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耶。 圖片提供：清華法學院 崔彧
5月24日，中譯本新書《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上市前夕，該書作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赴清華大學演講。譯者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座。
這位當代美國最高法院最講求實用主義的大法官，近些年通過著書立說，發表演講，竭力推動的事業是：“必須讓公眾了解法院，讓他們認識到，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司法機關，對建設一個民主社會，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布雷耶來了
5月22日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沒有帶任何公務隨從，來到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好友，耶魯大學中國法研究中心主任葛維寶教授。這位74歲的大法官此行的目的，是以評委身份參加2012年普里茲克建筑學獎（Pritzker A rchitecture Prize）的頒獎典禮。這也是他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去年10月，布雷耶大法官獲邀成為普利茲克獎的評委之一。這當然不是為了評選公正，而是對他在建筑和藝術上的精深造詣的認可。雖然沒學過一天建筑學，但布雷耶絕對是建筑設計方面的資深“票友”，他在擔任第一巡回上訴法院首席法官時，甚至參與設計過位于波士頓的聯邦法院大樓，還為多部司法建筑學著作撰寫過序言。
5月24日下午，布雷耶來到清華大學法學院模擬法庭，以《美國政府體系中的最高法院》為題，做了一場演講。演講內容基本圍繞自己的新書《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展開。“中譯本的裝幀比原版還漂亮，里面居然還有內封和圖片，我是抱著它入睡的。”講座前，他對陪同的何帆法官開玩笑說。
布雷耶的演講，以中國獲獎建筑師王澍的一句話來開場，“對一個建筑師來說，最大的難題是，如何將幾千年的歷史傳承帶到現代社會，并且讓建筑有機承載這些精華，我們稱之為‘傳統’。事實上，我們法律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我們嘗試在現代社會找到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布雷耶掏出隨身攜帶的“袖珍版”美國憲法，“而這個處方，就是憲法”。
這個曝光度很高的美國大法官，5月17日還因為“3個月內第二次遇竊”而成為美國媒體報道的焦點。他的宅邸位于華盛頓喬治敦的富人區。3個月前，他攜夫人和朋友在加勒比海維斯島私人宅邸度假時，也曾遭遇持刀入室搶劫。在最高法院，布雷耶是極力主張維護刑事被告人權益的自由派大法官之一。何帆法官問他：“您會不會因為屢次遭劫，而贊成重判搶劫犯？”布雷耶笑著回答：“當然不會，這是兩回事。否則的話，不贊成我的司法理念的人，可能會盼著我被多搶幾次。”
“切實可行”的大法官
布雷耶新書的中文版譯者何帆法官，在譯者導言中描述了這樣一位“顧全大局”的法官形象。
每年年初，美國總統會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說，為宣示政治中立，法官、軍人通常神情肅穆，很少起立鼓掌。用現任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的話說，大法官多數時間得像“盆景”那樣面無表情呆坐著，地位非常尷尬。所以許多大法官因為與總統政見不同或者嫌麻煩、怕尷尬，對這類重大政治活動向來“能躲就躲”。
而布雷耶則無論哪位總統執政，幾乎次次到場。克林頓時代，最高法院與白宮關系緊張。有3年時間，他是惟一出席總統國情咨文演說的大法官。2000年，由于布雷耶患感冒在家，居然出現了九位大法官集體缺席的場面。
在布雷耶看來，大法官出席這一場合，是一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舉動”。“因為這是聯邦政府的一次集體亮相。人民會在現場看到總統、議員、內閣、軍人，身著黑色法袍的法官當然不能缺位。他們的出現將表明，法院也是民主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
“布雷耶如此看重與行政、立法分支的關系，以及最高法院在聯邦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個人的經歷不無關系。”何帆說。
他介紹，美國最高法院現任九位大法官中，只有艾琳娜·卡根是從首席政府律師任上被提名為大法官，其余八人進入最高法院之前，都在上訴法院擔任法官。“但同時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分支工作過，又有大學執教經歷的，只有布雷耶大法官一人。”
布雷耶1938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市一個中產階級猶太家庭。他先后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法學院，給最高法院大法官阿瑟·古德伯格當過法官助理。1967年，在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做了兩年特別助理后，他返回母校哈佛法學院任教。
1974年，布雷耶受朋友邀請，出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在那里，他遇到自己生命中的貴人，時任司法委員會主席愛德華·肯尼迪。當時，肯尼迪正謀劃著競選總統，但苦于沒有亮眼政績吸引公眾眼球。而布雷耶是研究政府規制的高手，相信法律足以打破政府管制，完善自由市場。他向肯尼迪指出下一步的改革路徑：解除對航空業、貨車運輸業及天然氣業的貿易管制。
肯尼迪采納了上述建議。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布雷耶也于1979年被任命為司法委員會首席法律顧問。而肯尼迪參議員的青睞也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1980年，經肯尼迪舉薦，吉米·卡特總統提名，布雷耶最后出任聯邦第一巡回上訴法院法官，1990年又被提升為該法院首席法官。1994年，又是肯尼迪的極力舉薦，比爾·克林頓總統最后提名布雷耶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繼金斯伯格之后，他也是民主黨總統克林頓任命的第二位大法官，美國第108位大法官。
他隨后與約翰·保羅·斯蒂文斯（2010年退休，繼任者為卡根）、戴維·蘇特（2009年退休，繼任者為索托馬約爾）、金斯伯格組成穩定的自由派組合，在憲法立場上支持種族平權，贊同嚴格限制死刑，注重刑事被告人權益，認為應當將婦女墮胎權納入憲法隱私權范疇。
何帆提及，布雷耶非常在意自己的法官身份，即使不開庭，也常身披法袍在辦公室工作。別人問他這么做的原因，他會笑著說：“穿上法袍就與政治絕緣了！”但是，與其他同事不同的是，布雷耶對國會一直持信任、尊敬態度，認為他們是人民的代表，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始終在盡力做正確的事”。有人甚至打趣說，在美國，如果還剩一個人相信國會那幫政客靠得住，這個人就是布雷耶大法官。
也正因此，布雷耶并不像威廉·布倫南、瑟古德·馬歇爾等傳統自由派大法官那樣，熱衷于通過重要案件的判決，推動社會變革。在他看來，這些事應該交給人民用選票選出的國會議員來操心，法院最好不要越俎代庖，動輒推翻立法。
何帆介紹，近年來，美國的保守派團體常愛攻擊自由派大法官，說他們都是“穿著法袍的立法者”，推崇司法能動主義，靠心血來潮的司法觀點治國。“然而，布雷耶卻令這種說法不攻自破。”根據耶魯法學院葛維寶教授的統計，從1994年到2005年，最高法院動用司法審查權，推翻國會立法的判決中，布雷耶只在28%的案子中投了贊成票，是最不情愿推翻國會立法的大法官。
“布雷耶的思想靈活、開放、務實，不大受傳統教條和陳舊觀念束縛，更注重解決現實問題，是一名典型的專家治國論者。”何帆說。在2005年出版的《積極自由：美國憲法的民主解釋論》一書中，布雷耶首次系統闡述了自己的憲法理念。“我們的憲法歷史，”他寫道，“追求的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政府，一個切實可行的民主政府，一個切實可行的民主政府對公民個人自由的切實保護。”“切實可行”和“實用主義”，正是布雷耶司法理念的核心。
人民為啥聽法官的
“七年前，加納的首席大法官問過我一個問題，為什么美國法官說什么，人民都會照做？”5月24日清華大學的演講上，布雷耶說。隨后，他又以莎士比亞的名劇《亨利四世》的一段對話作為類比：“歐文·格蘭道爾對霍茨波說：”我可以召喚地下的亡靈‘。霍茨波答：“這個我也會，任何人都會，可是，當您召喚的時候，它們真的會來嗎？’”布雷耶試圖以此說明，盡管最高法院擁有司法審查權，但是，這個權力對維護民主、法治是否奏效，歸根結底，還是得看人民和政府的態度。
布雷耶用美國司法史上的三個經典判例，給出了答案：兩百多年來，司法權威的最終確立，經過了漫長的過程。19世紀30年代，因為總統拒不執行最高法院判決，切諾基印第安人被喬治亞州驅離故土；1957年，艾森豪威爾總統派遣101空降師的傘兵，趕赴阿肯色州小石城強制執行最高法院關于廢除校園種族隔離的判決；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盡管存在很大爭議，美國人民最終選擇尊重最高法院在“布什訴戈爾案”中的判決。
盡管如此，進入21世紀，一些涉及公眾對司法機關認識程度的民意調查數據卻說明，多少人已經不了解法官依法獨立裁判的重要性。“憲法對于法官任期和薪水的保障無疑會有助于保護司法獨立，但是這些保障還遠遠不夠。從根本上來說，獨立性是一種傳統、慣例和制度上的預期，這種支持不僅來自于法官和律師，而且來自于我們所服務的社會。”
“但是，如何讓終日為生計奔波的普通民眾，對司法獨立這些抽象概念產生興趣呢？”布雷耶認為，唯一的辦法是讓這些概念和制度在日常生活中派上用場。“對一個法官來說，解釋司法獨立的重要性的最簡單方法，就是指出它的對立面。”
他回憶起1993年他擔任第一巡回上訴法院法官時在俄羅斯交流訪問的情形。葉利欽總統在會場上，面對許多俄羅斯法官，譴責了一種在俄羅斯被稱為“通過電話實現正義（telephone justice）”的做法，“會場上爆發了熱烈的歡呼，其激烈程度與之前的給法官加薪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后來他才得知，所謂的“通過電話實現正義”就是政客給審理案件的法官打上一個電話，然后告訴他特定的案件應該如何判決。與會的俄羅斯法官對這種做法非常熟悉，也深惡痛絕。
“當我問他們為什么要對政客言聽計從或被一個電話擺布的時候，這些法官說他們只是想保住自己的住房，能讓孩子有機會享有良好教育。”這些俄羅斯法官問他在美國是否存在“通過電話實現正義”的情形，“當我說不存在的時候，他們將信將疑”。“這些法官后來又問到，當一個把你安排到法官位子的領導，告訴你某個案子該如何裁判的時候，你會如何應對？我告訴他們，根本不會出現這種電話。”
走向公眾的“藥方”
“如果人民對政治生活完全沒興趣，對司法機關的作用完全沒認識，那么，當政府借多數人名義，侵犯少數人權益，甚至干涉司法獨立時，民眾可能會置若罔聞、無動于衷。”布雷耶在新書中寫道。
他憂心忡忡地指出，在今日美國，2/3的人可以說出《美國偶像》三個評委的名字，卻只有1/3的美國人可以說出三大政府分支的名稱，3/4的美國人連法官與議員的區別都不知道。
為進一步宣傳法院的職能和司法獨立的重要性，布雷耶大法官也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如：安排更多民眾參觀法院、讓法官定期與社會各界交流、開發更多的法制教育資源、進一步開放庭審，以及寫作這本《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事實上，布雷耶自己也承認，從寫作伊始，他內心設定的讀者群體，就不是法官、律師等專業人士，而是普通民眾。對他來說，當務之急，是“必須讓公眾了解法院，讓他們認識到，一個強大而獨立的司法機關，對建設一個民主社會，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何帆法官也介紹說，在法院功能的社會傳播方面，美國的大法官們現在已經開始反思，并付出諸多努力。“與白宮、國會相比，聯邦最高法院的公開程度向來不高，對攝像機更是持排斥態度。”而從2009年開始，最高法院突破常規，同意電視臺入院采訪。
而布雷耶的好友、美國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2005年退休后，也一直致力于向公眾宣傳司法機關的功能與運作。2009年夏天，她協助網絡公司開發出一款名為“我們的法院”的在線游戲，方便廣大中學生熟悉美國的憲政架構和法院的裁判流程。
2010年11月，何帆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上看到《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感到很興奮。“由法官撰寫的專業著作能夠進入公共閱讀領域并得到市場肯定，很不容易。”何帆深知這些對當下中國的價值，所以很快請出版社聯系好版權，并著手翻譯。他相信，這本書對廣大讀者思考中國問題，同樣會有所啟發。
“如果人民對政治生活完全沒興趣，對司法機關的作用完全沒認識，那么，當政府借多數人名義，侵犯少數人權益，甚至干涉司法獨立時，民眾可能會置若罔聞、無動于衷。”
“對一個法官來說，解釋司法獨立的重要性的最簡單方法，就是指出它的對立面。”
———布雷耶
(吳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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