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的父親臨終時問。斯年之后，這也成了梁漱溟之問。他一生始終在問兩個問題：人為什么活著？中國向何處去？今年10月18日，是“中國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誕辰120周年。
梁漱溟這個名字屬于“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時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操守與擔當。他年少便名滿京華，卻斷然辭去北大教職，投身鄉(xiāng)村建設。雖以文化創(chuàng)造為務，卻為救國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純粹地活著，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發(fā)不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國家民族究竟該何去何從。以1915年《新青年》創(chuàng)刊為標志，環(huán)繞著中國出路問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fā)了一場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新文化運動，其規(guī)模之大、觸及問題之深和延續(xù)時間之長實屬近代文化史上空前。運動中涌現(xiàn)出一大批巨人，如魯迅等，劍尖矛頭直指封建倫理道德，猛烈抨擊孔孟學說。新文化的勢頭可以用摧枯拉朽來形容，盡管還有些遺老死命撐著，“孔家店”已經(jīng)瀕臨全面崩潰，盛行幾千年的儒學雖說還沒有淪落為過街老鼠，但在大多數(shù)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經(jīng)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來到北大授課。剛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長室，當著當時在場的陳獨秀的面問校長蔡元培對孔子是什么態(tài)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猶豫了一陣才回答說他們并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至于孔子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可以討論。梁漱溟正色道：“我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fā)揮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問世，全力發(fā)揮孔子思想，從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反思。
來到北大那年，他不過24歲，絕對算是青年。
從父親那里遺傳來不從俗的性格和對天下事的責任感
其實早在兒童時，梁漱溟便已經(jīng)形成了對主流意識有自己獨特認識，決不肯隨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跟著還有一句：“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這種性格來自于他對父親梁濟的遺傳。梁濟一生始終是個異類。朝廷守舊之時便已經(jīng)醉心西學，鼓吹革新立憲，批判傳統(tǒng)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zhèn)€退了位，新政當?shù)溃沽⒅緸榍宄彻?jié)；張勛想復辟，又不以為然，極力勸阻；復辟失敗了，卻致信張勛以死節(jié)相勵———張勛才沒有活得不耐煩呢，拍拍屁股跑到荷蘭使館避難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遺書是這樣寫的：“梁濟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濟自殺并不是殉清，因為他多次說過擁護共和；而是一種絕望，對時局、對政見、對新舊學———對人生的絕望；左沖右突一生，卻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絕望。當時很多人都已經(jīng)看出殉清背后這更重大的意義，包括新派陳獨秀、徐志摩等人在內(nèi)，都感嘆，他這是為了淪喪的道德殉節(jié)，確切說，是殉道。
梁濟認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實還是一條死路；而他卻無法找出正確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從父親那里遺傳來的不僅僅是不從俗的性格，更多的還是對天下事的責任感：“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這充分表現(xiàn)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當“兼濟天下”的烙印。
世態(tài)丑惡清楚擺在他眼前，引起他對人生的厭倦和憎惡
后來梁漱溟這樣寫道：在父親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靈隱然萌動著對社會對國家的責任感，而鄙視那般世俗謀衣食求利祿底‘自了漢’。”
這種責任感隨著梁漱溟的成長一日日加強，使他小小腦袋中充滿了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大命題，他寫到：“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qū)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么；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過自殺。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親終于得到了解脫，至親的逝去再次誘發(fā)了蘊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時的魔障———他開始暗暗籌劃著離開這個人世。他說那時想自殺的原因是“要強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討厭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強，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殺念頭，只因發(fā)覺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對這個苦難的世界竟然無法使出哪怕只是一絲一毫的力氣。
這其實是每個剛走上社會的年青人都經(jīng)歷過的理想幻滅階段，然而相比普通人，這打擊對從小就立志做圣賢的梁漱溟卻格外沉重。同時他的第一份職業(yè)———記者，又把這種幻滅真真切切地放大了很多倍，把整個世態(tài)的丑惡清清楚楚地擺放在他眼前。他回憶說：做記者期間“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盡不如理想，對于‘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兇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最苦悶之時，二十歲的梁漱溟頹然跪倒于釋迦腳下。但從小形成的社會責任感時時刺激著這個年青人的心，他并不能做到心如止水絕緣紅塵。禪房中，有的不僅僅只是佛經(jīng)，百家著作堆了一地———漱溟還是未能忘懷世事，還是致全身心之力為這板蕩的人世尋找著藥方。甚至可以說這種心情越來越急迫，尤其是1916年南下湖南一行，正值兵燹，沿途觸目驚心，百姓苦不堪言，漱溟慨然提筆，做《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熱血重新沸騰起來。文中他寫道：“今日之宇內(nèi)更無有具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國之樞機者不在秉鈞之當局，而在吾曹！”看來，他已經(jīng)調(diào)整好了心態(tài)，準備挽起袖子救濟蒼生了。
1920年，梁漱溟終于推開那扇緊閉多年的禪門，重新回到了人間。他苦思多年的大道，正是奄奄一息的儒學。
他對儒學的皈依，看起來很有些荒謬。由于梁濟雅好西學，認定傳統(tǒng)文化于中國無益有害，打小對漱溟進行的教育便是西式的。六歲開蒙時，漱溟學的第一本教材不是《四書》，而是介紹世界歷史地理的啟蒙讀物《地球韻言》，后來入的也是新式學堂，接受了西化的教育；直到成年，梁漱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儒家經(jīng)典“竟未一讀”。
這是巧合還是命運的嘲弄？搖頭晃腦背著四書五經(jīng)長大的胡適，和從小念著ABC的梁漱溟，怎么到頭來卻調(diào)了一個個呢？抑或，是胡、梁等等，都有著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局限，而一門學說的真諦，卻需要來自遠距離、甚至是反方向的觀察才能真正體認嗎？
梁漱溟認定東方文化不僅會在中國復興，更會走向世界
其實梁漱溟的推論過程與陳獨秀等時代弄潮兒基本相同，都是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直至辛亥革命后的混亂這延續(xù)的一連串慘痛教訓中看出了這么一個問題：“西洋這些東西并非憑空來的，卻有它們的來源。”英雄所見相同，都發(fā)現(xiàn)不僅僅鐵甲、火炮、聲光電是皮毛，就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也是一樣是枝葉；他們順著藤一路摸了下去，都摸到了最后的根本：“它們的來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所以他們都認為，中國的種種不成功，“全然不是一個人的罪過，全然不是零碎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的改革皆無效用”。所以，“現(xiàn)在最要緊是思想之改革———文化運動———不是政治問題”。
當時主流看法有兩種：激進些的說中國的癥結(jié)在于“自己不長進”，“乃至道德都不對的”，應該連根拔去，整出沃土來栽培西方先進倫理；沉穩(wěn)些的則試圖調(diào)和中西，以求通融；而梁漱溟卻提出了獨特的觀點。
他以為，人類有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而要求”、“變換自己的意思調(diào)和持中”、“反身向后要求”，分別以西方、中國和印度文化為代表。用個比喻，有人得了間漏雨的小房子，西方文化是想盡一切法子補好漏洞；中國則是調(diào)整自己的心態(tài)，將漏雨化作一種詩意，做到隨遇而安怡然自得；印度更干脆，如鴕鳥般把頭扎入沙中，取消這個問題。
梁漱溟認定，盡管目前東方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幾有斷絕之虞，但這卻是暫時的，中國文化不僅僅不應該斷絕、也不會斷絕；不僅僅會在中國復興，實現(xiàn)中國的富強，更是會走向世界———正如古希臘文化在近代西方的命運一般。
他的努力不在于“成功”，而在于寶貴的“真”
自認開悟的梁漱溟現(xiàn)在已經(jīng)堅信，自己就是那個兩千五百年后在危難關頭復興孔子思想的人。這種自信在1942年避日軍從香港逃到廣西后寫給兒子的信中表達得很明白：“孔孟之學，現(xiàn)在晦澀不明，而弘揚重光之任，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
自然，這封信引起了不少人的嘲笑，說他狂妄不自量。但梁漱溟毫不理會，只是根據(jù)自己的理想，一步步做去———他認為，光寫在紙上不能落實的思想絕不是真理。本著對儒家文化的“新認識”、“新設想”，他全身心地投入了腳踏實地的改造社會：辦學、鄉(xiāng)村建設；同時，為了天下生靈，他一次次風塵仆仆地于國共兩黨間奔走疾呼，苦口婆心地想促成和平、弭滅戰(zhàn)火……
民國中后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梁漱溟都是不能忽視的一個人。當然在不少人眼里，他很有些迂腐。這種迂腐當年在曹州辦學時便可見一斑：為了倡導財產(chǎn)公有的觀念，他實行學生自愿交納學費的制度，三個月便導致全校癱瘓，還落得學生不交錢卻嫌伙食不好的埋怨，只好辭職了事。后來在國共兩黨間勞而無功的彌合，時常搞得兩頭受氣，憂國憂民的同時多少也顯現(xiàn)出這種天真。最不可思議的是，他竟然在1949年，國民黨陷入絕境時出這樣的提議：凡是國民黨高位者，自認失敗，對不起國家人民，一律隨蔣介石下野，“閉門思過”。
也許梁漱溟并不是不知道自己這些努力根本無濟于事，但在他看來，這正是真正的儒家精神：真誠。這種精神的根本應該是孔子說的，人人心中皆有善性———他以為后世幾乎沒人能理解孔子的本來精神，而多宗于荀子的性惡論，以至多從外面用力，約束限制猜忌防備，失盡了那份最寶貴的“真”。
梁漱溟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怎么看待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
被趕下政治舞臺后的幾十年，梁漱溟退回了書齋，做起了“書齋里的學問”。撰寫一生總結(jié)性的著作《人心與人生》和《東方學術(shù)概觀》。再看梁漱溟理論，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矛盾，但所有人都得承認這個事實：他提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我們怎么看待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
梁漱溟心里，佛儒原是一樣，都是救世的手段，不過目前需要的只是儒學罷了。在他看來，眾生皆是悲哀，他說過：“我并不以人類生活有什么好，我很曉得人類是無論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執(zhí)———我執(zhí)、法執(zhí)。”他眼中，眾生皆苦，農(nóng)民苦、工人苦、軍閥苦、政客苦、文人苦……當然他自己一樣也苦。
1988年，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最后一句話是：“我累了，需要休息。”除了等身的著作，他為我們留下一個問題：他真是最后的儒家嗎？
或者應該問：儒家，真的到了最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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