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個不了解社會現狀的人，更不會了解力求推翻這種社會現狀的運動和這個革命運動在文獻上的表現”。我們黨成立后，遵循這一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把調查研究作為重要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尤其是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興國調查》等經典論著。他于1930年5月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旗幟鮮明地指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不過，總體來說，這一時期尚未成熟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將實事求是上升到思想路線層面，加之由于艱難困苦的戰爭環境等影響，使得調查研究難以全面推開。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調查研究較之于以往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要求從客觀存在的事物出發、從實際出發而非從本本出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成立了中央調查研究局和各類調查團，廣大黨員干部紛紛走出學校，走出機關，走進基層，聯系群眾進行經常的系統的調查研究，端正了對中國實際問題的認識。
調查研究成為解決黨的思想路線的必然選擇
長征落腳陜北后，黨中央首先忙于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10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剛剛建立，毛澤東同志就重提調查研究，準備將部分調查材料匯編出版《農村調查》一書，并寫下了序言一。在序言中，他寫道：為免再損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們參考，“這是一種歷史材料，其中有些觀點是當時的意見，后來已經改變了”。但因各種原因，《農村調查》一書出版事宜被暫時擱置。1938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對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隊講話中再提調查研究，指出調查應當是客觀的、全面的、歷史的、聯系的、本質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遵義會議以來政治路線的正確，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左”、右傾錯誤，但在黨內遺留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依然有一定市場，不僅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來加入黨內的對黨的歷史沒有深入了解的黨員產生消極影響，甚至對久經考驗的一些老同志也產生一定的迷惑。
面對這一狀況，1939年10月，毛澤東同志為解放社即將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指出：在淪陷區中敵人干了些什么并將要怎樣干這個問題方面，抗戰干部中沒有研究或沒有系統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瞎子摸魚’，閉起眼睛瞎說一頓，這種作風，是應該廢棄的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或者說，‘研究時事問題須先詳細占有材料’，這是科學方法論的起碼一點，并不是‘狹隘經驗論’”。序言最后指出：“要解決問題就須要研究，須要從材料中引出結論，這是另外一種工作”。毛澤東同志講了現狀，提倡了調查研究的作風，并分析了錯誤思想的根源，以及未來工作的方法。1940年下半年開始，他又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黨在六大以來的主要文獻，在這一深入全面的調查研究基礎上，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路線錯誤問題及其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
如何消除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在黨內的影響，如何解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如何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并以之來指導中國革命實際，擺在了黨的面前。對此，黨中央給出的答案就是進行全黨范圍內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而在延安整風發動之前，毛澤東同志的一項重要決定就是重新啟動擱置三年多的《農村調查》的出版工作。1941年3月17日，他為《農村調查》一書寫下了第二篇序言。在序言中，毛澤東同志寫道：“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他要求，“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可見，調查研究是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基石，是延安整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調查研究精神“已經逐漸培養起來”
1941年5月，延安整風運動準備階段，黨中央立即從確立制度著手，將成熟的調查研究理論和實踐在全黨推開。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中央已設立調查研究局。8月1日，黨中央發布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決定指出“對于二十年來由于主觀主義與形式主義，由于幼稚無知識，使革命工作遭受損失的嚴重性，尚未被全黨領導機關及一切同志所徹底認識”。提出“兩種鼓勵”“兩種批評”和“兩種反對”，即“鼓勵那些了解客觀情況較多較好的同志，批評那些尚空談不實際的同志；鼓勵那些既了解情況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評那些既不了解情況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在學習中反對不管實際只記條文的風氣，反對將學習馬列主義原理原則與了解中國社會情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互相脫節的惡劣現象”。決定還規定中央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以及社會階級關系各方面的材料，加以研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獨立區域的區黨委或省委，八路軍、新四軍的高級機關，各根據地的高級政府，均須設置調查研究機關，收集各種材料加以研究，作為各地工作的助手。
為了推進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我們黨做了大量工作。8月26日，毛澤東同志看了高克林寫的關于運鹽的調研報告《魯忠才長征記》后，特地加了按語并推薦給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他在按語中肯定了高克林的調查研究工作，同時強調：“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9月16日，《解放日報》刊登了胡喬木的《為什么要向主觀主義宣布堅決無情的戰爭》一文，認為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動員令，乃是中國的唯物主義向唯心主義宣告決戰的紀念碑”。1942年1月，《解放日報》社論《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鎖鑰》認為調查研究意義重大，“只有經過調查研究，馬列主義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務，才能在中國實現。只有經過調查研究，黨中央的每個指示，才能在各個具體工作中實現。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了解敵友我三方面情況，規定出正確的辦法，獲得工作中的勝利”。
對于中共中央倡導和要求的調查研究，黨和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主動示范，積極參與。1940年，朱德從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后，多次到延安周邊地區實地勘察，甚至專門取走水樣和土樣送重慶周恩來處請他找人化驗，最后選擇到土地肥沃的南泥灣墾荒屯田，創造了南泥灣奇跡。10月16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發出《關于調查研究工作的通知》。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雖年已花甲，仍于12月率領一支20多人的考察團，赴甘泉、富縣進行調查研究，搜集區、鄉基層的具體材料。1942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率領“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從延安出發到陜甘寧邊區作實地調查，回到延安后向黨中央提交了著名的調查報告《出發歸來記》。
到1942年延安整風正式開始前，調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有效推廣，在思想領域內，已經開始建立一種新的風氣。實事求是的科學調查研究精神，已經逐漸培養起來。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轉變。當然，短短的一年的推進，工作還未做得徹底，有些人依然把調查研究工作作為純粹技術工作與簡單統計工作看待，把調查研究工作僅僅看作少數人的專門工作，而不是每個同志所必須要做的工作。
調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
為使調查研究“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1942年3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行程度的通知》。通知開宗明義地指出“調查研究決定是反主觀主義的重要指示”，并對各地執行程度進行了全面檢查：各級領導機關是否進行了討論和如何執行，是否在同志中進行了教育以及如何教育，建立了何種調查研究機關以及有無具體辦法培養專門干部，決議中收集材料的方法是否實行以及如何實行，是否動員了全黨全軍及政府各級機關和全體同志開始注意調查工作等等。這也反映出中共中央對于調查研究執行的程度并不非常滿意。因此，3月10日，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在延安的干部先討論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求得對這些文件及報告精神實質的了解，然后進一步檢查各部門的工作。
調查研究成為延安整風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中規定了整風學習的十八個文件，其中第五個就是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為了使得學習深入，整風中實行了學習測驗制度。9月，安塞縣學委會舉行學風文件學習測驗，題目中有：整風學習中，你感到自己的工作部門哪些地方存在主觀主義毛病？哪些地方調查研究不夠，你計劃怎樣改進？關于這樣的考試，在當時的整風學習宣傳報道中比比皆是，即將調查研究與黨性、學風、作風相聯系，從而讓黨員干部在思想深處有所震動，在革命實踐中有所行動。
把調查研究推向深入，黨的領導推動和示范依然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針對1940到1941年陜甘寧邊區出現的空前財政經濟危機，毛澤東同志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敵后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指導性文章《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并在西北局高干會上普遍宣傳。1944年7月28日，他致電李先念等人，請各地就黨外人士工作、減租、雙擁、軍隊建設、人民負擔等十項重大問題進行扼要答復，其目的是“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對其中幾項工作作恰當的指示”。1944年7月，毛澤東同志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強調：“但這種方法卻使我們能同現實發展情況始終保持密切聯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黨內外工作出色的人學習。”這反映了黨的重大決策是通過調查研究來決定的，另外也是毛澤東同志在反復告訴黨員領導干部，無論實際的情況如何紛繁復雜，只要去深入系統調查研究，就可以了解和掌握情況，制定出切合實際的、人民滿意的政策。
通過整風中各項舉措，黨員干部學會了把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到革命實際中去，學會了用調查研究的方法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如《解放日報》從1943年10月7日到12月27日，先后發表了《牛溝減租斗爭》《木頭峪減租斗爭》《劉木瓜溝減租斗爭》等9篇西北局調查研究室的調研報告。
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考察延安時期調查研究成為全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歷史進程，不難發現這一進程以幾個基本的理論和實踐觀點在黨員干部中普遍形成和踐行為前提和基礎。
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的歷史觀，對于這一論斷，延安時期他還講道：“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這一歷史觀，對于調查研究理論和實踐的成熟有著深刻的影響。首先，只有如此，黨員領導干部才能真正理解人民大眾有著無窮的力量，是黨的力量之源和勝利之本，才能明白群眾中有著我們任何個人所萬不能企及的豐富經驗，最終才有甘當大眾的小學生的態度，與群眾打成一片，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其次，有了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立場觀點，有了當小學生的態度，調查的對象群眾才會講真話講實話，才會對問題的解決有所期望，并把問題解決的思路和辦法真心實意地講出來。最后，有了為群眾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在調查研究的形式上才不會“走馬觀花”，“搞一窩蜂、一鍋粥”，不會“調而不研”，而是能真心抓住調查研究中心環節，不僅僅在于形式上的統計，不僅僅在于各種死的材料知識的搜集，而更加重視學取群眾的經驗。
二是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的統一。我們黨認為，調查研究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有力武器。首先，共產黨人調查研究的重要特點，就在于其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在于階級分析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調查研究真正發揮作用，才能洞察事件發展的規律。其次，科學的調查研究是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鎖鑰。《解放日報》社論《掌握馬列主義的鎖鑰》指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對于掌握馬列主義武器，指引了一條捷徑，提供了一個寶貴的鎖鑰。這對于全黨學習應用馬列主義，將是一個重大的推動。從這個決定以后，調查研究的工作，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主要環節了。”換言之，沒有調查研究就不會了解馬克思主義，也就不會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最后，調查研究是正確認識黨的歷史的重要方法。黨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來講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所以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是判斷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有沒有結合、結合得好不好的重要方法，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準確與否、深刻與否的重要方法。
三是“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調查研究，不是從現實中找到一點根據來自圓其說，不是給實際套上一個主觀臆造的規律，而是從問題出發，了解對象，熟悉他們的情況，制定出科學的政策。首先，調查研究要有明確的目的。早在1930年，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中就指出：由于沒有明確的目標，調查的結果“就像掛了一篇狗肉賬，像鄉下人上街聽了許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搞調查研究，只有目的搞清楚了，才好圍繞其展開工作，才能為這個中心服務。其次，在詳細地占有資料的基礎上抓住要點。詳細地占有資料，就是要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要“親自出馬”、付諸行動，要“組織調查研究的班子”，進行典型的“解剖麻雀”，要抓住主要矛盾，“假若丟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細微末節。猶如見樹木而不見森林，仍是無發言權的”。最后，在調查的基礎上要研究，要決定政策。深入系統的調查后，熟悉所有的材料，辨別材料的價值，找出內部聯系和矛盾，然后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只有通過有意識的自覺的調查研究、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才能發現事物固有的規律，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制定發展需要的對策。
（作者：譚虎娃，系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