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籍信息]
書名: 《先生》
定價:39.00元
書號:978-7-5086-3443-2
作者: 《先生》編寫組
出版時間:2012-8
[編輯推薦]
“古者稱師曰先生。”但在世人的評判標準里, 并非所有的教師, 都配稱“先生”。
百年國史已有鏡鑒:教育盛,雖戰亂紛爭仍人才輩出、民力豐沛、國體向上;教育衰,縱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會浮躁、未來迷茫、振興乏力。教育,國之命脈,牽一發而動全身,系百年而導國運,而先生又為百年教育之魂魄,是國之方向性指標。那時的先生們,不擅評職稱,更擅長個性教學法;有知識,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講人格和品格;教學相長,更傾力愛護學生;不獨守三尺講臺,更在廣闊的社會舞臺上展示大國民風范;學貫中西,更想回中國致用;熱心時政,更能為國家擔當。
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他們開風氣之先,不墜青云之志。他們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風范、學問自由,莫不是時代的榜樣。在波瀾壯闊的民國文化、烽火連天的抗戰守拙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歸中,他們宛如一座座頑強的燈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內容簡介]
先生,一個稱謂。一種修為。一份崇敬。一種精神。
一百多年來,國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傳,有賴先生。
《先生》一書以十集大型紀錄片《先生》為基礎,結合《新周刊》的“先生”專題文章,以十位先生的個性經歷為經,中國社會變革為緯,將其莫不傳奇的性格性情、命運經歷、學術作為,以及他們的善良、無奈、焦慮和歡喜,在點滴中漸次呈現,充分反映了先生們貼近群倫又卓爾不群的獨特全貌,讓讀者走近他們,走進那個時代,感受他們,了解他們,了解那個時代,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風骨,了解我們這個民族的傳承。也亦為現今中國教育,立鏡一面,呼喊十聲。
先生都學貫中西,不僅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又對西方的民主科學感同身受;他們生于亂世,顛沛流離于戰火,卻不求茍全性命、不求聞達,為國傳承與擔當;像庇護小雞的母雞般,以弱身御強世;對學生后輩教之導之幫之扶之惜之愛之,毫不吝嗇提供經世學問之坐標以及人格營養,示范風骨與風度,為后輩的成長和民族的興盛贏得時間、空間。他們既清貧又富有,不僅有激情,還有理性;他們不斷張揚民主、科學,并點滴努力推動著國家的進步。
[專家推薦]
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100年。畢“百年之功”于“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真誠的社會改造。 胡適不僅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里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熊培云
曾經有作家感嘆我們中國人少有世界意義,今天焦慮的民族主義者則直言要求中國在世界的話語權。其實,考察歷史,放眼華人世界,我們可以驕傲,較之其他民族,中國人在現代、當代史上的文明貢獻幾乎不遑多讓。晏陽初就是這樣一個世界級的人物。
——余世存
[目錄]
前 言/一百年來影響了中國的先生們
序 /那些背影,一個民族的正面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胡 適/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梅貽琦/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張伯苓/公允公能,日新月異
晏陽初/辦平民學校,以造就“新民”
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
梁漱溟/以鄉村建設工作重建中國秩序
竺可楨/辦大學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
陳寅?。毩⒅?,自由之思想
馬相伯/“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
后記一/鄧康延和他的“先生”們
后記二/我看十大先生
后記三/“大先生”固然奉獻更大,“小先生”一樣光榮偉大
附錄一/“先生”考
附錄二/ “先生”小事記
書摘:
張伯苓 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教育救國志
19歲那年,張伯苓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于北洋水師學堂。時值甲午戰敗,無船可開,張伯苓滿懷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苦悶,在家閑居了一年。
當他終于有機會上船練習槍炮魚雷射擊和駕駛技術時,一個“國幟三易”的國恥現場,使他的報國志向從軍事轉向教育。
在那場降旗、升旗的過程中,張伯苓站在代表政府的“通濟”輪甲板上,接收日本把其曾經盤踞的威海衛交還中國,再轉移給英國。在同一個現場,日本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隔一日,中國國旗降下,改懸英國國旗。張伯苓親眼目睹國旗升降,痛切感受國家屈辱,內心受到極大刺激,遂立為國雪恥、育才強國之志。他說:“念國家積弱至此,茍不自強,奚以圖存,而自強之道,端在教育。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終身從事教育之救國志愿,即肇始于此時。”
胡適把張伯苓的這個轉變寫進了《教育家張伯苓》。他說:“緣自中國敗于日本之后,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范圍,伯苓即于其時在威海衛親身經歷到中國所受恥辱的深刻。威海衛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失敗后,即被日軍占領,旋由三國干涉交還中國,轉租于英。‘通濟’號系奉命開往威海衛自日軍方面接收,然后于翌日移交英軍。伯苓目擊心傷,喟然嘆曰:‘我在那里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天,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于教育救國事業。’”
20世紀前半葉的國家命運,把一個未來的艦長甚至將軍,引向了一位偉大教育家之路;而從一開始,張伯苓辦教育的一個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國:“文以治國,商以富國,禮以強國。”
1905年,袁世凱以北洋軍6個鎮的兵力在直隸河間舉辦大規模演習,史稱“河間秋操”,它意味著袁世凱小站新政初戰告捷。作為北洋系的發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源頭和中心。這一年秋天,袁世凱聯名湖廣總督張之洞又推動了另一樁大事。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諭令,從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鄉試、會試和各省歲試。隨著諭令頒布,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突然結束。據袁世凱的后人回憶,袁世凱平生最引以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廢除科舉。但其所呈上的主張廢除科舉制的奏折,實是根據其近側的嚴修、盧靖(木齋)等人所持“科舉不廢學校不興”的觀點而形成。袁氏曾自述:“一生事功乃練兵、興學二項,練兵,世凱自任之;興學,則以范孫先生任之。”
嚴修(嚴范孫)出身天津鹽商世家,因橫貫商學兩界,與南通張謇并稱“南張北嚴”。嚴修最早上奏折建議科舉考試里面增加經濟特科;1904年,嚴修被袁世凱力薦成為學部左侍郎,統管全國學務。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年僅22歲的張伯苓開始在清朝學部左侍郎嚴修家里教書,兩人在教育方面長達近30年的聯手耕耘從此發端。胡適曾評價道,張伯苓和嚴修先生在教育上的合作是最圓滿的一件事。但在當時,嚴范孫已是學部侍郎,二品大員,有很高社會地位;而張伯苓只是20歲出頭的小伙子,默默無聞。
但嚴修認為他是塊璞玉。他敏銳地捕捉到張伯苓對教育事業的熱誠和決心。張伯苓對自己也如此評價:“我沒有特殊的才干,我也沒有學得什么特別方面的高深技能。我一生努力所得的一點成就,完全由于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我對于教育具有信心和興趣。”言辭雖樸實,分量卻極重。
張伯苓曾向嚴修表態:“寧以身殉,不為利誘,終身從事教育,不為官。”嚴修1927年病逝,在南開學校他被尊稱為“校父”。無論在他生前還是身后,張伯苓都嚴守對他的承諾,苦心經營南開系列學校。張伯苓也曾經談起過堅守這份諾言的艱澀,他說每每雨中走在南開校園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樹上,就感覺像自己在落淚。
辦新學
1875年7月6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名為《令人恐怖的考試制度》的報道,其中描述了學生在私塾扯大嗓門叫喊著背誦課文的情境,并批評說“這種教育方式是填鴨式的”,“把人的知識來源限定在這些古代經典大師們的身上,是大清國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而張伯苓在嚴氏家塾講授的卻是數學、理化和英語。數學課上講授的內容有幾何、代數、三角,物理有力學、光學和電磁學,英語教材是《科學讀者》(Scientific Readers)。一百多年前,在私塾教數理化是新聞,就像今天開培訓班教《三字經》一樣。
張伯苓倡導的新式教育以及師生關系,也同樣無法讓老先生們接受。因張伯苓引入西方的話劇,并與學生同臺出演,被人批評為敗壞“士林傳統”,有悖“師道尊嚴”,師生同臺成何體統。南開大學教授梁吉生曾在書中寫道,這些人“散布流言飛語,咒罵張伯苓‘數典忘祖’,蔑棄圣道,不得好死”。
而張伯苓頂住輿論壓力,堅持實行自己的新式教育理念。當時的張伯苓和學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惠斯特(橋牌的前身),帶學生到城外騎自行車。他教照相術——攝人魂魄。他把一根長雞毛撣子架在兩張木椅之上,讓學生跳過去,還不斷往椅子腳下墊書本,讓雞毛撣子越來越高。他讓學生撐膝弓背,其他學生輪流從其背上跨過去,讓有些人覺得有傷大雅。但這還不算,他還“反對學生早婚”,在塾館開展啞鈴、足球、角力、跳高、拳術、自行車等體育活動,在體育活動時師生都改穿短褲。
胡適在論及這段歷史時說:“這種師生間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學和游戲,顯露出年輕的張老師是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
張伯苓能當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與他成長的時代環境以及他自己親身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張伯苓出生于19世紀末,那是一個中國志士仁人為求強國之道而興辦新學、革新教育的年代。張伯苓出生當年,即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創設福州電報學堂,天津機器局開辦電器和水雷學堂;他5歲始受庭訓、從父讀書那年,倫敦傳教會馬根濟在天津創設醫學館,為北洋醫學堂的前身。1880年,李鴻章奏準創辦天津水師學堂開學;次年,上海設立電報學堂,山西巡撫張之洞在太原創辦令德堂。
14歲時,張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北洋水師學堂是中國近代最早的海軍軍官學校。據張錫祚所著《張伯苓先生傳略》記載,“這個水師學堂,請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學,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書,開洋船,使洋槍、洋炮。……先生……在校五年,學習駕駛,每次考試,都是第一。”
1901年,號稱“天津商業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羨慕嚴館有張伯苓這樣的教師,也禮聘他教授自家學塾。此后,半天嚴館,半天王館,張伯苓在繼續塾館教學的同時,開始計劃建立真正的現代學堂。
為辦新學,張伯苓和嚴修一同東渡日本,考察教育,購買教具和教科書,還請了日本教師。在回國途中,兩人商定,先半中學,再圖擴充?;氐教旖?,立即開辦新學。校舍用嚴宅偏院,學堂用具由嚴家捐助,教學儀器由王家捐助,籌辦費用兩家分攤。出榜招生后,首批錄取了梅貽琦、張彭春、喻傳鑒等73名學生,于1904年10月16日正式開學,附設師范班。校名初為“天津私立中學堂”,后改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張伯苓任校長。后來,他把鄭菊如捐助的15畝墳地置換為天津城西南一塊地廣人稀、適合建校的洼地。因其地名為“南開洼”,校名遂改為“南開中學堂”,再改為“南開學校。“南開”之名由此確立。
從1904年10月16日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終點,張伯苓所思所慮、所為所愿,再也沒有離開過南開,沒有離開過中國現代教育事業。
后記
我看十大先生
蔡元培
大學教育的長者,小學課本的童心
先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延攬人才的教育體系,奠定了中國大學的根基。在他看來,大學需要多元的思想碰撞,無論是革命派的陳獨秀,還是留辮子的辜鴻銘,只要有專長都能到他的大學里教書。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曾想用美育來代替宗教,他還能“大學者編小課本”。
胡適
儒雅之河,靜水流深
相比較魯迅,我更喜歡胡適溫文爾雅、待人和善,他甚至能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曾寫信勸說周氏兄弟:“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感覺你們的筆戰里雙方都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所以不知不覺地影響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著少年朋友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令人惋惜的。”胡適對白話文和白話詩的堅持,無論遭多少人罵,他照樣去做。他用理性的、溫和的方式開出一條天地相通的大道。
馬相伯
為叫醒中國,自稱是“叫了一百年的狗”
在他百歲時,上海時尚雜志《良友》登出他的肖像,國共領袖同聲道賀,而他夢里不知身是客,喊著殺敵,客死異鄉。他的百年人生與中國的百年屈辱抗爭平行,壽高則多辱,而他傾囊于一個復旦,抬升著東方的希望。如果我們今天還能聽到老人嘶唳的吠叫,一是后輩敏感的心,二是國情使然。
張伯苓
津門一戶南開,進出多少榮辱
先生影像憨態可掬,卻是行走江湖的俠士。當年左翼憤青指責他建校募集的是官僚鄉紳的臭錢,老先生訥訥地說:我就是個挑糞工,用糞土培育你們鮮花啊。先生一生只做南開一件事。蔣介石敬重他,抗戰最艱難時依然資助辦學,敗退臺灣時留下飛機待他南渡。蔣介石臨終前還向兒子蔣經國詢問伯苓先生百年紀念會的籌備情況。后來,先生最后連南開的校門都進不了。那些憤青開始把糞桶潑向一生向善興學的老人。
梅貽琦
聯大八年寒梅,清華一徑新竹
先生瘦得風骨/默得儒雅,至今回望西南聯大的旗幟猶顯妖嬈。赴美后,他一直緊攥著“庚子賠款”的錢袋子,甘于自我拮據。實際上,即便當年執掌西南聯大,太太為了補貼家用也要做餅去賣。1955年,梅貽琦回到臺灣新竹籌措清華大學復校,上面催著要快要大,但他堅持先從研究所一步步辦起,蔣介石也只能認同。許多年后,印證了先生是對的。今天的臺灣清華,規模不及臺大的一半,排名卻在臺大之前,更無須比照對岸碩大無比的胞校。
竺可楨
時事風云難測,守拙浙大氣象
先生是氣象學者,1936年危難之際擔任浙江大學校長是一次意外拐彎,卻拐出一片風景。他身材瘦削、舉止優雅,戴著一副圓圓的眼鏡,貌似苦行僧,眼鏡后面的光澤“溫厚光輝”。1949年后他對來訪的新政權代表有過一番肺腑的贊許和提醒。他謹言慎行,行政職位一路上行,卻終究無法挽回當過遠征軍的兒子死于非命,他能預測天上的風云卻弄不懂天下的政治風云。
晏陽初
平民教育,用花的念想培土
先生早年到歐洲辦報欲教育知識貧瘠的華工,卻在收到一位華工的書信后發現被華工教育了。他把一家人搬到很土、沒有咖啡時就把包谷面弄糊了替代的地方??箲鸪跛o政湖南,先把冗官裁了一多半,民主選舉出一些有擔當的知識分子,使湖南成為抗日中堅。即使最后大陸沒有了他的平民教育空間,去非洲、東南亞一樣守護花的念想,讓聯合國也為這個幾無國籍的人致以人類的敬禮。
陶行知
知行,春風走過,大地知道
先生做事就是4個字:身體力行。他不畏官、不怕窮、不懼難,他喜歡孩子、喜歡順口溜、喜歡學校,他知道學校能消滅監獄,知識能抗衡獨裁,行動能打破專制。而他還能用知和行造字,再把這個字身體力行地用到自己身上。而今遍及全國的行知學校和育才學校究竟怎樣,先生可知否?后生如何行?
梁漱溟
人生辯論會,諍言獨高遠
100年前的北平,4位志趣相投的少年,把盞理想后立意:以后不互稱大哥二哥,各以短處總結一字相呼,以資警惕。梁姓同學得名“傲”,演繹了獨具風格的一生,尤其因他與最高領袖毛澤東的一次公開辯論,更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先生很早就做鄉村建設實驗,發動農民成立自己的組織爭取自身的利益,倡導“倫理本分,職業分途”,沒有勢不兩立的階級,融匯西方現代社會和中國文化的優點。時光是終裁法官,以細節和大節,印證了他傲得正。
陳寅恪
學問是命的另一面,撐著獨立自由
先生治學如暗夜秉燭,他也是暗夜一燭。喧囂白晝之后的盲者,午夜撫史,端坐舊藤椅,目光如炬,洞徹史實和現實。好友王國維自殺時,陳寅恪仿佛也死過一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直活下來。他以德式研究的縝密窮究東方文化的博大沉雄,紙中夾著故國百萬雄兵。先生遠去,卻在《柳如是別傳》中留下影子,那個反清復明的風塵女子便是風云女子。彪炳千秋的不是威權,是威權下弱弱的不屈、默默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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