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光明（國防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近代以后，中國人民歷次反侵略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和民族內部軟弱渙散。直面日本軍國主義野蠻入侵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深重苦難，中國共產黨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堅定的使命擔當，主動扛起民族救亡的大旗，以科學的理論指引、高明的戰略部署和廣泛的群眾動員，使中華民族從“一盤散沙”轉變為聚沙成塔、萬眾一心，一步步撥開戰爭的迷霧，最終引領中國人民走出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深淵，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寫下濃墨重彩的中國篇章。探尋中國共產黨贏得抗日戰爭歷史主動的歷程，我們能深刻把握中華民族在絕境中奮起、在抗爭中重生的內在奧秘。
緊緊與中國人民站在一起，贏得抗日戰爭政治上的主動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贏得抗日戰爭的歷史主動，最根本的在于扎根于人民，贏得歷史主體的認可和信賴，進而贏得政治上的主動。在抗日戰爭這場關乎民族存亡的殊死較量中，政治主動的爭奪本質上是人心的爭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堅持動員人民、依靠人民，推動形成了全民族抗戰的歷史洪流。”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我們黨始終堅持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贏得人民的衷心擁護和鼎力支持，把人民“組織起來了”，迸發出“惹不得”的洪荒之力，陷敵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中國共產黨以全民族抗戰的科學理論，打破了片面抗戰的政治桎梏。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全面進攻，國民黨當局實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抗戰政策，忽視人民群眾的力量，導致大片國土淪陷。而中國共產黨人深刻闡明“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不僅揭示了抗日戰爭的人民性本質，更為全民族抗戰提供了科學指引。我們黨明確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乃至海外僑胞都視為抗戰有生力量并組織起來，避免出現“少數人抗戰、多數人旁觀”的被動局面。當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成為全民族共識，當抗日救亡的旗幟在神州大地高高飄揚，原本分散的民眾變成了全民動員、全民皆兵、全民參戰的“一整塊鋼鐵”，使日本軍國主義遭受致命打擊。
中國共產黨以切實維護人民利益的實際行動，贏得了最廣大人民的政治擁護。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推行“三光政策”，國民黨統治區苛捐雜稅繁重，人民群眾深陷水深火熱之中。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始終以保障人民生存發展權利為核心。在經濟上，實行“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幫助農民發展生產，讓根據地人民有飯吃、有衣穿。在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政權，保障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民主權利，讓普通民眾第一次擁有了參與國家治理的機會。這些政策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帶來實實在在的民生改善。正是這種“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實踐，讓中國共產黨成為人民群眾心中“真正為老百姓辦事”的政黨，人民群眾則以“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踴躍參與，成為黨的政治主張堅定的擁護者和積極的踐行者。
中國共產黨以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堅定立場，粉碎了破壞抗戰的政治陰謀。抗日戰爭期間，投降主義與分裂主義始終是威脅抗戰大局的毒瘤。日本侵略者不斷對國民黨當局進行“誘降”，汪精衛集團公開叛國投敵，國民黨頑固派多次制造“反共摩擦”，試圖削弱甚至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面對這些破壞行為，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民族大義為重。一方面，堅決揭露汪精衛集團的叛國行徑，號召全國人民“打倒漢奸賣國賊”。另一方面，在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摩擦時，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立場，在擊退頑固派進攻后主動停火，呼吁重開談判、繼續合作。這種既講斗爭又講團結的策略，既挫敗了分裂勢力的陰謀，又向全國人民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先的政治胸懷。越來越多的民主黨派、愛國人士、進步青年紛紛向中國共產黨靠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斗爭中不斷鞏固，黨的政治影響力與號召力進一步提升。
用好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贏得抗日戰爭戰略上的主動
我們黨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擁有登高望遠的戰略優勢，這是贏得抗日戰爭歷史主動的關鍵所在。抗日戰爭不僅是軍事力量的對抗，更是政略戰略的較量。面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空前強大的敵人，面對“亡國論”“速勝論”交織帶來的思想混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擺脫被動應對的困境，在戰略層面逐步占據主導地位，關鍵在于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抗戰實際深度結合，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武器，科學分析戰爭形勢、精準把握戰爭規律、靈活制定戰略策略，贏得戰略上的主動，為抗戰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和道路。
在精準分析敵我特點中謀劃變被動為主動的戰略。戰爭既是力量的競賽，又是主觀能力的競賽，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影響優勢劣勢和主動被動的變化。全國抗戰爆發后，面對日本侵略者3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叫囂，“亡國論”者被嚇破了膽，認為“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再戰必亡”;而“速勝論”者則片面幻想通過美英等國的援助，依靠政府軍隊與日本軍隊的決戰迅速取得勝利。但我們黨卻提出與“亡國論”“速勝論”迥異的觀點。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就提出“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的觀點。1938年5月，毛澤東用了8天9夜的時間，寫出了5萬多字的《論持久戰》。在這部偉大著作中，毛澤東分析了中日雙方矛盾的四個基本特點：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日本國度比較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戰爭;而中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這樣的分析，得出了“我能最后勝利，避免滅亡，敵則將最后失敗”的結論，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變被動為主動、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力量。
在預見戰爭發展階段中明確變被動為主動的路徑。全國抗戰爆發后，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執行“持久消耗”戰略，在戰役指導上采取消極的單純防御方針，以線式的陣地防御戰阻擊日軍進攻，結果不斷丟城失地。毛澤東則提出通過“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以運動戰、游擊戰為主的戰爭形式獲得“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效果，為我軍制定了“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毛澤東把戰略上的競爭特別是戰略能力的比較加入到對戰爭勝敗的研判中，準確預見了抗日戰爭爆發后國際局勢的發展變化和抗日戰爭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并指出了每個階段的戰爭形式，清晰地描繪出戰爭發展全過程的藍圖。后來，抗戰形勢的發展和二戰的最后勝利完全印證了這一科學預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戰略是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毛澤東同志很形象地說過這個問題，他說：‘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毛澤東同志講的這種領導，就是戰略領導。”中國共產黨卓越的戰略領導力，為中國人民指明了從戰略被動轉為戰略主動的根本途徑，贏得了黨內外、國內外一致的高度贊譽。
在制定實施戰略戰術中實現變被動為主動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既有極具戰略遠見的英明領袖，也有一批能夠將領袖提出的大戰略轉變為實施方略的得力干將，還有能夠將高層制定的戰略策略貫徹落實到各個層級直至“最后一公里”的嚴密組織體系和優秀人才。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贏得歷史主動的組織保證和人才支撐。抗戰相持階段，日軍調整侵華戰爭的戰略方針，重點轉為在“敵后方實施大膽地奔放不羈地蹂躪作戰”，我軍抗戰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挑戰。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根據《論持久戰》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各抗日根據地對敵斗爭的經驗教訓，加工提煉出一套對付敵人的原則和方法，特別是與王稼祥起草的中央軍委《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即著名的《建軍四號指示》)，要求各根據地的武裝力量應包含主力軍、地方軍和人民武裝三部分，提出目前應以擴大、鞏固地方軍和人民武裝為中心，主力軍應采取適當的精兵主義。該指示有力地促進了各根據地軍民持久、廣泛地開展游擊戰爭。加之當時“吃小米飯，攻理論山”的學習熱潮極大地提高了黨員干部的理論素養，基層能夠結合實際創造性地貫徹執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以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軍，形成了敵之被動、我之主動的新局面，達成了毛澤東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意圖。
大力弘揚革命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贏得抗日戰爭精神上的主動
抗日戰爭不僅是軍事與政治的對抗，更是一場精神與意志的較量。精神上的主動、意志上的堅韌，是贏得抗日戰爭歷史主動的強大動力和豐沛源泉。當日本侵略者試圖通過“奴化教育”消解中華民族的英雄血脈與抗爭基因時，當戰爭的殘酷考驗著全民族的心理防線時，中國共產黨將革命文化的斗爭精神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族根脈相融合，激發和弘揚偉大抗戰精神，構建起引領全民族抗戰的精神旗幟。這種精神引領不僅喚醒了民眾的民族意識，更凝聚了跨越地域、階級的精神共識，讓中國人民在苦難中堅守信仰、在犧牲中砥礪斗志，贏得了抗日戰爭精神上的主動。
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文化的斗爭精神為內核，塑造了全民族的抗戰意志，培厚了精神主動的文化沃土。革命文化誕生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抗壓迫的斗爭實踐，蘊含著不怕犧牲、敢于斗爭、堅韌不拔等內涵要義。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將這種精神融入抗戰宣傳與實踐，通過創辦《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報刊，撰寫《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文章，用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崇高價值追求激勵人民愛國奉獻、團結抗戰。通過組織抗日宣傳隊、文藝工作團，用話劇、歌曲、詩歌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將抗戰必勝的信念傳遞到敵后根據地與國民黨統治區，點燃民眾的抗爭激情。同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更是率先垂范，在長達14年的浴血奮戰中，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險惡、戰爭多么殘酷，始終奮戰于抗戰最前線。革命文化的傳播與實踐，徹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和決心，打破了“恐日”的精神枷鎖。
中國共產黨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族認同為根基，喚醒了全民族的家國情懷，筑牢了精神主動的文化紐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品格、“眾志成城、同舟共濟”的團結理念，是中華民族歷經磨難而不倒的精神根脈。中國共產黨深入挖掘這些文化資源的時代價值，將其與抗日救亡的戰略需求相結合，闡釋抗日戰爭的正義性與必然性，論證中華民族不會滅亡的文化底氣，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凝聚民族認同的載體。當日本侵略者在占領區推行以“親日”為核心的奴化政策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化工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在敵后開展“識字運動”“歷史教育”等，讓民眾牢記“自己是中國人”。這種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升華，不僅抵御了侵略者的文化侵蝕，更讓民族大義成為超越地域、階級的精神紐帶，使全民族在保衛中華的共同目標下凝聚起來，為精神主動提供了文化支撐。
中國共產黨以革命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偉大創造，刷新了全民族的精神狀態，開掘了精神主動的實踐源泉。中國共產黨沒有將革命文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割裂，而是通過融合創新，創造形成了既具時代性又有民族性的偉大精神。一方面，用革命文化中的平等、民主等理念改造傳統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如在根據地廢除男尊女卑，倡導婦女解放，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革命實踐中煥發新生。另一方面，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仁愛、大同等思想豐富革命文化的內涵，如將“為人民服務”與“仁者愛人”相呼應，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和而不同”相契合，讓革命文化更易為廣大民眾所接受。這種融合創新形成的新精神，在實踐中轉化為強大的行動力量。在抗日根據地，軍民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與勤儉節約、守望相助的傳統美德指引下，開展大生產運動，實現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在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不同黨派、不同階層的民眾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放下分歧、攜手抗敵。這種精神共識轉化為行動合力的實踐，不僅讓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引領得到全民族的認同，更讓主動抗戰、團結抗戰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注入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