝結成開創性意義的中國模式，從而解除了西方主導的單一現代化模式的幻象，為后發國家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選項。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中國發展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提供了成功經驗、展現了光明前景。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由西方文明與物質力量所構筑和鞏固的所謂西方模式，日益成為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謀求進步與發展時必須予以正視和借鑒的參照物，從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標準意義，以至于對進步與發展本身的定義都是從西方模式所隱含的民主、市場、法治等要素中展開的。特別是蘇聯解體后，美國致力于推行的“華盛頓共識”似乎更加顯示出自身的優越性，后發國家尤其是大型國家進行現代化嘗試的一切實踐與理論幾乎都處于由西方話語壟斷的解釋框架內，絕少有真正對西方模式的根本性突破和例外。但是，非西方國家將西方模式移植于本國的過程中卻遭遇到普遍的困境與失敗，諸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響應西方模式的“拉美模式”與“俄羅斯模式”都發生了嚴重的衰退。這就引起了一種關于西方模式理論普適性與實踐有限性之間的沖突和悖論。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采取的改革開放政策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更加顯示出自身的獨特性，引起了越來越多后發國家甚至發達國家的注目，構成了對西方模式乃至深層的西方文明與價值的強勁挑戰。
中國模式是從持續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中顯現出來的，因此，對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模式化概括實際上并非是對一種成熟而穩定的經濟形式的凝練，而是對中國改革過程中所具有的特殊之處進行的一般抽象，屬于一種對國家改革路徑的概念性描述。盡管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集中展現在經濟層面，但從改革開放中逐漸成形的中國模式所包含的要素則遠遠超越了經濟內涵。一是由黨的領導所構成的、有效實現組織貫通的權威中樞。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黨的權威結構與組織使黨中央可以將地方的具體目標凝聚到總體目標之下，有效把控改革與開放的節奏，集中力量實現階段性發展。二是基層創新與頂層設計的結合。從城鄉展開的基層創新不僅減輕了體制所承擔的經濟壓力，而且逐漸培育出支持自由交換的市場經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間的資本積累，形成了經濟要素更有效率的組合形式，恰當的頂層設計引導著基層創新的方向，防止過于激進的基層創新造成社會失序，并且將基層創新所積累的有益經驗轉化為普遍性的制度措施。三是采取漸進策略的改革主基調。從體制邊緣向中心地帶逐步過渡的漸進改革策略既規避了體制崩潰與社會失序的風險，又將改革的全部成本攤平到當前與未來中，減少了改革可能遭受的阻力，同時，按照既定步驟的對外開放，一方面可以引進國外資本與技術，另一方面避免了國外企業的先進生產力對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沖擊。
事實上，中國模式的獨特意義并不僅僅限于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努力開辟全新的可能路徑，更重要的是，創造經濟奇跡的中國模式是從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中華文明中生發出來的，顯示了作為一個獨立發育的文明大國的現代化成果。這就意味著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間的潛在競爭并不僅僅牽涉國家經濟發展道路的選擇問題，而是在更為深刻層面上展開的不同文明之間的全方位競爭，是對影響人類命運、重塑世界未來的主導權競爭。但是，中國模式的成功絕不意味著中國道路相對于西方模式在世界上享有更為充分的優越性或普適性，中國模式反而是對某種單一模式迷信以及狂妄的歷史終結論的突破，證明了后發國家甚至任何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都必須進行植根于本土的多元化探索，對中國模式的推廣也必須時刻自覺保持在為后發國家提供借鑒而非輸出的限度內。因此，在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的新時代，中國必須從表層的現代化模式轉入深層的文明底蘊上，將挖掘中華文明的獨特內蘊與吸收其他文明優秀成果相結合，不僅為后發國家提供有益的發展經驗和辦法，而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中華民族的文明智慧。
四、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維度看，融合與豐富了世界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4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定維護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我們實現由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轉變，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為推動人類共同發展作出了應有貢獻。我們積極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旗幟鮮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7]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對人類社會未來秩序形式的創造性、總括性構想，這一理念既是對當前民族國家之間利益交融、互聯互通、深度依存的一體化趨勢的主動回應，又包含著對解決領土問題、國家間沖突、國際規則體系缺陷的方案設計。改革開放通過發展國家實力鞏固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必須自覺承擔起作為世界大國的全球責任，積極融入世界文明，為世界文明的豐富作出自身貢獻，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改革開放增強了中國的國家實力，使中國以全球大國的身份融入于世界文明。 “人類命運共同體”表達出中國從人類文明的整體性高度對世界的俯瞰和對人類前途的思索，這種視角的升華是以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變化為支撐的。中國通過持續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一方面破除國內的體制機制障礙，釋放經濟活力，另一方面不斷引進國外的資本、技術與人才，促進國內與國際接軌。因此，中國不僅獲得了實現經濟騰飛所需要的資源與支持，而且使自身深嵌于全球性的生產貿易網絡、資本流動網絡、信息流通網絡等合作中，逐漸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和領導力的世界性大國。獨立自主發展與深度參與全球化之間的過程性統一將中國放置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通之中，使中國能夠以更為平和的心態、更為謙虛的精神、更為客觀的視角來吸取、研究和借鑒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制度、不同文化的文明成果。特別是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越來越主動、自信和包容地吸納世界主流文明成果。
改革開放激發了中國的主體意識，使中國以積極作為的姿態豐富著世界文明。隨著中國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國作為一個獨特文明的主體意識也不斷增強，正在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要致力于為世界文明貢獻中華智慧，一是凝造核心價值。毋庸置疑，當今世界的話語規范是在西方文明的價值主導下塑造的，但這種話語在解釋當今世界時難以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偏見與傲慢，越來越表現出對現實解釋的力不從心。中國正努力從馬克思主義價值原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傳統文化合理內核的有機結合中，開掘出能夠更加具有包容力的價值體系。二是參與規則制定。“我們要支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性的多邊貿易體制，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8] 中國通過參與解決世界熱點問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設立亞投行等舉措，開始從一個國際規則的接受者變為國際規則的完善者，這是鞏固中國大國地位、推動世界文明深度融合的較高層次與有效途徑。三是擔承全球責任。“我們要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共同為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而奮斗。”[9] 作為一個已經崛起的大國，我們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和義務，敢于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中有所擔當，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才能真正令世界尊重和佩服。中國的發展只有承擔對現代問題的全球責任和歷史責任,體現出應有的全球性價值,才會有能力獨立自主地應對各種現代問題的挑戰，也才能確立我們在全球的戰略地位。
當前，世界正處于國際規則重構、國家間矛盾增多、沖突風險加劇的新舊轉換期，中國應當保持戰略定力，深度融入世界文明，推動和領導國際秩序優化升級，為世界文明的進步作出貢獻，重新確立中國文明在全球中的地位。
[ 參 考 文 獻 ]
[1][3][5][7][8][9]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12-19.
[2]習近平.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A].習近平談治國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2.
[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17-10-28.
[6]習近平.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N].人民日報,2018-4-11.
（作者簡介： 方雷，山東大學人文社科青島研究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