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愛好”害了郭山澤/漫畫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公權為民，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第一次明確把作風問題與公私問題聯系在了一起，同時，各級紀委加大了對違法違紀的查處力度。資料顯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國共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24521起，處理黨員干部30420人。中央紀委直接查辦、督辦、轉辦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共252件。今年2月11日，中央政法委通報了10起政法干警違法違紀典型案件。在這些案件中，有不少涉案官員是因不良“愛好”而“中槍”的。近日，檢察日報《廉政周刊》記者對此現象進行了調查采訪，發現在近幾年檢察機關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中，被不良愛好“擊倒”或間接“擊倒”的官員達總案件數的35%。不良“愛好”已經成為產生作風問題和腐敗的主要根源之一。
五花八門
“愛好”變身腐敗溫床
愛好是指一個人力求認識某種事物或從事某種活動的心理傾向。良好的興趣愛好，能反映出一個人的品德修養與思想境界，只要嗜之有度，好之有道，都可以從中找到樂趣，還能帶動一個部門或一個單位形成風清氣正的良好文化氛圍。反之，不良愛好不但會使個人走上邪路，還會禍國殃民，危害社會。
據相關報道，江蘇省吳縣市漁政管理站陽澄湖分站原站長李永元“愛錢”，侵吞國家資產300萬元。李永元平時生活十分儉樸，早晨一碗泡飯和醬菜，一年四季穿制服。但他的最大樂趣是沒事翻存折，看著阿拉伯數字不斷遞增，心情愉悅。
陜西省安監局原局長楊達才視察車禍現場微笑的照片引發網友搜索，他被網友“搜”出了各種名表，被稱為“表哥”，后查出名表至少83塊。許多貪官有標榜個人品位、身份、時尚的“愛好”:重慶市沙坪壩區征地辦公室原干部丁萌，對國際頂尖名牌的皮鞋、衣服等奢侈品有著強烈的“愛好”，檢察官從其家中搜出的國際頂級名牌皮鞋就有200多雙，衣服100多件。這些價值不菲的奢侈品花費，都來自他損公肥私的征地拆遷工作。
另外，貪官們的“愛好”形形色色，他們運用手中權力把“愛好”演繹到令人咂舌的程度:重慶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宗海愛賭，在境外公款豪賭，揮金如土;廣東省開平市原市委書記趙瑞彰愛好洋酒，吃飯應酬必喝洋酒，人送外號“趙六斤”;江蘇省水文地質海洋地質勘查院淮陰分院原會計張家省像吸毒一樣迷上買彩票，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377.8萬元用于購買中國體育、福利彩票進行營利活動;河南省鄭州市仲裁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張書銘染上了賭博的惡習，為了滿足賭癮，維持賭桌上的資金，利用手中的權力挪用公款;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愛好”購房，房屋價值或房屋變現款、購房款的金額達2289.2萬元人民幣，占楊漢中全部受賄總額的56.7%，21處房屋遍布內蒙古、北京、山東、廣東、海南5個省份的6個城市。
“現在，社會上一些人為了借助權力謀私利，善于揣摩領導的個人愛好，以領導的興趣愛好為突破口。”內蒙古自治區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處副處長王冬梅認為。
她告訴記者，領導干部有個人興趣愛好是人之常情，適當培養點個人愛好，可以涵養身心。但是，愛好也要分出“公”與“私”，就是“君子愛物應取之有道”，不能將“私人愛好”與“公權力”混淆在一起。另外，用“愛好”方式的進行權錢交易更具迷惑性，更為隱蔽、更不易被察覺，一旦掌權者思想上放松，底線失守，讓自己的興趣愛好卷入公務活動，就會觸犯紀律與法律。王冬梅建議，對于形形色色的“愛好”犯罪形式，應盡快研究對策，加強依法監督，及時發現貪腐行為的端倪，讓這些在“愛好”偽裝下的以公謀私、權錢交易違法違紀現象無法藏匿。
喬裝打扮
“愛好”掩蓋權錢交易
“不怕貪官不上套，就怕他們沒愛好。”不少官員的“愛好”成為行賄者攻擊的死穴。從玉石到瓷器，從字畫到古董，各類珍奇古玩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貪腐官員的受賄清單里。從一些案件中發現，貪官們愛好的往往并非是藝術品本身，而是看中在“愛好”的高雅外衣下，受賄途徑更加隱蔽安全。
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就深知“好的玉石玉器絕對是高消費、奢侈品”，“遠比其他錢財更安全，也更有價值和意義”。他對玉石的愛好可謂癡迷，脖子上常戴著一個玉石掛件，這種看似正常的“愛好”，卻成為倪發科受賄的隱秘通道。他多次以把玩、鑒賞、收藏為由，收受企業老板“雅贈”的名貴玉石、名家字畫，之后，他屢次違規為行賄企業主打招呼、跑項目，挪用國家保障房用地指標，幫助低價購買探礦權等。
一些名家字畫，也成為很多腐敗官員的共同“愛好”: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收受字畫、玉石等物品近200件，價值1300余萬元。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肖作新夫婦經濟犯罪大案終審宣判，其收受的賄賂物包括金佛、青銅鼎、象牙扇等。杭州原副市長許邁永，辦案人員在其家中發現大量金玉字畫，包括多種玉器、雞血石和齊白石等名家字畫，堪稱一個小型文化博物館。浙江海寧一名商人用價值17萬元的字畫古董，從原副市長馬繼國那里換來了175萬元的土地出讓金減免。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愛好”壽山石(田黃)，凡來求官辦事者，只要送上壽山石即可如愿以償。其中四塊壽山石，每塊價值都在200萬元之上。
行賄人與受賄官員還熱衷于“雅賄”。浙江省臨海市文化廣電出版局原局長周華清受賄財物金額共計35萬余元，其中收受的蘭花就價值20萬元。稀有名貴的蘭花一苗就幾萬、幾十萬元，于是，一些想找他幫忙辦事的人，就借著以蘭會友的名義，將購買的昂貴蘭花送給周華清。他在懺悔書里寫道:“正是自己養蘭、愛蘭，讓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乘，最終被蘭花俘虜。”
江蘇省無錫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樂平分析認為，利用“愛好”容易拉近行賄者與受賄者的距離，行賄手段相對簡單隱蔽，也是“雅賄”現象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愛好”本身并沒有錯，關鍵是我們相關官員要把持住自己的欲望。從一些案例可以看出，當官員用手中的“公”權力去換取個人“私”欲滿足時，看似是條“捷徑”，實則暗藏禍患。如果不加節制，“愛好”就成為別有用心之人攻擊的軟肋和命門，最終必將釀成人生悲劇。
魚龍混雜
“愛好”催生利益黑鏈愛好，自古有之。而古人把不良
的習慣和嗜好叫作“禍媒”，所謂“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古玩字畫的需求不斷膨脹，藝術品投資熱潮逐漸升溫。同時，我國腐敗現象進入高發期，封建腐朽思想隨之沉渣泛起。“近年購買古玩、名家字畫送禮越來越多。一方面，這種送禮方式規避了金錢交易的風險，另一方面，藝術品有著較大的升值空間。”長期在北京從事字畫生意的李先生告訴記者。李先生向記者透露，現在收藏的主要人群一是老板，二是領導。
在北京琉璃廠，多家商店經營藝術“送禮”一條龍服務。記者了解到，這些人能以真當假，可以借仿品的名義用真品送禮，過段時間他們負責上門收購，這樣一來，收禮者心安理得，送禮者目的達到。另外他們還可以讓藝術品“合理”變現。首先將贗品通過不合法的鑒定渠道鑒定為真品后，送予受賄者。然后，行賄者再以受賄者名義將該贗品交給拍賣公司拍賣。行賄者指定一競買人，競買人舉牌高價競買。如此，受賄者以隱秘方式獲得錢款。二是受賄者將得到的贗品存放在某經銷商處，受賄者直接或間接地告知自己有收藏雅好，同時指定特定的經銷商，行賄者又從該經銷商處高價買得贗品送予受賄者。
除了贗品被作為洗錢工具外，行賄者也將真品、真跡放置特定經銷商處，以贗品價格銷售給受賄者。另外，借助拍賣會進行圍標，讓競買人在事前安插好，將真品、真跡以超低價格起拍，受賄者或其代理人經過象征性幾輪舉牌后，最終以絕對低廉的價格拿下該拍賣品。
一位曾經偵辦過此類案件的檢察官分析認為，上述“貓膩”給案件偵查平添了許多障礙。很多經銷商在售賣收藏品時是不會開具發票、收據等證明文件的，如此，一旦查獲貪官受賄物品為贗品時，無法證明其中的受賄環節，若按贗品定罪，則有輕縱之嫌。
不少藝術界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紛紛呼吁，要求有關部門加強對藝術市場的管理，必要時要出臺相關法律，打擊不法藝術品買賣，切斷利用“愛好”進行行賄、受賄的黑色利益鏈。
守住底線
讓“愛好”真正成為愛好
“以‘愛好’為由頭的新賄賂形式，因收受行為更為隱蔽，在認定上存在取證、估值等較大難度，目前相關紀律條例和法律條文對這一新賄賂方式還缺乏詳細統一的規范，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李樂平告訴記者。
他認為，刑法中雖然對受賄罪進行了概念上的規定，對受賄物都是用“財物”進行表述，但沒有對具體的受賄內容進行列舉，而在司法解釋中，有對房屋、汽車、干股、證券等方面的規定，但并無對古玩字畫等藝術品的明確規定。因此，在認定受賄罪行時也存在著困難。另外，藝術品在不同時期的價值也是不同的。比如有的人送給受賄人的名人字畫可能當時價格很低，但過幾年價格就飆升了，如翡翠這十年就漲了近百倍。而且在具體估值中，是按照收受賄物時的價格算還是按照查處時的市場價格算，這也難以界定。
安徽省檢察院參與辦理相關案件的檢察官表示，由于文玩藝術品真偽混雜，價格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往往難以確定價格。有時在起訴時只表述為收到玉石、字畫多少件，但往往很難折算成受賄金額。
針對取證難，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建議，引入專業的第三方中介機構進行鑒定評估也是一種辦法。“藝術品不像黃金、現金等市場價格容易確定，且目前鑒定市場也比較混亂，鑒定這些賄賂物也占據了司法人員的時間和精力，急需有相對專業資格的第三方機構進行鑒定和評估，相關部門據此依規進行受賄事實和罪行的認定。”
對于如何預防和根治“愛好”式腐敗，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認為，是一些官員利用制度建設的缺陷，故意混淆“正常愛好”與“收受賄賂”的界線。“現有規定在很多地方執行得不嚴格，本身也比較模糊，如缺少價值限額。”林喆介紹，世界上多個國家有專門的立法規定，如美國公務員每年接受的禮物價值不能超過50美元，意大利的規定折合約30美元，如有違背將受到嚴厲查處，觸及法律的交由法庭審理。“而我國刑法規定的受賄立案標準是5000元，相比之下過于寬泛。”
李樂平還建議，要有效引入外部監督，通過法律制度的強約束，把官員的愛好控制在自己實際能力之內。與此同時，還應當采取管好官員8小時之外的“生活圈”、在財產申報時專門增加收藏品項目等監管措施，使官員不敢染指超越自己實際能力的“愛好”。另外，有關部門應充分利用各種教育活動，加強相關部門黨員干部思想建設，把“公”字作為作風建設和預防腐敗的“總開關”。坦蕩做人、謹慎用權，把“公”作為基本的職業操守，不能以權謀私，更不能假公濟私。只有“公”字在心，才能在私利面前把牢自己，守住底線和紅線。（徐伯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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