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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教訓》

威爾·杜蘭特 阿里爾·杜蘭特著

倪玉平、張閌譯，馮克利、晏紹祥審校

中國方正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5年1月

ISBN 978-7-220-09310-4

《歷史的教訓》是一本什么書？

2015年伊始，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推介了“新年第一書”——《歷史的教訓》。本書是美國著名學者、終身哲學教授、普利策獎（1968年）和自由勛章（1977年）獲得者威爾·杜蘭特及其夫人阿里爾·杜蘭特的代表作。

杜蘭特不但是史家，也是文體大家，有著下筆“常可與詩媲美”的美譽。在撰寫《歷史的教訓》之前，杜蘭特夫婦花了50年時間寫作《世界文明史》，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學、歷史、教育、藝術、音樂等諸多領域，是舉世公認的傳世經典。

因為《世界文明史》卷帙浩繁，為了方便一般讀者閱讀，杜蘭特夫婦在此巨著的基礎上，于1968年寫作了《歷史的教訓》一書，濃縮了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華。該書通過提綱挈領的線條，詳細說明了地理條件、經濟狀況、種族優劣、人類本性、宗教活動、社會主義、政府、戰爭、道德、盛衰定律、生物進化等在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勾勒了歷史與人類生活各方面的關系，并總結出歷史留給人們的巨大精神遺產，體現了他們對人類歷史的宏觀總體思考。 

    例如《歷史的教訓》在闡述“經濟與歷史”的關系時寫道：“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這種集中程度可能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眾多窮人數量上的力量與少數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勢均力敵，此時不穩定的平衡便會造成危險局勢。歷史對此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是通過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或者是通過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強行分配貧困。”

作為畢生治史的收官之作，杜蘭特用高度濃縮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的歷史觀。書中的主題皆與具體的時代或事件無關，而是逐一討論對理解人世間種種十分重要的問題，這不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書，而是類似于王夫之《讀通鑒論》的史論之屬，是作者長期沉潛于歷史之后的治學體悟。

(中紀委網站截圖)

專家解讀之一

《歷史的教訓》一書和當下中國有何相關性？中央紀委監察部為何作為“新年第一書”向全國讀者推薦？這引發了專家見仁見智的解讀。

歷史真諦的宏大呈現

——讀《歷史的教訓》

倪玉平（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人是歷史的產物。汲取歷史智慧，總結經驗教訓，指引未來道路，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一代又一代的歷史學家，都在為這一目標而辛勤耕耘。《歷史的教訓》一書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該書由美國著名文化史家威爾·杜蘭特與其夫人阿里爾·杜蘭特完成。威爾·杜蘭特（1885―1981年），先后在美國圣彼得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物學，并在美國著名哲學家杜威的指導下攻讀哲學，191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杜蘭特筆耕不輟，成果驚人，作品有《哲學的故事》、《轉變》、《哲學的樂趣》、《歷史英雄》、《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想法和觀念》，以及規模宏大的11卷《世界文明史》，是當時美國少有的集作家、歷史學家和哲學家于一身的學者。

《歷史的教訓》是杜蘭特夫婦的代表作，通過提綱挈領的線條，勾勒了歷史與人類生活各方面的關系，體現了他們對人類歷史的宏觀總體思考。該書共有十三章，包括“猶豫”、“歷史與地球”、“生物學與歷史”、“種族與歷史”、“性格與歷史”、“道德與歷史”、“宗教與歷史”、“經濟與歷史”、“社會主義與歷史”、“政府與歷史”、“歷史與戰爭”、“增長與衰退”和“真有進步嗎？”全景式地展示了各種因素與歷史的關系，博古通今，新見迭出，引人入勝，可以說，書中到處閃耀著歷史學家睿智的思想光芒，是一本值得大家靜下心來仔細品味的作品。

在分析種族與歷史的關系時，該書強調“歷史知識會告訴我們：文明是合作的產物，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此有所貢獻；這是我們共同的遺產和債務；受過教育的心靈，都會善待每位男女，不論他們的地位多么低下，因為每一個人，都對所屬種族的文明做出過創造性的貢獻。”（第41-42頁）明確表現了反對種族主義的態度，這在1960年代的美國，有震耳發饋的作用。

該書在分析羅馬衰落原因的時候，認為“入侵的蠻族發現羅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為以前為羅馬軍團提供兵員的，是既能吃苦又愛國的農業人口，他們是為祖國而戰的勇士，如今取代他們的則是在巨大農場里無精打采的奴隸，這些農場由個別人或者少數幾個人據有。”（第88頁）這種分析，繞過羅馬衰落的表面原因，直指根源奴隸制，充分體現了這位歷史學家的遠見卓識。

在分析暴力革命的時候，該書認為“暴力革命對財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會多過對財富的損壞。對土地可以進行再分配。但是人們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會產生新的占有和特權的不平等，形成的新的少數人權力，他們的本能從本質上說和過去的少數一樣。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對心靈的啟蒙和個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學家和圣人。”（第122頁）明確指出了革命的局限性，即革命并不必然會帶來真正的進步和解放，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解放，是思想的解放，只有作為個人的獨立精神得到了解放，才意味著革命的成功。

作者并不滿足于單純分析各個因素與歷史的關系，他真正的目的是，通過前面十二章的內容，思考一個更為宏大的主題——“真有進步嗎？”盡管作者部分肯定了進步的存在，但其角度卻和普通人并不相同。該書認為：“進步仍然是真實的，但這并不是因為我們生下來就比過去的嬰兒更健康、更漂亮、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生來就有更豐富的文化遺產，生來便處在一個更高的平臺式，知識和藝術的增加，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了基礎和支撐。遺產在增多，接受遺產的人也就相應地得到了提升。”（第181頁）也就是說，進步不可能脫離開歷史，不可能存在與歷史決裂的進步，歷史的借鑒作用和意義，在這里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書的最后，作者強調：“歷史首先是這一遺產的創造和記錄；進步就是遺產的不斷豐富、保存、傳播和利用。對我們而言，研究歷史不僅僅在于對人類的愚蠢和罪惡給以警示，也是要鼓勵人類銘記有價值的先人。過去不再是一個恐怖陳列室，而是變成了一座英靈的城市，一個廣闊的思想國度，那兒有無數的圣哲賢明、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詩人、藝術家、音樂家、有共同愛好的人以及哲學家，他們談笑風生，有說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第182頁）這就在不經意間，回答了第一章“猶豫”的第一句話“在歷史學家的研究接近尾聲之時，他將會面臨這樣一個挑戰：你們研究的東西究竟有什么用處？”（第1頁）也就是說，作者追求的，是歷史對文明的保存、記憶和薪火相傳，這樣的氣度和境界，值得我們所有人尊重。

重視從人類文明史視角考察黨風廉政建設工作

——兼評《歷史的教訓》一書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杜蘭特夫婦的《歷史的教訓》一書雖然只是一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但卻是他們有關人類文明史的一系列豐厚研究成果的高度濃縮和凝練。這本小冊子提醒人們應當重視從廣闊的歷史、世界以及多學科視角看待人類社會的文明演進以及很多的具體現象，包括腐敗和反腐敗，非常值得人們仔細的研讀并展開深入的思考。本評論將側重于腐敗和反腐敗問題。

   從歷史、世界、多學科三個維度研究人類文明史

杜蘭特夫婦研究的是人類文明史，試圖要回答的是一些有關人和人類的深層次問題：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類行為的本質，以及人類的前途究竟會如何？（第6-7頁）。其研究方法具有多維性和廣闊性。具體來看，主要是三個維度，即歷史、世界和多學科。在每個維度上都具有相當的廣闊性。

首先是歷史維度。杜蘭特夫婦試圖從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縱深上來探討人類的本質問題。在他們看來，僅停留在一個很短的甚至是較長的、很長的時期內，都很難看出人類的本質。在他們的研究中，從他們的歷史縱深尺度來衡量，所謂的“人類歷史”（人類產生以后的歷史，更準確地說是有文明記載的人類歷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第9頁），“只是生物學的一個片段：人類的生命是陸地和海洋生命滄桑變化的一部分。”（第17頁）可見，他們試圖延展的歷史縱深是何等的廣闊？

其次是世界維度。濃縮成《歷史的教訓》小冊子的是杜蘭特夫婦的多部原著，其中主要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共有11個分冊，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從這些分冊的名字就可見一斑，包括：東方、希臘、凱撒、基督、路易十四、伏爾泰、盧梭、拿破侖。恐怕給中國讀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關于中國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討論，例如王莽、王安石、科舉制等。可見其世界橫向維度的廣闊性。

再其次是多學科維度。威爾·杜蘭特教授主要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當然，他也在哥倫比亞大學短暫地研究過生物學。可是，為了探究人類本質問題，他采用了驚人地廣闊的多學科維度，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學科門類。在每個學科門類中，又分別涉及多個學科，包括哲學、人類、宗教、倫理、種族、心理、歷史、經濟、政治、戰爭，天文、地理、地質、生物等。

不論是在重要研究問題的選擇和聚焦上，還是為研究重要問題所采用的廣闊視角以及方法上，都值得人們學習和借鑒。正是因為杜蘭特夫婦的研究選擇了最為重要的問題，采用了如此廣闊的視野和方法，因此，其研究所獲得的一些結論：人類文明史提供給人類的教益，就具有重要的價值，至少值得人們去深思。

反腐的理想境界，即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正如書名所言，《歷史的教訓》一書主要的結論性貢獻是關于人類文明史上的一系列教訓或教益，這些教益對人類未來的文明演進來說是彌足珍貴的。鑒于本評論所討論的重點問題是腐敗與反腐敗，這里僅涉及書中有關人類本質，主要是人性以及人類文明演進趨勢方面的一些觀點。

首先，作為人類重要本質的人性，具有雙面性，對于人類社會來說具有基礎性，其變化是極為緩慢的，甚至在人類迄今為止仍十分短暫的歷史上，還看不出它的明顯變化。本人十分認同杜蘭特夫婦的這些觀點。

在講到人類社會的戰爭、腐敗、風氣不良以及種種罪惡時，盡管杜蘭特夫婦提及人性中的很多缺陷，例如，貪婪、自私、好色、驕傲、欲望等（第61、137、169頁等處，這里的部分人性要素被作者歸于積極層面，評論者并不認同），但客觀理性地看，人性具有雙面性。人性中同時具有善和惡，好和壞，積極和消極兩個面向。他們認為，人性是人的本能所形成的習慣以及伴隨著的各種情緒的總和（第45頁）。在他們所列出的人的性格元素表（第44頁）中，無論是關于本能、習慣還是情緒，都從積極和消極兩個維度進行了描述。人性中天然地、同時地具有這兩個面向，這似乎是很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情況，但這卻是客觀的存在。選擇其一而否定另一面都是片面的、錯誤的。正因如此，本人一直認為，所謂東方儒家文明主張人性善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張人性惡，以及到底哪個正確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盡管從理論上講，在歷史的長河中，人性一定會有所改變，但人性的變化卻是極為緩慢的。就已知的歷史來說，人性并未發生多大的改變（第45、167頁）。這種人性的相對穩定性，應該是人性的一個基本的、深層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人性改變了人類歷史，而非歷史改變了人性。或許人性的這種穩定性就源于人性的雙面性特征。因為對立統一的東西，往往可以持久。

人性的這些特點，就決定了它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人類社會的基礎并不在于人的理想、價值之類的東西（第43頁）。這些觀點告訴我們，必須客觀、辯證、理性地看待人性。對于那些可能對人類社會有較大影響力的政界、學界和商界領袖們來說，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應該試圖通過改造人性來實現其社會變革藍圖。反對腐敗，實現政治廉潔，應該說就是一個宏偉的社會改造計劃，但也不應該試圖通過徹底改造人性來實現。以反腐敗的一個理想境界，即實現“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來看，現實的目標應該是實現前兩個“不”，即使試圖實現“不想”，也主要不是通過改造人性使然。

人類文明在不斷地經歷著周期性的繁榮和衰退，但從人類文明史演進的歷史長河來看，人類文明進步的趨勢是較為肯定和明顯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在文明的許多層面，可能都進展緩慢、甚至看不出變化，例如人性、人類幸福，但人類文明進步的總體趨勢是令人樂觀的。為了解釋這一文明進步趨勢，杜蘭特夫婦還給“進步”下了一個狹義的定義，即：人類增加了對生活環境的控制（第173頁）。人類之所以能在生活環境控制方面有明顯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頁），二是科學技術（第168頁）。在人類文明史上，特別是進入工業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學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人類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豐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頁）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頁）。人類的世俗制度和科學技術進步相互結合，使人類對生活環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進步程度得以提升。

對于黨風廉政建設的啟示和教益

腐敗現象在人類社會上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歷史。腐敗雖然有著復雜多樣的原因，但深層的原因卻主要是根植于人性，更具體地說，是人性中的消極層面，特別是人性中的自私、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變化極其緩慢的特點可能就是導致腐敗現象十分頑固，人類社會難以在短期內將其徹底鏟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史，腐敗、貪污、賄賂總是延綿不絕。與腐敗現象關系密切的社會風氣（杜蘭特夫婦使用“風尚”一次，見第169頁）也是時好時壞，并未顯示出向好的趨勢。正是從這個層面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反腐敗具有長期性、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王岐山書記強調應重視從人類文明史視角來看待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在黨風廉政建設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專家座談會上講話的一個要點）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蘭特夫婦歷經廣闊時空和多學科考察后，認為人類文明，特別是在工業文明以后呈現出明顯進步的趨勢那樣，人類在反腐敗上也呈現出這樣的趨勢。套用杜蘭特夫婦給文明進步所下的定義，可以給人類的反腐敗進展下一個定義，即：增加了對腐敗的控制，或在對腐敗的防控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個進步在工業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顯著。考察當今世界，盡管總數仍然偏少，但是的確有少數國家或地區（例如中國香港）在防控腐敗上，取得了質的進步，甚至可以稱得上取得了反腐敗的成功。亞洲的兩個樣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廣泛認可的例子。在工業文明之前，這些成就是難以企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當堅定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信心。只要政治決心足夠，戰略、策略、對策合理有效，我們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在對腐敗的防控上，取得質的進步，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建設廉政政治”的宏偉目標。何以能夠在防控腐敗上取得實質性進步？主要還是依靠“世俗制度”，通過實質性地推進法治和民主，改進教育工作，以及在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微觀制度建設上做出努力，我們也可以肯定地實現“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樣，我們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強調反腐敗和作風建設的“長期性”、“永遠在路上”，與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在防控腐敗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并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為例，它們在30年前就已經實現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為止，都毫無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專業的反腐敗機構和隊伍，每年仍都撥付可觀的預算用以支持反腐敗機構防控腐敗的工作。即使我們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們30年前就已經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絕對不能有短期行為的想法，而必須堅持長期性觀點。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能因為強調“長期性”和“永遠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內努力追求質的進步。我們理應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會代價實現這樣的質的進步。

內容搶鮮讀

經濟與歷史

按照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描繪，歷史是運行中的經濟—個體、群體、階級及國家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經濟實力所開展的競爭。政治體制、宗教機構、文化創造，都植根于經濟現實之中。所以，工業革命帶來了民主政治、女權運動、計劃生育、社會主義，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松弛，使文學從依賴于貴族的贊助中解放出來，小說的體裁也由浪漫主義改變為現實主義—以及用經濟學的眼光來解讀歷史。在這些運動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臘人要尋求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商業控制，可能到今天我們都不會知道阿伽門農（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許人。吸引千艘船匯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譯者注）的，是經濟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閃爍的萬千顆繁星還要璀璨”的海倫的俏麗臉龐。這些狡黠的希臘人知道如何用詩意的遮羞布來掩蓋赤裸裸的經濟真相。

毫無疑問，經濟的解釋能闡明很多歷史現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錢建成了希臘的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埃及艷后克婁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國庫，復蘇了奧古斯都統治下經濟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維吉爾的養老金和賀拉斯的農莊。十字軍東征，就像羅馬與波斯的戰爭一樣，都是西方世界企圖獲得前往東方世界的貿易通道，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導致了美洲的發現。美第奇（Medici）家 族的銀行出資支持了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紐倫堡的貿易和工業造就了丟勒（Dürer）。法國大革命的到來，不是因為伏爾泰卓越的諷刺散文和盧梭傷感的浪漫小說，而是因為中產階級已經上升到經濟的領導地位，為了他們的企業與貿易，他們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政治權力。

馬克思并沒有聲稱，個人總是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他更不認為，是物欲導致了阿貝拉爾（Abelard）的戀情、釋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濟慈（Keats）的詩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眾運動中非經濟誘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于宗教的狂熱，產生了激進的穆斯林和西班牙軍隊；由于民族的情緒，出現了希特勒的軍隊和日本神風敢死隊；由于暴民的自取滅亡，造成了 1780年 6月2日到 6月 8日倫敦的高登（Gordon）暴動，以及 1792年 9月 2日到 9月 7日巴黎的大屠殺。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的動機（通常是隱蔽的）可能是經濟的，但是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群眾的情緒。在許多實例中，更明顯的原因是政治權力、軍事力量而不是經濟活動，就像 1917年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或者在南美洲歷史上不斷發生的軍事政變。誰能夠宣稱，摩爾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亞和莫臥兒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經濟力量的產物？在這些事件中，窮人被證明比富人更強，軍事上的勝利換來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并帶來了經濟的控制權。武將可以用軍事的方式闡述歷史。

如果承認這些說法，我們就可以從過去的經濟分析中獲得無盡的教誨。我們觀察到：入侵的蠻族發現羅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為以前為羅馬軍團提供兵員的，是既能吃苦又愛國的農業人口，他們是為祖國而戰的勇士，如今取代他們的則是在巨大農場里無精打采的奴隸，這些農場由個別人或者少數幾個人擁有。今天，小農場無法使用最好的設備來實現盈利，迫使農業活動再次走向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所有權下的規模化生產。有人曾經說：“文明是人和鋤頭上的寄生蟲。”但是到了現在，“人”和“鋤頭”都不復存在，而變成了一只在拖拉機或聯合收割機方向盤上的“手”。農業成為了一個產業，不久農民就必須在成為資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國家的員工之間進行選擇。

另一方面，歷史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但治錢者治一切。”所以，銀行家爬升到經濟金字塔的最頂端，他們觀察農業、工業以及貿易的趨勢，引導資金的流動，使我們的錢發揮出兩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們控制貸款、利潤和企業，他們進行風險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動。從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奧格斯堡的福格爾家族（Fuggers）、巴黎和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childs）到紐約的摩根家族（Morgans），這些銀行家們都穩穩地坐在政府的議事廳里，為戰爭和教皇出錢，偶爾還會點燃革命的火花。可能這是他們權力的一個秘密：他們研究價格波動，知道歷史總是會通貨膨脹，錢是聰明人應當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樣東西。

過去的經驗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每一個經濟體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賴于某種形式的利潤動機，以此來喚起個人和團體的 生產積極性。像奴隸制、警察監管或者是狂熱的意識形態，都證明生產率太低，花費太高，或太短暫。正常情況下，一般來說，人的價值是根據他們的生產能力來判斷的 —戰爭時期是個例外，在那個時候，人的排名會依據他們的破壞能力而定。

在各種各樣的社會中都是這樣，由于每個人的實際能力都不一樣，這些能力多數都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財富的集中，是這種能力集中的自然結果，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經常有規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視道德和法律允許的經濟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專制主義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會延緩集中的速度，民主政體因為準許最大限度的自由，會加速集中。美國人在 1776年前是相對平等的，現在已經被成千上萬種生理上、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差異所擊垮，以致于現在最富有者和最貧困者的貧富差距，比自羅馬帝國財閥時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大。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這種集中程度可能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眾多窮人數量上的力量與少數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勢均力敵，此時不穩定的平衡便會造成危險局勢。歷史對此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是通過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或者是通過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強行分配貧困。

公元前 594年的雅典，根據普魯塔克（Plutarch）的說法：“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已經達到了最高點，所以這座城市似乎處在一種危險的狀態，沒有其他的手段能將它從騷亂中解放出來……似乎可行的方法，只有動用專制的權力。”這些窮人發現自己的處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們主人的手中，貪贓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項判決，都對窮人不利—于是，他們開始談論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對向他們財產提出挑戰的行為勃然大怒，也準備用武力來保衛自己。理智占了上風，溫和的勢力確保了梭倫（Solon），一個出身貴族的商人，當選為最高執政官。梭倫貶值貨幣，從而減輕所有債務人的負擔（盡管他自己也是債權人）；他減少一切個人間的債務，并且終止因欠債而坐牢的處罰；他取消了拖欠的稅款和貸款利息；他創立了一種累進所得稅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窮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稅錢；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礎上改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戰爭中為雅典而犧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擔他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富人抗議說，梭倫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沒收；激進分子則抱怨說，梭倫沒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們幾乎都一致同意，梭倫的改革將雅典從革命中拯救了出來。

羅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聞名，但在意大利的財富逐漸集中到臨近爆炸點的時候，它采取了不妥協態度，結果引發了長達百年之久的貧民和貴族之間的戰爭。提比略 ·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個貴族，卻被選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權的議案：每人所擁有的土地不能超過 333英畝（1英畝約相當于 4047平方米，譯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給首都躁動不安的無產者。元老院拒絕了他的提案，認為這樣做等于沒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訴他們：“你們奮勇殺敵，流血犧牲，就是把財富和奢侈品拱手讓給別人去享受；你們被稱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卻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他違反羅馬的法律，競選連任保民官，但在一個選舉日的暴亂中，他被殺害了（公元前 133年）。他的弟弟蓋約（Caius）繼承他的事業，但并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復發，下令讓他的仆人殺死他。仆人服從命令將他殺死（公元前 121年），然后也自殺身亡。蓋約的三千追隨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處死。馬略（Marius）成了平民們的領袖，當運動幾乎要演變成革命時，他卻退卻了。喀提林（Catiline）組織了一支由“可憐的窮人”組成的革命軍隊，意圖取消所有的債務。但他在西塞羅（Cicero）激昂的滔滔辯才面前無地自容，并在對政府的戰役中死亡（公元前 62年）。尤利烏斯·愷撒試圖妥協和解，但經過五年的內戰，也被貴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馬克·安東尼失之于把支持愷撒的政治與個人野心和戀情攪在了一起；屋大維在亞克興海角（Actium，希臘半島西岸，譯者注）擊敗了他，并確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國疆域內的各國之間、各階級之間維持了 210年的“羅馬和平”時期。

在西羅馬帝國的政治秩序崩潰之后（476年），歷經數百年的貧窮，又重新緩慢地走上財富的重新積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于天主教教會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過減少德國和英國對羅馬教會的支付，以及讓世俗勢力分享天主教教會的財產和收入，來做一次新的財富再分配。法國大革命是企圖用暴力手段，在鄉村實行農民暴動，在城市實行大屠殺，來重新分配財富，但主要的結局卻是將財產和特權從貴族手中轉移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美國政府在 1933年到1952年間，以及 1960年到 1965年間，追隨梭倫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溫和的、穩妥的再分配；可能是這些政策的制訂者中，曾有人研究過歷史吧！美國的上層階級曾經詛咒過財富集中，遵從過財富集中，當然現在也在恢復財富集中。

我們的結論是，財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緩解。就此而論，所有的經濟史都是這個社會有機體緩慢的心臟跳動，財富的集中和強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縮與擴張運動。

生物學與歷史

歷史只是生物學的一個片段：人類的生命是陸地和海洋生命滄桑變化的一部分。有時，夏日獨自漫步在森林里，我們會聽到或看見眾多生靈的活動，它們在飛翔、跳躍、潛行、蠕動、打洞。我們的到來會讓受驚的小動物逃跑，飛鳥四散，魚兒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們感到，在這個沒有偏見的星球上我們是多么危險的可怕的少數，我們會有片刻的感覺，而那萬千生靈顯然會這樣覺得，我們是進入他們領地的闖入者。此時人類的所有記錄和成就都會謙卑地復歸于萬千生靈的歷史和視野。我們所有經濟上的競爭，我們的爭奪異性，我們的饑餓、愛情、悲傷與戰爭，和那些隱藏在叢林落葉之下，潛行于水中或跳躍于樹枝之間，正在追逐、求偶、爭斗和受苦的生靈，并無二致。

因此，生物學的法則同樣也是歷史的基本教訓。我們受進化過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法則的考驗。如果我們當中有人避免了這種競爭與考驗，那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種群保護了我們，但這個種群自身也必須經受生存的考驗。

所以，生物學給歷史的第一個教訓就是：生命即是競爭。競爭并不僅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當食物豐盛時競爭是和平的，當糧食緊缺時競爭是充滿暴力的。動物之間互相吞食而沒有絲毫愧疚，文明人則通過法律的正當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實的，并且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競爭的工具或手段。我們在自己的群體中——我們的家庭、社區、俱樂部、教會、黨團、“種族”或者國家——團結合作，是為了在與其他群體的競爭中強化我們的群體。競爭的群體擁有與競爭的個體一樣的特征：貪得無厭，好勇斗狠，黨同伐異，狂妄自大。由我們集合而成的國家，就像個人一樣，以更放肆的方式表達著我們的天性，并在更大范圍內推行我們的善和惡。我們好勇斗狠、貪得無厭、利欲熏心，因為我們的血液中流淌著千萬年前的故事，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先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戰斗、殺戮，而且因為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捕獲其他野獸，不得不暴飲暴食。戰爭即是一個國家覓食的方式。戰爭促成國家間的合作，只是因為戰爭是競爭的最終極形式。除非我們的各個國家變成一個大而有效的保護性群體，否則國家之間勢必將繼續上演狩獵時期個人和家庭的行為。

生物學給歷史的第二個教訓是，生命即是選擇。在為食物、配偶和權力的競爭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敗了。為生存而戰的過程中，有的人在應付生存的各種考驗時，擁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稟賦。鑒于“自然”（這里是指全部實在及其演化過程）未曾認真拜讀過美國《獨立宣言》，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所以我們生來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們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遺傳因素，受制于我們群體的習俗和傳統；我們的健康和體力，心智和性格品質，生來就千差萬別。“自然”偏愛差異性，因為那是選擇和進化的物質基礎，即使是雙胞胎也有上百處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樣的兩顆豌豆。

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還隨著文明的復雜化而增長。遺傳上的不平等導致了社會與人為的不平等；所有的發明或發現都是由杰出的個體所為，結果造成強者恒強，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功能更加專業化，使能力產生差別，使得個人對于群體有著不同的價值。如果我們能徹底地了解身邊的人，那我們只需要選擇 30%的人，并將其才能聯合起來，就足以與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與歷史正是這樣做的，帶著傲慢的不公，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爾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對我們夢想中的自由與平等的結合付之一笑。因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勝，另一方即會死亡。當人們獲得自由時，他們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會呈幾何式的增長，正如 19世紀自由主義統治下的英國和美國一樣。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長，就必然要犧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國那樣。即使受到壓制，不平等仍然會得到發展。只有經濟才能處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會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會渴望自由；最終的結果總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償所愿。烏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學判了死刑，立場溫和的哲學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狀態，是法律和教育機會的大致平等。只有所有潛在的能力都能得到發展和發揮的社會，才會在群體間的競爭中獲得生存優勢。當遠距離打擊強化了國家間的對抗時，這種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生物學給歷史的第三個教訓是：生命必須繁衍。“自然”對于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機物、變種或者組織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自然”極其喜愛數量，因為量變是質變的先決條件；“自然”也喜歡從眾多掙扎求生的生命當中選取少數幸存者；毫無疑問，她對于成千上萬個精子爭相游向一個卵子使其受精的競爭，也視為理所應當。與個體相比，大自然更喜歡群體，她對文明和野蠻幾乎不加區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會導致在文化上變得不那么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與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時，她（這里是指繁衍、變異、競爭、選擇以及生存的自然過程）也樂于看到，低出生率的國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強的群體的懲罰。愷撒時代，高盧人借助羅馬軍團的幫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進攻，時至今日，他們又借助于英國和美國軍團的幫助來抵抗他們。當羅馬帝國滅亡時，法蘭克人從日耳曼涌入，從而建立了高盧法蘭西。假如英國和美國衰落了，那么法蘭西，這個從十九世紀以來人口幾乎不變的國家，或許會再次遭受被蹂躪的命運。

如果人類的繁衍過快從而使食物變得短缺，大自然有三個辦法使其恢復平衡：饑荒、瘟疫和戰爭。在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寫于 1798年的名著《人口論》中，作者解釋道，沒有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類的出生率便會大大地超過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長又會使得糧食的增產毫無意義。盡管馬爾薩斯是個牧師，一個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對窮人的救濟或供應食物導致了他們過早結婚并且毫無節制地生育，從而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在 1803年再版時，他提議放棄除傳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絕贊成其他的節育方法。由于這項神圣的動議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預測，未來人類增長和食物產量間的平衡，仍將和過去一樣，勢必依賴于饑荒、瘟疫和戰爭。

十九世紀農業的發展及避孕技術的進步，明顯地駁斥了馬爾薩斯的觀點：在英格蘭、美國、德國和法國，食物供給與人口增長率同步前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也延緩了結婚年齡，降低了家庭規模。消費者的增加同樣意味著生產者的增加：新的“人手”開墾了更多的土地來種植更多的糧食。近年來，加拿大和美國出口了成千上萬蒲式耳的小麥，同時國內也沒有發生饑荒，這一事件似乎給了馬爾薩斯一個鮮活的反駁。如果現今的農業技術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應用的話，那地球能夠養活兩倍于現今數量的人口。

當然，馬爾薩斯或許會說，這種解決方式最多只能延緩災難而已。土地上能夠生長的作物終歸是有限的；再先進的農業技術也遲早會被過高的出生率抵消；與此同時，醫藥事業、衛生事業和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會讓那些不適宜生存的人能得償所愿地增加，導致優勝劣汰的目的付諸東流。對于這一點，有些人可能會這樣回答：工業化的進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準的提高，會使那些威脅世界安全的國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歐洲和北美已經發生過的那樣。在生產和生殖達到平衡之前，傳播避孕的知識和方法，都只能是基于人道立場的勸導。理想的傳宗接代，應當是健康者的權利，而不是性愛沖動的一個副產品。

是否有證據表明，節育不利于優生——那些實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國民的整體智力水平？假定聰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節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勞顯然會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們所說的聰明，大多是個體教育、獨特機遇和不同經歷的產物，沒有證據表明，他們的高智商是通過基因遺傳而來的。即使是博士的兒子，也必須接受教育，經歷他們少不更事的謬誤、教條、主義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禮；我們也不能說，生活于貧困潦倒中的窮人，他們的基因中一定沒有潛能和過人之處。就生物學的立場來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優越更有價值；尼采（Nietzsche）就認為，德國最優異的血液流淌在德國農民的血管里；從種族繁衍的角度來看，哲學家并不是最適合的材料。

在希臘和羅馬的歷史中，家庭節育也曾起到過一些影響。我們驚奇地發現，愷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 59年對羅馬那些子女眾多的家庭予以獎勵，并且禁止沒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轎子，以及佩戴珠寶飾物。而奧古斯都（Augustus）大約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這項法令，只不過好像同樣沒起什么作用。在上層社會，推廣節育持續，與此同時，來自北日耳曼、希臘以及猶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補并改變了意大利人口結構。]極有可能的是，這種種族的改變，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無能，以及抵抗外部攻擊的能力和意愿。

在美國，盎格魯 -撒克遜人較低的出生率，已經降低了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力；而羅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預示著到2000年的時候，羅馬天主教教會將在美國國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擁有決定性的力量。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法國、瑞士和德國的天主教徒身上；伏爾泰（Voltaire）、加爾文 (Calvin)和路德 (Luther)的故鄉，有可能很快就會重回羅馬教皇的懷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戰爭一樣，可以決定基督神學的命運；732年，伊斯蘭教徒在圖爾的失敗，使得法國和西班牙得以繼續信仰《圣經》，而不是《古蘭經》。所以天主教徒優越的組織、教規、道德、忠誠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歷史是一位無出其右的幽默大師。

由于財富是一種生產和交換的秩序和過程，而不是囤積（大多數都無法長期保存的）貨物；是一種個人或機構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紙幣或支票的內在價值。因此，暴力革命對財富所做的再分配，并不會多過對財富的損壞。對土地可以進行再分配，但是人們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會產生新的占有和特權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數人權力，他們的本能從本質上說和過去的少數一樣。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對心靈的啟蒙和個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學家和圣人。

按照民主一詞的嚴格定義，它只存在于現代，而且大部分內容都是存在于法國大革命之后。在美國，男性公民的選舉權開始于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的執政時期，而 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權開始于我們的青年時代。在古代阿提卡，31.5萬人口中，有 11.5萬是奴隸，只有 4.3萬是享有投票權的公民。婦女和絕大部分工人、店員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國人，都沒有公民投票權。這些少數公民又分為兩派：寡頭派 —他們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和民主派 —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經降為從事體力勞動但享有選舉權的公民。在伯里克利主政時期（Pericl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430年），貴族占了上風，雅典在文學、戲劇和藝術方面達到了頂峰。伯里克利去世后，貴族因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年－公元前 402年）的失敗而名譽掃地。民眾，或者說是下等公民，開始掌握政權，他們頗受蘇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圖 (Plato)的鄙夷。從梭倫（Solon）開始，直到羅馬征服希臘（公元前 146年），寡頭派和民主派之間一直沖突不斷，采用的手段包括書籍、戲劇、演說、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殺和內戰。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島［Corcyra，現名科孚島（Corfu）］，執政的寡頭派暗殺了 60多名民主派的頭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頭派。在一個類似公安委員會的審判中，50名寡頭派被處死，后來又有上百名寡頭派餓死在監獄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讓我們想起了1792年到 1793年的巴黎。他說：

在整整七天的時間里，柯西拉人都在屠殺那些本是他們的同胞，現在卻被他們視為敵人的公民……死神到處肆虐，正像這種時候通常都會發生的事情，暴力無孔不入。兒子被父親殺死，祈禱者從祭壇上被拖走或在祭壇上被砍殺……革命從一個城市傳到另外一個城市，后發生革命的地方，在聽說了之前發生的事情之后，便會以更極端的方式……施以更殘忍的報復……柯西拉人成了這些罪行第一個例子……被統治者開始報仇雪恨（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平等的待遇，得到的只有來自統治者的暴力）……他們被激情所驅動，變得極端殘酷無情……同時，處在（好戰的）雙方之間的溫和派日益勢單力薄……整個希臘變得動蕩不安。

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譴責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勝利：民主已經成為階級暴力引發的混亂，它使文化頹廢，使道德墮落。其中說到：

民主派對自制加以輕蔑，認為這是一種怯懦……傲慢，被他們稱為有教養；無政府狀態，被他們稱為自由；浪費，被他們稱為慷慨；厚顏無恥，被他們稱為有膽有識……父親要降低到和兒子相等的地位并且怕他們，而兒子和他們的父親平起平坐，絲毫也不害怕他們的父母……老師害怕他們的學生，還要哄著他們，學生輕視他們的師長……老年人不喜歡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們模仿年輕人……我們尤其不能忘記的是，男女之間也有著自由和平等的關系……民眾對權威已經很不耐 煩了，只要稍加約束就會大發雷霆……他們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長期地漫無法紀……由這種情況產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輝煌的……任何事物極端地擴大，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民主慢慢地變為獨裁，最惡劣的僭主制和奴隸制是在絕對自由政體下產生的。

在柏拉圖去世的時候（公元前 347年），他對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經開始被歷史所證實。雅典人重新獲得了財富，但這個時候的財富乃是商業資財，而不再是土地，工業家、商人和銀行家爬到了重新積累的財富的頂端。這個變化使得人們對金錢產生了狂熱的追求，希臘人稱之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來愈大。“暴發戶”（neoplutoi）建造了華而不實的豪宅，他們的妻子用名貴的禮服和珠寶裝飾起來，成打的用人服侍著她們，她們用宴會款待客人，與之爭奇斗艷，彼此攀比。貧富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就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雅典被分化成“兩個城邦……一個是窮人的城邦，一個 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與彼城邦之間互相對立著”。窮人計劃通過立法、稅收和改革的方式，來掠奪富人的財富；而富人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也組織在一起共同對抗窮人。亞里士多德說，一些寡頭派組織的成員竟然莊嚴宣誓：“我將是人民(即平民 )的敵人，我將在公民大會中對他們干盡所有的壞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則在公元前 366年說：“有錢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錢人寧愿把他們的財產扔到大海里，也不愿意拿出來分給那些需要的人。同時，那些窮人又覺得搶走富人的財產比發現一個寶藏還要開心。”[3]較為貧窮的公民如果獲得了公民大會的控制權，就會投票把富人的財產放進國庫，然后由政府性的事業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重新分配給人民。政治家們則發揮他們的才智，為財政開辟新的來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來分散財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債務人把他們的債權人進行集體屠殺。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擊富人，并殺死了數百人，沒收他們的財產。相互敵對的希臘城邦的有錢家族秘密聯盟，相互幫助，以抵制民眾的暴動。中產階級和富人一樣，也不信任民主，認為那是讓妒忌者掌權。窮人同樣不信任民主，認為財富上的不平等讓虛假平等的投票毫無意義。

希臘的階級斗爭越演越烈，最終當馬其頓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發動襲擊時，希臘內部和外部都呈現出分裂的狀態。許多有錢的希臘人歡迎菲利普二世的到來，認為這要好過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馬其頓人的獨裁下，消失了。

柏拉圖把政治演進歸納為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相繼出現的過程，這在羅馬歷史中我們找到了又一個例證。在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時候，羅馬的政治寡頭制定了一個外交政策，訓練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并征討和開拓了地中海世界。通過戰爭得到的財富，都被貴族們收入囊中，商業貿易的發展，又使得中產階級變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臘人、東方人和非洲人，被帶到大莊園做奴隸。當地的農民失去了土地，無家可歸，無處安歇，淪為城市的無產階級，只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 123年開始按月向窮人發放的救濟糧。將軍和總督從各省歸來，為自己和統治階級運回掠奪來的戰利品；百萬富翁成倍增加；流動的金錢代替土地成為政治權力的資源或工具；敵對派系為了競爭，大規模地收買候選人和選票。在公元前 53年，有一個投票團體因支持某候選人而得到了 1000萬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羅馬的貨幣名，譯者注）。 [1]當金錢不起作用時，謀殺就出現了：有時候投錯票的公民們被打到半死，他們的房子也會被人放火燒掉。古代人從未見過如此富強而又如此腐敗不堪的政府。 [2]貴族們忙于利用龐培來保持他們的優勢權益。平民們和愷撒同甘共苦。戰場的判決取代了勝利的拍賣。愷撒取得了勝利，并建立了得到民眾擁戴的專制。貴族們殺死了愷撒，但最終接受了他的侄孫和繼子奧古斯都（Augustus）的獨裁（公元前 27年）。民主政治結束了，君主政體復活了，柏拉圖的輪子，轉了整整一圈。

我們也許能夠從這些經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隸制、賄賂和戰爭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這個名稱，也沒有為平民政府提供一個公共的標準。美國的民主政治則有著更深厚的根基，它開始時是受益于英國留給它的遺產：自《大憲章》以降，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律就一直保護了公民不受國家的侵犯；新教徒則開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國革命不僅僅是殖民地居民對抗遙遠政府的反叛，同時也是土著中產階級對抗外來貴族的起義。因為有大量的無主土地，法律條文又極其少見，起義變得輕而易舉。人們擁有自己耕種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內控制著自己的生存處境，政治自由有其經濟上的基礎；他們的人格和個性都扎根于土地。就是這些人使杰斐遜當上了總統——他既是伏爾泰那樣的懷疑論者，也是像盧梭那樣的革命論者。一個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于釋放個人主義的能量，這些能量把美國從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質富裕的理想國，從西歐的一個孩子和被監護者，變成了他們的對手和保護人。農村的孤立促進了個人自由，兩面環海的保護，使得國家的孤立促進了自由和安全。這些及其他上百種因素，才使得美國擁有了一個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這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些形式上的條件，很多已經消失了。個人的孤立已經隨著城市的成長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賴于不屬于自己的工具和資本，以及那些非他們所能掌控的條件，個體的獨立性也消失了。戰爭的花費越來越大，個人無法了解戰爭的原因，也無從逃避戰爭的影響。自由無主的土地正在消失，雖然家庭所有制還在擴展—擁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數量。從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現在已經成為大分銷商的勞工，這可能反映著馬克思所抱怨的現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鎖鏈。經濟的自由，即使是在中產階級中，也越來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話，這并不是因為（像我們在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所認為的那樣）富人邪惡，而是由于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由于人性。在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中，每一種進步，都是對才能優異者的額外獎賞，從而也會加劇財富、責任和政治權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難的一種，因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聰明才智，而當我們讓自己變成主權者時，我們會忘記把自己變得聰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卻因為頭腦簡單的人眾多而永遠受到阻滯。一位犬儒者說過：“你切莫只因為無知的數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無知也不可能被長久崇拜，因為它會自愿被那些制造輿論的力量所操縱。林肯說過：“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這或許是對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夠多的人，以便治理一個大國。

民主政治對當前藝術的墮落有沒有責任呢？當然，說墮落是可以被質問的，因為這是主觀見解的問題。我們中間有些人，對藝術的極端表現—五顏六色毫無意義的涂鴉，破布爛紙的拼貼，怪誕刺耳的音樂 —感到不寒而栗，他們顯然是自囚于我們的往昔，缺乏試驗的勇氣。這些毫無意義的創作，創作者并不是要吸引公眾的共鳴—他們也把這些人視為狂人、廢物或騙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當受騙的中產階級購買者，這些人被拍賣商催眠，又被新鮮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顫。民主政治對這些頹廢的作品是有責任的，但也只是意味著，民主政治未能發展出欣賞標準和品位，去替代過去貴族采用的標準和品位，它將藝術家的想象力和個人主義限制在一定界線之內，使之可以理解交流，為生活帶來啟迪，以合乎邏輯的順序和連貫的整體使各部分保持和諧。如果現在的藝術在奇形怪狀中迷失自我，這不僅是由于藝術已經被群眾的建議和支配地位所影響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于藝術表現形式，可能已經被古老的學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盡了，人們在一段時間內只好四處亂闖，以便尋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風格、新的規則和紀律。

歷數民主的缺陷之后，它還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處較少而優點較多。它給人民帶來的熱情、友善，遠遠超過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給了人們思想、科學、事業以自由，這是使其得以運行和成長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權和階級的城墻，在每一代人中，它從各個階層和地位的人中選拔出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羅馬成為歷史上最具創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國建國以來的 200年里，也為大部分民眾提供了空前豐厚的財富。民主政治目前專注于發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機會平等能夠建立起來，民主政治將會是真實和公平的。因為這才是它的口號背后至關重要的真理：雖然人們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機會的獲得會讓他們越來越接近平等。民權不是去從政和行使權力，而是他們有選擇每一種生活方式的權利，這種選擇也可以檢驗一個人是否適合做官或者執政。這種權利不是來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賜，而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特權，它有益于群體。

在英國和美國，在丹麥、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為強健。它用勇氣和能力來保衛自己，抵御外國獨裁制度的攻擊，也不會讓獨裁政治在國內出現。但是，假如戰爭繼續吸引它、支配它，或者為了統治世界的目的需要龐大的軍力和開支，那么民主政治的各項自由，可能會一個個地屈服于武器和沖突。假如種族或階級斗爭把我們分成兩個敵對的陣營，把政治的辯論變為盲目的仇恨，那么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會用刀劍來推翻競選活動的講臺。如果我們的自由經濟不能像其創造財富那樣有效地分配財富，則獨裁統治將會向每個人敞開大門，只要這個人能夠說服大眾，并保證他們的安全。一個尚武的政府，隨便用什么動聽的口號，都足以吞噬整個民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