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日戰爭正處于戰略相持階段，南洋僑領陳嘉庚輾轉來到延安訪問，他見到那里讀書、學習蔚然成風，聯想到自己在國統區重慶所看到的一派燈紅酒綠，遂感嘆“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陳嘉庚的感嘆，揭示了一個深刻的規律：重視學習、善于學習，是我們黨引以為豪的優秀傳統和彌足寶貴的歷史經驗。什么時候重視學習、善于學習，什么時候黨的事業就興旺發達；反之，就容易遭受挫折。習近平同志在多個場合都反復強調讀書、學習的重要意義。在中央黨校2009年春季學期第二批進修班暨專題研討班開學典禮上，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真正把讀書學習當成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責任、一種精神追求，自覺做到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積極推動學習型政黨、學習型社會建設。此后，“開展全民閱讀活動”被寫進黨的十八大報告，“倡導全民閱讀，建設書香社會”兩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出，讀書、學習正在成為這個時代最顯著、最重要的社會風氣。
毛澤東同志是我黨歷史上愛讀書、會讀書，并且善于把讀書、薦書作為一種有效工作方法的領導人，他對于讀書、學習的見解可以帶給我們諸多啟發。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同志逝世39周年紀念日，我們特約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撰文，與讀者分享毛澤東關于讀書、學習的思考。
——編 者
（一）讀書要為天下奇
毛澤東早年常說：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創奇事。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毛澤東風云一生，書劍雙修。所謂“劍”者，不單指軍事，還包括對書本的運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實踐的力量。讀書既然是為了磨劍、亮劍，以“創奇事”，當然就不能漫無邊際地閱讀，那樣反倒會稀釋思想和實踐之“劍”的力度。因此，人們總是希望讀好書，讀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領的“奇書”。這樣一來，何為奇書，怎樣擇書之事，便冒了出來。
毛澤東是22歲那年遭遇這個問題的。作為師范生，他當時潛心古籍，但汗牛充棟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讀不完。于是，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一封信中開列了77種經、史、子、集書目，直言：“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這是目前知道的毛澤東第一個擇書而讀的舉動。可惜的是，這封信里所開列的77種典籍書目沒有留存下來。事實上，毛澤東早年擇讀的書目大多都沒有保存下來，這是毛澤東研究的一件憾事。
毛澤東在投身革命去奮力“創奇事”后，便把讀書、擇書、薦書當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據他留下的文字或當事人的一些記載，可歸納出他閱讀、推薦和編擬的27個書目（名單附后）。這27個書目，少則3種，多則100種以上，涉及上千種書。這當然遠非毛澤東一生閱讀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書達9萬多冊，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他的需要陸續配置的。還有，他當學生時記的《講堂錄》所載老師講授或要求課余閱讀的，1957年一次性索要的十幾種注釋和研究《老子》的書籍，1959年前后為糾正“大躍進”失誤在不少會議上反復推薦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籍，晚年從200多種各類笑話集中選擇的幾十種，等等，都是可以通過考證整理出書目來的，這里均未計入他的擇書之舉。當然，列入這27個書目的，也不能說他都詳細讀過或讀完了，但大部分畢竟是他選擇出來的，對于有“奇書”之效的經典，還詳加批注。專做學問的人，一生讀千種書，也屬不易，何況毛澤東的主要精力還在革命和建設實踐呢？
最可“奇”者，不在擇讀之量，而在擇讀的內容和效果。毛澤東的擇讀，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學、馬列和文史。但那些與他的實踐活動關系不大的書籍，他同樣也多有閱讀。他同來訪的法國政治家討論拉普拉斯《宇宙體系論》同康德星云學說的關系，連對方也感到陌生。1958年，他要求領導干部們讀一讀蘇聯威廉斯寫的《土壤學》，說“從那里面可以弄清楚農作物為什么會增長”。他提出增進農作物產量的“農業八字憲法”，與閱讀此書明顯有關。所謂用書之“奇”，由此可窺一斑。
（二）實踐為讀書之旨歸
擇書而讀的動力，不外兩端：實踐倒逼和興趣所致。一個是由行而思的激發，一個是由內而外的延伸。與毛澤東有關的27個書目，比較具體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時期自己閱讀和希望人們閱讀的重點，每個重點都折射出他當時集中處理的現實要務或特別感興趣的問題。
1920年，毛澤東在上海同準備建黨的陳獨秀建立聯系后，回長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股份制書店。賣書他也是有選擇的，從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寫了三個售書目錄，申明所列均是“書之重要者”或“比較重要的”，擇書而賣之意盡在其中。
列入這三個書目的，多屬譯介的“西學”。大致分兩類：一是西方哲學、政治、科技等；二是馬列主義和介紹蘇俄情況的。這些書在三個書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見毛澤東擇書是有思想傾向的，這個傾向，折射出當時先進分子的思想風景。
毛澤東由開列閱讀書目切入的政治實踐，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和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推動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編書。他親擬編纂計劃和具體書目，編了《國民運動叢書》和《農民問題叢刊》兩個系列。前者涉及國際政治經濟、世界革命運動、國民黨思想及其策略、蘇俄研究、國內政治經濟5個方面的內容。后者計劃出版52種，實際出了26種，有《列寧與農民》《中國農民問題研究》《土地與農民》等。
從賣書到編書，共同之處是都要先讀書、擇書，不同之處是從被動的擇書到主動的擇書，從泛泛的思想傳播到有針對性的政治宣傳，從推動思想變化到推動實踐變革。毛澤東主持編輯這兩套書，不是為了給書齋里的人群看，而是為動員和教育革命前線的人們，因此不能搞長篇大論。他很了解讀者習慣和宣傳規律，提出每本書不能超過1.2萬字。對一些書應該怎么編纂，要求也很具體。比如，他列了一本《將來之國際大戰》，特別注明：“此為各帝國主義國家武力與蘇俄武力之比較及新式戰備之研究，取材于俄國軍事委員長福龍斯（伏龍芝）之論文。”還有一本《婦女運動解放小史》，他又注明，這本書以德國共產黨人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為藍本。看來，他當時的閱讀很方便，且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平臺來宣傳共產黨人的主張。
如果說毛澤東的閱讀生涯有過苦惱的話，那就是上井岡山后的一段時間里無“奇”書可讀。這種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澤東在漳州一所中學圖書館里挑選出幾擔書運回蘇區，其中有列寧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讀這些書，使毛澤東在風云路上的眾聲喧嘩中，涵養著內功和識見，逐步實現思想升華。1933年，他將《兩種策略》送給彭德懷，附信說：“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就不會犯錯誤。” 不久又向彭推薦《“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毛澤東說這些話，正是他遭受打擊，靠邊賦閑，心里苦楚無人領會的時候。他的實踐創新不被看重，還被戴上了“狹隘經驗論”的帽子，被說成“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與蘇聯留學回來的一些年輕革命家相比，毛澤東當時的馬列理論水平確實有待提高，對蘇聯黨內的理論紛爭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氣的毛澤東，是帶著《國家與革命》和《反杜林論》上路長征的，不少同行者后來都談到他在擔架上讀這兩本書的事情。
（三）讀書推動身份跨越
到了陜北，毛澤東迎來了閱讀黃金期。他不斷寫信給國統區的同志，要他們購書帶回陜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澤東同時收到兩批書，一批來自上海，是魯迅病中托馮雪峰轉送的；一批來自北平，是一個叫王林的人托人購買帶到陜北的。1965年，毛澤東還在一次談話中說：“最困難的時候，王林同志給我帶來了好些書。”記憶如此之深，可見那時尋書何等急切，真個是如旱望雨。
當時毛澤東擇讀的重點是軍事與哲學。他后來回憶，“到陜北，我看了八本軍事書”“還看了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幾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書等等”“看了克勞塞維茨的，還看了日本的《戰斗綱要》，看了劉伯承同志譯的《聯合兵種》”。1937年10月22日給劉鼎的信中，毛澤東提出：“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準選買若干。”初到陜北，集中閱讀軍事書籍，不僅因為制定軍事戰略是全面抗戰爆發前后的第一要務，更在于他下決心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
毛澤東當時擇讀并寫有大量批語的哲學書籍，保存下來的有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米丁等人《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艾思奇編的《哲學選輯》，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等7種。寫在《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上的批語就有1.2萬字左右，最長的一條有1200字。《哲學選輯》他連讀3遍，分別用黑鉛筆、毛筆和紅藍鉛筆作了批畫。批語主要有三類：原著內容提要，對原著觀點的評論發揮，結合中國實際發的議論。
事實上，毛澤東當時批注的哲學書，遠不止7種。為什么如此集中讀哲學？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談話時徑直道出原因：“抗日戰爭有許多新情況、新問題要研究，沒有理論武器不行。”毛澤東發憤研究哲學，根本上還想為總結土地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因為只有掌握理論工具，占領思想制高點，才能揭示飽讀馬列的教條主義者為何屢犯“左”傾錯誤。他讀《哲學選輯》寫的批語中，道出一個刻骨銘心的結論：“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那么，什么樣的思想方法才對頭呢？大道至簡，毛澤東把他讀哲學所得，概括為八個字：實事求是，對立統一。
作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澤東追求的是掌握“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他擇讀軍事和哲學，并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進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寫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有對土地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有對抗日戰爭規律的揭示，有對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標舉，有對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析和闡述，接連不斷地向黨內吹來與教條主義迥然相異的思想新風。
中國共產黨對領袖的選擇，比較注重理論。隨著一套新的理論話語逐漸為全黨接受，毛澤東也完成了身份跨越：從1935年10月長征到達陜北時的軍事領袖，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成為政治領袖，再到1941年開始成為思想領袖。對此，教育家、革命家吳玉章在回憶錄里說：“《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贊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這種認同與擁戴，“與一般的組織安排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感受，在當時的黨內高層也比較普遍。陳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后，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時1943年11月4日寫的整風筆記也講，他過去只覺得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讀了《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認識到毛澤東的一貫正確是由于堅定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可見，結合實際的擇讀和理論創新，在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胡適曾想弄明白毛澤東為何能帶領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功，他找來毛澤東論著閱讀后，于1951年5月31日給蔣介石的信中說：“盼我公多讀一點近年中共出版的書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于紅軍‘長征’之后，最可看出毛澤東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紅軍的戰略。”這最后一句，多少道出毛澤東“讀奇書、創奇事”的文化風景。
（四）薦書是種領導方式
毛澤東1939年說過一段話：“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所謂“進貨”，就是讀書。從延安整風開始，向黨內領導干部薦書，是毛澤東習慣的領導方法。在27個書目中，從1941年起，有11個書目是在不同時期為解決本領恐慌、適應新形勢、糾正不良傾向、統一黨內認識，推薦給黨內同志閱讀的。
延安時期，毛澤東推薦了4批書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及黨的一些現實文件。他還從《魯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雜志社問》，列入整風學習的文件中，以期改變黨內文風。為澄清黨史的一些是非，又閱讀大量文獻，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稱之為“黨書”，要求參加整風的高級干部認真閱讀。
從1945年黨的七大開始，毛澤東先后四次向黨內干部推薦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薦《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5本，是為迎接抗戰勝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馬列主義的基礎。在1949年七屆二中全會上推薦12本，特意增加《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和蘇聯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等，用意很明顯：共產黨人不應該只是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還應該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為此要學習新的本領。1963年，毛澤東又推薦30本，大概與他當時想讓全黨深入總結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有關。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澤東薦書有時也是為推動某個領域的具體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為初稿出來后便于中央領導層討論，開列了一個中外憲法書目，要求閱讀。這是中央領導層第一次大規模研讀各國憲法，同時也說明，“五四憲法”并非憑空產生。當然，毛澤東薦書未必總與實際工作直接相關。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從古代詩詞中挑出65首作品，編成兩個小冊子發給與會者。有人不解，毛澤東解釋：“我們中央工作會議，不要一開會就說匯報，就說糧食產量怎么樣，要務點虛，要務虛和務實結合”“要拿一點時間來談談哲學，談談文學，為什么不行呢？”看來，其意在使會議氣氛活潑一些，思路開闊一些，思想解放一些。
27個書目中，寄送給遠在蘇聯的毛岸英、毛岸青的21種書，很有意思。除了當時一些中學國文和歷史教材外，其余16種都是《精忠岳飛傳》這類章回體小說。想來，是希望自小生活在異國的兩個孩子多了解中華文化。向個人薦書，毛澤東的針對性總是很具體。他讓許世友讀《紅樓夢》，是想這位將軍增加點“文氣”；他讓江青讀李固的《遺黃瓊書》，是告訴她“人貴有自知之明”；他讓王洪文讀《后漢書·劉盆子傳》，則是提醒，憑資歷、能力，你做黨的副主席還不夠格，若不學習長進，早晚要像劉盆子一樣倒臺。這些推薦，透露出或期待或隱憂諸般人事心曲。
（五）落花時節讀華章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開列的要帶走的書目，反映了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的自讀風景。這個書目中，直接寫出書名的有19種馬列書，17種中國古代文史書，20多種古今中外哲學和政治經濟學書。只列作者的有王夫之、黑格爾、費爾巴哈、歐文、傅立葉、圣西門、楊獻珍，以及“從古典經濟學家到庸俗經濟學家的一些主要著作”。這份書單還列有“《邏輯學論文選集》（科學院編輯），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學（嚴譯叢書本）”。愛哲學的人涉獵邏輯學是很自然的事，但毛澤東卻是近乎癡迷地閱讀邏輯學書。他晚年閱讀和收藏的邏輯學書，達86種之多。
毛澤東晚年的擇讀，還表現在對中國文史的偏好上。僅《紅樓夢》便閱讀和收藏了20種不同版本的線裝書。閱讀經典在于反復揣摩，毛澤東反復閱讀《紅樓夢》，讀《資治通鑒》達17遍。他還講，自己讀《共產黨宣言》至少100遍。
晚年隨著視力減退，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印了不少大字線裝書。據不完全統計，從1972年讀《魯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讀《容齋隨筆》止，他閱讀過、有的還作過圈畫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線裝中外書籍達128種。這還不包括他專門讓人校點注釋并按他的提示寫出內容提要的86篇古代文史作品。這些閱讀思接千載，神游八荒，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表達對現實問題的看法（讀《拿破侖傳》分析蘇聯在上世紀70年代初的國際戰略）；或在與古人的精神對話中，排遣揮之不去的憂患心情（讀庾信《枯樹賦》多次流淚）。具有歷史感和文學感的政治家，常常是一位有文化智慧和人性溫度的政治家。
毛澤東年輕時寫詩明志：“管卻自家身與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閱讀使他做到了這一點。閱讀的佳境是由內向外的延伸：通過閱讀，積累和營造“胸中日月”，延伸為通過實踐，積累和創造“人間天地”。這是一個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過程。27個書目，雖只是毛澤東一生攀援書山在一些景點的駐足痕跡，卻可以從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間天地”相互影響的精神伏線。他的閱讀，同他的轟轟烈烈的革命和建設實踐，就這樣相融在了一起。（陳 晉）
附：27個書目名單
1920年10月寫的文化書社銷售的重要書目（19種）；
1920年11月寫的文化書社重要書目廣告（62種）；
1921年4月寫的文化書社銷售的重要書目（47種）；
1926年主持編寫的《國民運動叢書》書目（60種）；
1926年主持編寫的《農民問題叢刊》書目（26種）；
1936年至1938年閱讀的軍事書籍（8種）；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學書籍（7種）；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書目（21種）；
1941年9月為中央和高級干部研究組開列的書目（4種）；
1941年11月為各地高級學習組開列的書目（10種）；
1942年4月提議和審定的整風學習文件（22個）；
1941至1943年主持編輯的中共黨史文獻書籍（3種）；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議干部閱讀的馬列書目（5種）；
1949年3月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議和審定的干部閱讀書目（12種）；
1954年1月提請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中央委員閱讀的中外憲法文獻（10種）；
1958年3月為在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編選的《詩詞若干首（唐宋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和詞）》（47首）、《詩若干首（明朝人寫的有關四川的一些詩）》（18首）；
1959年提議編選的《邏輯叢刊》（11種）；
1959年10月南下視察前開列帶走的書籍（100種以上）；
1963年提議和審定的中高級干部閱讀的馬列著作（30種）；
1970年提議和審定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閱讀的馬列著作（9種）；
1972年至1975年囑印閱讀的大字本線裝古代文獻（86篇）；
新中國成立后閱讀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紅樓夢》線裝書（20種）；
《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所收新中國成立后閱讀的文史古籍（40種）；
晚年閱讀和收藏的邏輯學書籍（86種）；
晚年囑印大字線裝本中外書籍（128種）；
晚年愛看的字帖、墨跡（123種）；
手書的歷代詩詞曲賦（句）（4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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