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1894，悲情李鴻章》，是我為紀念李鴻章誕辰190周年(1823～2013年)和中日甲午戰爭120周年(1894～2014年)而寫的一本書。
寫李鴻章的沖動由來已久。很久以來，我都陷入對于這個白胡子老頭兒的迷戀中——論長相，他并不漂亮；論文章，他一生留下的詩文極少。前幾年出版他的全集，僅2800萬字，大部分是奏折、函稿；論名聲，他在歷史中留下的名聲并不太好，可以說身敗名裂。尤其在我的中學時代，一提到李鴻章就咬牙切齒，因為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大的賣國條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都是李鴻章簽署的。至于他發起的洋務運動，因為拒絕了政治改革，同樣成為譏諷和批判的對象。
但只要在史料中稍加沉潛，教科書的局限性就輕而易舉地顯露出來了。教科書是結論之書，只提供結論，不負責論證。而對于一個歷史的窺視者來說，結論恰恰是最不重要的，因為人是會思考的動物，每個人都會根據事實本身作出自己的判斷，因而最重要的是事實——李鴻章生逢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正處于“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身處這樣的大變局，李鴻章出現在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最關鍵的節點上，試圖憑一己之力挽狂瀾于既倒，這份擔當，也是“三千年未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打破傳統價值觀、促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先驅。與中國人自己的唾罵相比，美國前總統克利夫蘭對他的評價絕對“另類”：“李鴻章不僅是中國在當代所孕育的最偉大的人物，而且綜合各方面的才能來說，他是全世界在上世紀中最獨特的人物。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服務；以從政30年的政治家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位外交官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鴻章為后人詬病的原因之一，是他領導的洋務運動只重器物，不重制度。實際上，興辦工廠、創建海軍、培養人才，在當時已經算是離經叛道了。當洋人決計在大清的國土上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認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而李鴻章，則迅速拋棄了傳統的風水觀，支持在大沽口至天津之間開通了第一條電報電纜線。早在1864年，李鴻章就寫道：“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于祖宗之法！必須盡裁疲弱，厚給糧餉，廢棄弓箭，專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為整，選用能將，勤操苦練，然后綠營可恃……”對于這個暮氣十足的帝國來說，絲毫的改變都如蚍蜉撼樹，何況李鴻章如此大踏步地學習西方運動？大清國不是小日本，在當時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全盤西化”，是根本不現實的，只能進行體制內的改革，循序漸進，摸著石頭過河。否則，再宏偉的改革藍圖，都會半途夭折。這一點，已經在后來的戊戌變法中得到充分的證明。我們不能以“馬后炮”的英明來要求彼時彼刻的李鴻章。何況，器物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無一不是觀念的載體。正是由于他倡導的物質革命，導致了科舉的終結、新式教育的興起。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之戰，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大挫折，也是李鴻章個人遭逢的最大挫折。它是國家的失敗，也是李鴻章個人的失敗。李鴻章倡導的洋務運動，與光緒皇帝領導的戊戌變法，因甲午戰爭的慘敗和李鴻章的下臺，而沒有得到銜接，大清的改革運動斷裂為兩截。中國歷史，自此進入了惡性循環。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的時候，他故意把自己的名字連在一起，變得難以辨認，成為一個“肅”字，這足以表達他當時的心情。
本書將李鴻章的一生濃縮在這風云激蕩的一年里，是希望它的大開大合、冰炭相激，能夠催生一個好的文本，也讓人們對這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多一層了解。本書無意為李鴻章“翻案”。而只是為我們觀察歷史人物提供一個更加妥當的視角。歷史學家劉夢溪常說，在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要有寬容之心，抱以“理解之同情”。理解了李鴻章，我們才能真正地理解那段歷史。
不知從何時起，國人習慣于以后史來否定前史，似乎唯有如此，方能證明歷史的進步。但這樣一來，就使前人的努力變得沒有意義，而后人的成績也成了“橫空出世”。有如那則吃餅的寓言，有人吃第七張餅時，飽了，便說早知如此就不吃前面六張了。李鴻章是傳統中國向現代化轉型的“第一張餅”。沒有他，我們或許今天還餓著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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