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信息]
書名：歲月滄桑
著者：錢理群
定價：49.00元
ISBN ：978-7-5473-0912-4
出版日期：2016年7月第1版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6年7月
[著者簡介]
錢理群，當代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資深教授。l939年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他以對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的深刻探索，特別是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察，對20世紀中國經驗和中國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受到了海內外的高度重視。主要著作有《心靈的探尋》、《周作人論》、《周作人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豐富的痛苦》、《大小舞臺之間》、《1948：天地玄黃》、《學魂重鑄》、《話說周氏兄弟》、《與魯迅相遇》、《語文教育門外談》、《生命的沉湖》、《我的精神自傳》、《活著的理由》、《夢話錄》、《我的家庭回憶錄》、《二十六篇——和青年朋友談心》等。錢先生的著作深度讀者歡迎，有些是發行數十萬冊的暢銷書，他主編的《新語文讀本》發行量數百萬套。錢先生還是北京大學學生評出的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名列首位），也是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最受關注的人文學者之一。
[內容簡介]
本書系著名學者錢理群教授沉思十年之作，也是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終卷。作者選擇沈從文、梁漱溟、趙樹理、廢名、王瑤、郭小川、邵燕祥等重要、典型的作家、學者在1949年至1970年代這一時期的生命歷程為觀照對象，通過大量的新材料，深入他們在時代的大轉型大變動中的投入、挫折、碰撞、困惑和堅守，透視其個人性格、理想與時代、社會之間的交流激蕩，重現了那個年月的社會風云，個人命運遭際、幽隱，以及精神的尷尬與波瀾，檢討了歷史經驗得失及其包含的啟示。
[編輯推薦]
1. 錢理群教授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他數十年專注于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命運史的研究，關注當代中國社會的改革和人的進步，在廣大青年中，在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本書系錢先生“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之終卷，將當代知識人命運的抒寫推到一個極其高遠又極其細密的境界。當代中國社會種種復雜的思潮和運動、個人的努力與挫折、時代的詭譎與變幻，都成為一個個具體人生的波瀾，令人低徊感慨。
2. 本書系錢理群先生沉潛十年之作。“這十年主要就是寫這本書”。作者為此調研了大量的各類文獻材料，包括當事人的作品全集、口述回憶資料、相關機構檔案文件、海內外相關研究成果等，大量新的發現帶來大量的新的思考和認識。
3. 本書在學術上具有重大的創獲和突破。書中研究的沈從文、梁漱溟、趙樹理、廢名、王瑤、郭小川、邵燕祥等作家、學者，在中國現當代上都是極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且自身也是非常富有魅力的人物，經由本書，讀者將發現一個個全新的立體的更真實的沈從文、梁漱溟們，發現他們真實的思想、關心、尷尬、曲折和堅守，他們的大，他們的小，充分感悟其人生命運的波瀾起伏與歷史的詼詭。
4. 錢理群教授的語言文字一向充滿智慧和激情，在明白透徹的思辨之中，注重講述歷史與人生的細節，探照心靈深處的波瀾，體貼入微，又引人入勝，讀來讓人欲罷不能，如同享受思想、智慧和知識的盛宴。
[專家、媒體、讀者推薦]
（錢理群））喜歡抓大問題，喜歡考察“道路”的選擇，他把知識者特別是文人的“精神歷程”看的尤為重要，往往就當作是時代潮動的標志。他擅長做“精神研究”，辦法就是找幾個作家作為個案，挖掘其精神變化，由此勾勒時代變化……老錢自然不屬于循規蹈矩的學者，他有持續的強烈的使命感，有廣大的現實關懷，又總是很叛逆，對于……流俗的東西有本能的反感，對于民間的處境卻格外同情……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很可愛又可貴。
——溫儒敏，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人教版中學語文教材總主編
錢理群認為文學史研究的基本任務是揭示隱藏在大量的文學現象背后的人的生存境遇、體驗和困惑，以顯示一個歷史時代的生命的涌動軌跡，因而，他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抓典型文學現象，并形成了這樣的研究路線：尋找在某作家或某一時代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文學意象，然后對這一典型文學意象進行哲學、心理學、歷史學、美學等多層次的發掘，最后揭示它所包孕的那個時代的精神文化內涵。同時，由于錢理群強調把握歷史進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學發展的偶然性、個體性和多種可能性，他也就十分重視契入歷史本體深處，去鉤沉那些鮮活的歷史細節和文學現象。他強調文學史家對于具體、生動的歷史細節和現象及其背后的普通象征意義應保持濃厚的興趣和職業的敏感。而捕捉典型文學意象和歷史細節，目的是突出文學史敘述的現場感，烘托特定情境下的歷史氛圍，于是便形成了具有錢理群個人風格的文學史文體——報告文學體。
——《讀書》雜志
錢理群先生是令人為難的。他難倒了很多人，官員、學者、同事、朋友，年輕的學子或世故的知識者們，他令人為難的地方似乎不在于思想觀念上的清晰、糊涂或復雜，而更在于他的姿態。……錢先生的事業……穿越了階層，而在弱勢群體和下層民眾：青年學生、中小學教師那里獲得了贊譽。正是在這些小知識階層為主體的民間文化領域，錢先生成了一個象征：他是魯迅精神的繼承者，是上世紀80年代啟蒙運動以來不多的幸存者。
——《新京報》
我現在時常提醒自己，在分析文學史時應該適當地抽離出感情，這樣才能看清它背后的絲絲縷縷，看清了，才能真正明白。錢理群很能拿捏這個尺度，既不冷漠，又并不過于熱切。
——讀者
[目錄]
1.“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2.1949-1980：沈從文的堅守
1949年初，當經過1948年的大決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敗局已定，世人或滿懷期待和喜悅，或充滿疑慮以至疑懼，準備面對新中國的誕生的時候，文壇上爆出一個自殺事件：3月28日，在三、四十年代擁有廣泛影響的作家沈從文用剃刀劃破了頸部及兩腕的脈管，又喝了一些煤油，試圖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在當時即引起強烈的反響，以后就成為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個“謎”。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提出了一個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選擇問題。
3.1949：廢名“上書”
1949年4月1 日，廢名寫完《一個中國人民讀了新民主主義論后歡喜的話》，在文前鄭重寫上“獻給中國共產黨”幾個字，托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董必武轉呈最高當局，因其在武漢讀中學時董在當地任教，與之相熟。是為“廢名上書”，是建國伊始，知識分子與新的執政者——中國共產黨和新政權關系之中，一個并未引起注意（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后的歷史敘述）的“事件”。
4.1951-1970：趙樹理的處境、心境與選擇
趙樹理感到不安的是，“廣大人民不了解內情，從某一階段上的社會關系上，把我和有些人（指當時批判的重點，也是趙樹理一直格格不入的所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擺也擺在一起，掃也掃在一起”，他因此期待未來的歷史評價——
5.1952-1969：讀王瑤“檢討書”
在檢討里，王瑤一再說自己“很高傲”，“有嚴重的看不起群眾的毛病”，“我很驕傲”，“我很自高自大”，“夸夸其談”，“狂妄”，等等，“自高自大”一語就先后用了四次；其次，就是不厭其煩地承認自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追求個人名利的寫文章上”，“我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一切都從個人出發”。最后總結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也是歸結為“自私自利”與“自高自大”兩條。
6.1953-1974年間的梁漱溟
梁漱溟與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不可忽視的歷史人物，都出生于1893年。人們不免要談及這兩位同齡人的關系。最讓人津津樂道的，自然是1953年梁漱溟的當面頂撞，文革期間1974年梁漱溟對毛澤東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公開質疑。對此，研究者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為這是1949年以后，“僅此一例”，足見梁漱溟之風骨。這樣的評價梁漱溟是當之無愧的。但人們卻往往忽略、或者不愿正視另外兩個事實：一是直到晚年（1983年）在談到1953年和毛澤東的沖突時，梁漱溟還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說話不講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害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與事實不大符合，我的言語也是與事實有很大的不符合之處的，這些在爭吵時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的------”
7.1957-1959：郭小川的命運起伏
這樣的革命想象、延安經驗，在1949年以后，就成了郭小川思考現實的精神資源。特別是他調到作家協會以后，越來越深地陷入了官僚機構的泥潭，陷入階級斗爭、路線斗爭旗號下的復雜的派系斗爭的泥潭，他更是無時不刻地懷念延安等根據地，特別是部隊里人與人之間相對簡單、純潔、真誠的關系。
8.邵燕祥：一個知識分子的死與生
二十四年后，邵燕祥收到了當年被批判對象L君的來信，說就是邵燕祥在批判會上的第一個揭發，使得他“右肋挨了重重的幾下”，并且從此不得翻身，1962年被謫放到最貧困的地區，過著勞動改造的生活，還蹲過監獄。信中他指責邵燕祥在關鍵時刻沒有“守住真理”而“多走了一步”，而因此“換來了從（右派）行列里第一個站了出來，坐上大車走了”。
9.后記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終于完稿，送到讀者手中，我特別欣慰，并有如釋重負之感。從1996年寫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黃》，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傳》，第二部《歲月滄桑》又于2015年的此刻收筆，前后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間，外部世界相當喧鬧，中國與全球都發生了不少預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與學術，卻逐漸沉潛下來，沉到歷史與現實的深處，自我心靈的深處，寫出了我最想寫的東西。
我多次說過，我的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自救自贖的性質，“所有的學術探討，對外部世界歷史與現實的追問，都最后歸結為自我內心的逼問，對于自我存在的歷史性分析和本體性追問：我是誰？我何以存在與言說？”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終于走上學者之路的時候，我最想追問的，也就是構成了從事學術研究的內在動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是怎樣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樣子，墜入了怎樣的精神深淵？我該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得像個樣子？我到哪里去尋找精神資源？我知道，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問題，而且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1949年以后知識分子的問題。要真正認清楚自己，就必須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作一番清理和總結。因此，在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時，我自己最為傾心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這才是屬于我的研究領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從一開始，無論是研究魯迅，周作人，研究曹禺，還是研究“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都是在探討他們的精神發展史，試圖從中尋找精神資源，總結歷史教訓。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系列研究設想”。預計寫七本書：“一，以二十年代：大學院里的知識分子——以北京為中心；二，三十年代：文學市場中的知識分子——以上海為中心；三，戰爭流亡中的知識分子——以西南聯大、魯藝（抗大）為中心；四，一個特殊的年代（1948年）歷史轉折中的知識分子——從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轉移；五，五、六十年代：國家體制下的知識分子；六，70年代：‘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時代的知識分子；七，八九十年代“處于歷史交匯點的知識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無序狀態。”
這個計劃顯然過于龐大，也過于完整了，具體操作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就需要作一些調整。最后，就決定將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國歷史時期，即書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這自然與我的“共和國情結”直接相關。可以說“當代中國”才是我真正興趣所在。歷史的研究也是指向當代的，我的魯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魯迅資源轉化為當代思想文化教育資源，充當聯接“魯迅”與“當代中國”的橋梁。研究當代知識分子精神史也更能體現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圖。
于是，就有了“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寫作。這同時是我的“共和國歷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此書一出，我的共和國研究也就基本畫上句號了。
這三部曲是自有一個“起承轉合”的結構的。《1948：天地玄黃》，寫共和國建立前玄黃未定之時，知識分子對新中國的想象與選擇，是其“起”，未來中國的許多基本命題（觀念，體制，心理，話語方式等等），都已孕育其中。《歲月滄桑》寫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個“承轉”即展開的過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識分子的“改造”與“堅守”。而以《我的精神自傳》作“合”，則是煞費苦心的。不僅有操作層面的考慮：要寫后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會涉及許多還健在的知識分子，不如就寫自己；更有更內在的原因：其實，我在講知識分子的故事時，自己已經隱含其間：我是以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的感受、生命體驗去觀察、描寫的，就需要最后現身，用自己在陷入“絕地”以后的反省，反思，來為整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作一個“總合”，即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便“守望”住知識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書中所提出的六大問題：“知識分子自我獨立性與主體性問題”，“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關系問題”，“關于啟蒙主義的反思”、“關于理想主義的反思”，“關于思想與行動關系問題”，“自然人性論與個人主義問題”，這都是我從知識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煉出的知識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題，這里既有我們當年落入改造深淵的陷阱，更有歷經滄桑又必須堅守的東西。這背后可能還有相當大的理論提升的空間。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點以后再去見上帝”。同時，也是我最想留給年輕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結晶：我們只能“守望”，而他們更應該有新的開拓。這就是我近年不斷說的話：“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將我的祝福送給年青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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