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開國史》 閻崇年著 中華書局
十年前，央視的一檔《百家講壇》節目，讓原本潛心書齋研習清史的閻崇年成為公眾人物。十年來，越來越忙碌的生活并未改變他的學者本色。每天凌晨四點起床，開始研究和寫作，是他保持多年的習慣。
閻崇年為自己的書房起名為“四合書屋”。他說，一個人做成事情，需要“四合”——天合、地合、人合、己合。
今年5月，25卷本《閻崇年集》問世，文集800多萬字，收錄圖片2000余張。其中于學術有“一史”即《清朝開國史》，“二傳”即《努爾哈赤傳》和《袁崇煥傳》，“五集”即《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煥研究論集》《滿學論集》和《清史論集》五本論文集；于大眾有《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宮》和《中國古都北京》等。
“在當代清史專家中能夠憑一己之力一次出版25卷的，閻老師是第一人。”出版方表示。
五十載心血匯于一書
在《閻崇年集》中，120萬字的《清朝開國史》，是閻崇年最新完成的學術專著，凝聚了他五十年從事歷史研究的心血，亦是至今國內外清朝開國史研究著作中字數最多的一部。
清朝開國史的時間范圍，在清史學界，主要有三種分法：第一種，清朝開國史百年說，即從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接受明延平郡王鄭克塽歸順、統一臺灣，整一百年。第二種，清朝開國史六十年說，即從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努爾哈赤起兵，到清順治元年即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亡、清都北京，約六十年。第三種，清朝開國史二十八年說，從后金天命元年即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到清崇德八年即崇禎十六年（1643年）崇德帝死、順治帝立，共二十八年?！肚宄_國史》的時間斷限，取清朝開國史六十年說。
研究清史，開拓與研究滿學，利用電視平臺系統講述歷史，是閻崇年這五十年間著力從事的三件工作?！肚宄_國史》正是將他在這三個方面的文字成果加以匯集，選取研究清朝開國史部分，加以梳理和重新整合后而成。
清史史料之多，如汗牛充棟，任何一位學者想要在有生之年將之閱讀窮盡都不可能。“不窮盡研究問題的材料，就不敢說話。但是我當初選了清朝開國這段歷史，主要材料基本可以窮盡。還是王國維先生說的那句話，‘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讀完史料，心里有數了，就可以寫。”
1963年到1983年，閻崇年用了二十年時間，閱讀完清朝開國階段相關的基本文獻，之后撰寫了奠定他在清史界學術地位的《努爾哈赤傳》，以及相關論著、論文，再加上這部集大成之《清朝開國史》，在清朝開國史方面發表的研究成果總數達三百多萬字。
“‘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這應是研究清太祖朝歷史的價值與意義所在。研究清朝開國的歷史，對研究邊疆、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很大的意義。今天我們的發展仍然面臨這個問題，可以從中借鑒經驗。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合則盛，分則衰；合則強，分則弱；合則榮，分則辱；合則治，分則亂。”閻崇年說。
關于《清朝開國史》，閻崇年如此評價：“這是我五十年學習與研究、撰著與講述歷史文化的階段性節點，也是今后學術歷程的新起點。”
“北大的鄧廣銘先生曾經說過，一本書用十年寫出來，再花十年修訂，要能修訂五次，這本書就可以比較完善。我覺得他這個意見很好。《努爾哈赤傳》出版三十年來，我就是每十年修訂一次。再過十年，到我九十歲時，如果身體沒有太大問題，我計劃再重新把《努爾哈赤傳》修訂一次，把《清朝開國史》修訂一次。因為十年的時間會讓人有一些感悟的提煉、經驗的總結和問題的分析，還可能出現新的史料，肯定會產生新的看法。”閻崇年說，“我一直把學術研究看作一個旅程，沒有終結。”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清史研究名家馮爾康，和閻崇年同年、同月、同日生，這樣評價他的好友，“閻崇年具有敬畏歷史的意識，加上敬業精神，乃漸入治學上的新境地。”
走向大眾的“三得一失”
在閻崇年看來，“歷史學者的責任，既有學術，又有普及，如鳥之雙翼，不可偏廢。”
2004年起，閻崇年四上央視《百家講壇》，講述《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宮》等四個系列，共一百八十八講（集），講稿分別成書出版。這種學者以語音、影像、文字三位一體系統傳承歷史科學，憑借電視、廣播、網絡進行全球性的中華歷史文化傳播，不僅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而且被譽為獨著“影視史學”的先鞭。
閻崇年治史至今已逾五十年，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即開始為清史學界的諸多同仁知曉，是清朝開國史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栋偌抑v壇》的成功，于閻崇年而言不是偶然，而是他幾十年厚積薄發將學術成果進行精心轉化的結果。馮爾康說，“閻崇年善于把復雜多變的歷史，予以精準概括與提煉，讓人一聽就能心領神會。”
近十年來，被越來越多的社會大眾知曉，閻崇年自謂有“三得一失”。
第一“得”，傳承歷史的能量增大。“歷史學者就是傳承歷史，不是創造歷史。1994年，我出版了一部《袁崇煥研究論集》，只印了200本，到2004年，10年的時間還沒賣完，到2014年也還沒賣完。這怎么傳承？只能是自我欣賞。而2004年之后，隨著在大眾中知名度的增大，我寫的《袁崇煥傳》，一開機印數就是5萬，傳承歷史的能量自然就隨之增大了。”
第二“得”，個人見解提升。“我原來多數時間是在書齋里看文獻，現在到各地交流和實際考察的機會多了，個人見解也得到了一定提升。比如，關于薩爾滸大戰的研究，我過去完全靠看文獻；這幾年，我有機會陸續將大戰的四路行軍路線走了一遍，把實地考察的材料都寫到書里了。這對前人研究是個豐富。史學研究講‘才、學、識’，看得多了，識就廣了。”
第三“得”，了解了群眾對歷史的看法。“過去我多是和學界同行交流，不了解普通群眾對歷史的態度。這幾年我接觸了很多普通讀者，其中一些人的“大漢族”想法非常強烈，讓我感到意外。因此，我在研究和宣傳相關歷史和民族政策的時候，就深感擔子更重了。”
社會知名度的不斷增加，為閻崇年提供了更豐富的研究條件，使他有機會接觸了很多新的史料，在史學方法方面也有了新的拓展，大大促進了他的學術研究。
北京的王府都在二環以內，這曾是清史界和北京史界的共識。前幾年，有人在昌平鄭各莊發現一座王府遺址，有城墻、城磚、護城河，學界都認為不可能，眾說紛紜，沒有定論。閻崇年考察過之后認為，已有的漢文文獻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有從滿文文獻里找答案。“北京的滿文文獻我基本都有所了解，沒有頭緒，只有臺灣的沒看。恰巧當時臺灣學界邀請我去講學，有機會去查了滿文檔案，竟然真的找到了線索。其中城墻多厚多高，護城河多長多深，房子的間數，甬道用磚等相關記載都有。臺灣方面把檔案影印給我，回北京后我又按著這個線索，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里找到滿文檔案，二者完全吻合，問題就解決了。結論是康熙的行宮和廢太子允礽之子理親王的王府，康熙六十年完工，康熙住了三次。”閻崇年為此寫了三篇論文，并分別在臺灣和北京召開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得到學界肯定。一樁學術疑案就此水落石出。
一“失”則是由于社會活動增多，閱讀文獻的時間相應少了。對此，閻崇年深感遺憾，抓緊各種時間加以彌補。
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向越來越多的讀者傳播，閻崇年一方面感覺快樂，一方面認為責任更大，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格了。“我上小學一年級時，老師講桌上放著一把戒尺。我也挨過戒尺的打，左手被打得紅腫。后來我心中逐漸凝聚起一把無形的戒尺：自誡自勉，惟勤惟慎。我深知，學術成果要經過三道關的檢驗，即現時的、歷史的、國際的。學術史是無情的，也是公正的。學術地位不是靠什么頭銜和光環決定的，而是靠時代、歷史和國際之檢驗并公認其學術成果而確定的。學術研究既要格物求真，不求官、不求權、不求名、不求錢；又要格物求實，不浮躁、不浮夸、不浮淺、不浮華。學者要有學術理想、學術精神、學術苦旅和學術成果，應嚴肅學術規范和文人操守，凈化學術空氣。”
“星云大師說，他的愿望是做一個好和尚。我的愿望則是在下一個十年里，繼續伏櫪做一個好一點的歷史學者。”八十高齡的閻崇年，對未來仍充滿期待。（吳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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