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動態開放的系統，會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而發生改變，有的茁壯成長，有的迷失自我，還有的中斷消亡……究其原因，“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文化傳承發展中所展現出的獨特的價值理念和精神特質，是區別于其他國家、民族且具有鮮明文化特質和價值立場的存在狀態。及時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來推進文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更好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貫通“兩脈”以塑建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推進文化主體性建構首先要明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的性質是什么，唯此才能正確把握我們到底要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才能始終堅守文化建設的初心使命，不迷失文化建設“為了誰”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無論在革命、建設還是改革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也始終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
文化主體性建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統領。近代中國遭遇的重重危機歸根結底是文化主體性的危機。如何正確處理文化交流的“中西”關系，是近代中國必須直面的問題。以辜鴻銘等為代表的學者提倡“東方文化論”，以胡適、陳序經等為代表的學者主張“全盤西化論”，以杜亞泉等為代表的學者提出“文明調和論”等，都未能引領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實現復興。“東方文化論”固守中華文化主體性卻又拒斥現代性，企圖以不加任何改變的東方文化救世，既斷絕了文化發展的外在壓力和挑戰，又窒息了文化的生命力；“全盤西化論”試圖放棄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來實現文化的發展，無異于邯鄲學步；“文明調和論”在文化主體性上表現得搖擺不定，對中外文化生硬取舍、勉強拼湊。此時中華文化的發展徘徊于歷史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新思想的引領。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近代中國的文化建設從此找到正確方向——發揚民族文化的主體性精神、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新的中華文化。因此，無論在任何時候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
文化主體性建構必須堅持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底。文化主體性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化自覺，也是長期積淀的文化自信的彰顯。《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中國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黨領導的文化主體性建構，既要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對整個理論思想體系的統攝、引領、指導，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也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毋庸諱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建立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建立在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建立在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蘊含豐富的思想智慧，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所塑造的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文化主體性建構提供了豐盈的思想素材。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就無法凸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中國特色，不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沒有堅實的文化根基。這些文化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滲透到中國人骨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也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建構最為深厚的文化底蘊。
文化主體性建構必須在“兩個結合”中貫通“兩脈”。要牢牢把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本體、本質、規律、原理，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豐富和發展文化主體性。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近代中國的文化爭論做了科學總結，明確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性質，主張“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以及“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就為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指明了前進方向。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建構，必須貫通根脈與魂脈，既不能完全死抱著傳統文化不放，也不能教條主義地看待馬克思主義，而是要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與時俱進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在批判錯誤思潮中維護文化主體性
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舞臺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反傳統的西化思潮、固守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和主張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思潮這三大思潮相互交鋒、異常活躍。經過長期的錯綜復雜的思想斗爭，馬克思主義最終以真理的力量戰勝各種思潮成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信仰和選擇。但前兩種思潮并未銷聲匿跡，而是在不同時代以不同的樣態出現。顯然，時下的文化虛無主義、文化霸權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等依然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我們必須持之以恒、敢于善于同各種錯誤思潮作斗爭。
對文化虛無主義消解文化主體性的言行勇于“亮劍”。文化虛無主義與西化思潮遙相呼應，對民族文化、歷史遺產往往采用蔑視、虛無的態度，旨在否定中華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的主體性，是一種徹頭徹尾且危害極為隱蔽的錯誤思潮。20世紀30年代，“全盤西化論”的代表陳序經曾宣稱，“今后中國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徹底西化的途徑”，胡適則提出中國文化西化的具體方案應當仿照“美國模式”。對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和對中華文化的全面否定極大程度上消解了國人的文化自信。對此，李大釗、毛澤東、艾思奇等馬克思主義文化旗手紛紛“亮劍”。李大釗同志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武器，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中不如西、古不如今等文化虛無主義思潮進行批駁，倡導辯證分析對待文化的古今中西等問題。艾思奇同志認為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實質上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庸俗進化論的論調。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深刻揭示文化虛無主義否定物質性、人民性、辯證性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本質，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等辯證唯物主義文化思想，對文化虛無主義進行了徹底的批判，為推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深入人心作出了卓絕貢獻。
對極端文化保守主義窒息文化主體性的言論善于辨析。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經濟、政治和文化侵略，全面挑戰中華文化的主體性。仍然停留在封建時代的中華文化遭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沖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同在臟水中洗澡的孩子，面臨同“臟水”一起被拋棄的風險。由此，維護傳統文化和批判西方文化——面對西方文化而重估中華文化的價值，面對全球性現代化進程而重估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成為中國近代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價值取向。文化保守主義內部分化出兩種價值選擇：一種是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并不盲目對全部傳統文化抱殘守缺，而是選擇性地進行維護和弘揚，在文化傳承、交流、交鋒中進一步塑建文化主體性；另一種是較為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如“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的“國粹派”、大搞孔教運動的“孔教派”、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東方文化派”和“學衡派”……顯然，我們要警惕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種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時下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仍然暗流涌動，許多看似是傳統文化的重光，實際卻是膚淺的標新立異，甚至有的妄圖通過“立儒教為國教”來消弭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種潮流沒有順應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傳統文化的內涵加以補充拓展和完善，也不能對世界文明中的優秀因素借鑒吸收，窒息了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最終從根本上葬送中華文化主體性。
對文化帝國主義無視非西方文化主體性的言行敢于斗爭。美西方國家的文化帝國主義就是要維護和確保自身在世界事務之中的“中心地位”，維持東方“屈從于”或者至少依附于西方的狀態，維護西方人在文化和心靈上的優越感。它通過系統地對非西方文化民族國家人民的文化生活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準則、社會制度，使之服從帝國主義的目的。具體來說，美西方國家在經濟上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場，在政治上改造大眾意識來建立霸權，在文化領域一方面通過大眾媒介、新聞報道、文化消費等兜售其價值觀念，讓民眾麻痹和喪失傳統信念；另一方面蔑視他國的文化主體性，鼓吹“普世價值”，將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視為世界歷史的普遍本質，將資本主義的“普遍性”極端化為某種“歷史必然性”與“普世性”，所有民族國家均不能擺脫，從而達到消解其他民族國家文化主體性的目的。對此，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文化主體性建設中歷來敢于斗爭和善于斗爭，無論是20世紀20年代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進行文化侵蝕的“非基運動”、毛澤東同志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戰略藐視、鄧小平同志在聯大霸氣的反美帝霸權講話，還是習近平總書記“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的斗爭精神……無不展現堅決粉碎一切帝國主義及其文化侵蝕的決心和氣魄。
“守正創新”不斷發展文化主體性
守正創新是黨領導文化主體性構建的根本方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將在“守正”與“創新”的有機統一發展中愈發堅如磐石。
需要秉持守正創新的中國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激發守正創新、奮勇向前的民族智慧。”中華文化經典中不乏守正創新的智慧，比如，“居中守正，行以致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持經達變，守中致和”“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守正篤實，久久為功”等等，無不彰顯著中華民族守正創新的基因和傳統。可以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守正創新深厚的文化底蘊。“經”與“權”這對傳統思想文化范疇，特別是儒家思想中所蘊含的“守經”與“權變”思想，能夠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思想借鑒，也能為新時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建構提供方法論指導。經者，常也；權者，變也。“經”是永恒不變的原理原則，“權”是幫助執行原則的變通手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守經”與“權變”的統一，要求新時代文化主體性建構必須堅持辯證原則，充分運用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明確守正是創新的基礎和根本，創新是守正的保障和發展。新時代發展文化主體性，一方面要做到“守經”，不能借時代變遷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也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要體現“權變”，根據時代的進步和變化與時俱進發展馬克思主義，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只有把兩者辯證統一起來，才能從根本上構建起中華文化主體性。
需要展現守正創新的使命擔當。守正創新強調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原則和革命性本質。守正是創新的前提和基礎，遵循規律認識和改造事物，才能使事物在正道上實現新發展。創新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徑，只有揭示新的歷史條件下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以新認識指導新實踐，才能把事物推向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充分證明其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曾經長期處于人類文明的中心，在思想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等許多方面都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并對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影響深遠；雖然也曾出現過阻礙進步的消極主張，也曾經歷過歷史低潮和劇烈陣痛時期，但中華民族總能以強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迸發出求存求強、創新奮進的強大力量，一次又一次戰勝各種挑戰而煥發新生、繼續前進。因此，新時代發展文化主體性離不開堅持守正創新的傳統，賡續歷史文脈、譜寫當代華章，更離不開守正創新的正氣和銳氣。
需要釋放守正創新的強大動能。守正創新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根本途徑。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代替舊事物，事物經過否定發生質變發展為新事物，這個“否定”不是簡單的拋棄，而是內在包含守正的意涵，是新事物對舊事物的揚棄。“守正”必須堅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強化制度意識、確立制度權威、抓好制度執行，把這一根本制度體現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上，落實到工作理念、思路、舉措上，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力量；要堅守“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勇于進行理論探索和創新，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尤其要堅守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和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從政治和戰略全局的高度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黨管媒體，牢牢掌握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創新”就是要通過對現存事物的辯證否定去推動新事物的生成，創造“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
總之，只有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概念、范疇置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視域中，對其內涵和外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改造，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用中國式的概括和民族化的表述生動地表達和詮釋出來，才能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主體性真正展現出來。
（原文來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