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的歷史，映照出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做出的“兩個確立”的決定所蘊含的深刻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證明黨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理論對于黨的事業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和把握“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把“兩個確立”真正轉化為做到“兩個維護”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領導核心與科學理論，一體兩面，相輔相成，有機統一，對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熟與定型至關重要。從1921年7月黨的一大召開，直到1933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除幾次短暫遷往北平、廣州、武漢等地外，一直駐扎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的光輝歷程，始終堅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對中共黨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是，由于當時黨尚處于幼年時期，沒能在實踐中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領導核心，沒有在思想上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科學理論，這是導致革命事業屢屢受挫、甚至面臨失敗的重要原因。研究總結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的歷史鏡鑒與教訓，對于我們深化對“兩個確立”決定性意義的認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
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但同時也認為杰出人物對社會歷史發展起著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政黨要真正成為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強核心，就必須堅持和維護黨的領袖權威。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指出：“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但領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要得到民眾的自覺擁護和真心服從必然是長期實踐探索的結果。誠如列寧在總結俄國革命實踐經驗時所言：“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
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原則決定了黨為實現有效集中，就必須形成領導核心。黨的“一大”成立中央局，其工作由陳獨秀直接決定，并使其博得了“大家長”的稱號。但這種看似集中統一的制度安排實際并不能獨立自主地決定中國革命中的重大問題，反而處處受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掣肘。中共“二大”確認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的“三大”后，蘇聯和共產國際進一步加強了對我國革命的介入和干預，除中共中央外，實際上還有三個領導中心，即在廣州的“國府顧問”鮑羅庭、在北京的作為蘇聯在華一切組織與機構領導者的加拉罕、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陳獨秀經常受制于上述三派力量，政策舉棋不定，威信受損。
中共“五大”上，陳獨秀繼續當選為總書記，然而其領導地位已經動搖，不久后便在鮑羅庭所主導的中共中央改組中離開了領導崗位。繼陳獨秀之后，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接續被推舉到領導崗位，但都在短時間內被撤銷領導職務；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進入中央政治局，會后實際上全面掌握了中央領導權。不久，隨著顧順章和向忠發的被捕叛變，中央機關幾近癱瘓，工作陷于停頓狀態。黨的領導人頻繁更換，黨的領導核心無從談起。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講:“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的艱辛探索充分說明，形成一個穩定成熟、有能力和威信的黨的領導核心是何其艱難，對于黨的事業又是何其重要！
二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而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這就要求黨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根據中國具體實際不斷豐富和發展它。但黨在成立后的一個時期，我們黨和許多黨員，因為理論上的準備不夠，特別是不能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因而走了不少不必要的彎路，對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影響。
陳獨秀盡管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進行了許多探索，但對中國國情、社會性質、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并不深入，因而提不出一套既獨立自主又切合中國實際的方針政策，而是唯共產國際指示和意見是從，諸如以城市為中心開展工人運動、對國民黨右派妥協退讓、放棄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等，由此導致的結果必然是脫離中國實際，不可能真正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此后的幾屆領導人，無論是提出“無間斷革命”理論，還是制定系列冒險計劃，無論是政治上提出“武裝保衛蘇聯”，還是軍事上“御敵于國門之外”、統戰上采取關門政策等等，都因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蘇聯的經驗神圣化，導致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嚴重脫離中國實際，給中國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甚至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
總之，由于對中國國情缺乏深刻認識，由于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理解，由于中央領導集體頻繁更替，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期間，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總是搖擺于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之間，并沒有形成一套能夠統一全黨思想認識、指導我國革命實踐的科學的理論體系。
三
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12年期間，黨尚屬幼年，在黨的領導核心確立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出現曲折、挫折、失誤有其必然性。一是缺乏兼備理論力量和實際經驗的領導者。核心領袖的形成需要條件，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要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斯大林也曾指出：“要始終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就必須一身兼備理論力量和無產階級運動的實際組織經驗。”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期間，黨的最高領導人都未兼具這兩個條件。陳獨秀本身就不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后來的幾屆領導人，有的雖然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學養，但缺乏必要的政治歷練和革命經驗；有的理想信念動搖、背叛革命；有的空有一身豪氣，但缺乏深厚的理論修養和廣闊的政治眼界，只會一味地采取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有的數月內由一名普通黨員上升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只會照搬照抄蘇聯的經驗，而且大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拉幫結派。所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黨的領導核心的形成。二是缺乏科學的制度體系規劃設計。盡管黨的第一個黨章早已明確指出“全國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本黨黨員皆須絕對服從之；本黨一切會議均取決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但同時又規定“委員長一人管理黨務及會議”，其余委員只起“協調”作用。可見，在這一時期，黨的正確組織路線還沒有形成，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尚缺乏健全的制度安排和周密的機制設計。雖然陳獨秀連續五屆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央工作達六年之久，但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一直處于更迭狀態，沒有形成穩定的領導集體。對錯誤路線的糾正也過分注重單純的組織處理，沒有從思想上弄清是非，致使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這些都嚴重影響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三是共產國際的不當介入與干預。黨建立初期，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黨缺少獨立自主的空間和能力。在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絕對主導的大背景下，黨的領導核心也好、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罷，都是無法實現的美好愿景。之所以遵義會議成為黨獨立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正確領導集體，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共與蘇聯和共產國際電訊聯絡的中斷所提供的客觀條件。四是理論脫離中國具體實際。黨在幼年時期，對中國革命的實際、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等問題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把握，沒有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是機械地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將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導致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盛行。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我們全黨成熟的標志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為中央領導，可以說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時，就成熟了。”
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12年的歷史，映照出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做出的“兩個確立”的決定所蘊含的深刻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證明黨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理論對于黨的事業發展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歷史告訴現在，歷史昭示未來。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和把握“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把“兩個確立”真正轉化為做到“兩個維護”的思想自覺、政治自覺、行動自覺，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作者為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王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