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托德/著，黃延峰/譯,中信出版社,2012-6-1
【內容簡介】
在過去的200年里，經濟學作為一門相對年輕的學科，伴隨著社會發展、人類歷史沿革、技術革命、經濟循環、政治變遷等，從高居神壇之上到現在走入尋常人的生活，其發展歷程既充滿了跌宕起伏，也伴隨著無數褒獎和爭議。
150多年以前，蘇格蘭評論家托馬斯·卡萊爾給經濟學貼上了“沉悶的科學”的標簽，但在本書的作者托德看來，完全不是這樣。本書就像一部有溫度、有質感的黑白紀錄片，不僅清晰地梳理了數位歷史上有分量、有影響的經濟學家的思想和經典理論，生動地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筆墨，介紹了此大師與彼大師的個人關系以及在學術觀點方面的交鋒，將一幅比較完整的經濟學人和經濟學思想的歷史畫卷，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
亞當·斯密、約翰·穆勒、凱恩斯、馬爾薩斯、弗里德曼、馬歇爾、李嘉圖，這些已經逝去的經濟學大師的名字我們并不陌生，他們的經典理論我們耳熟能詳。時至今日，當我們面對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中國經濟的崛起、通貨膨脹、貧富差距、人口老齡化、醫療保險和全球變暖問題，這些故去的經濟學泰斗又留給我們哪些深遠的洞見呢？
【作者簡介】
托德·布赫霍爾茨，一位在國際上受人稱贊的經濟學家，曾經擔任白宮經濟政策主任。他還是富有傳奇色彩的老虎對沖基金的經理人，擁有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和法學的高級學位，在哈佛大學教授經濟學。
他著有《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昨日CEO的明日智慧》和《未來市場的九大震撼》等書。
【相關評論】
勞倫斯·薩默斯，前美國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如果你今年只讀一本經濟學的書，讀這本。
《國家評論》：對于希望在談論經濟學和世界市場時顯得很博學多才的外行讀者來說，本書值得一讀，令人愉快，富有價值。
小阿爾弗雷德·梅拉伯，《理解新經濟》的作者：對仍然富有生命力、給我們帶來繁榮的經濟思想來說，這是一本很有必要的指南，是一部上乘之作。
美聯社 ：用閃閃發光的智慧照亮了經濟學。
《圖書館雜志》：既有效果又有趣味，應該大力推薦。
《書目》雜志：用能夠理解的、日常的觀察視角成功地表述了寬泛的經濟理論和哲學。
【目錄】
序言
修訂版序言
第一章 經濟學家的壞名聲由何而來？
重商主義與現代經濟學的起源
經濟學家真的一無是處嗎？
第二章 亞當·斯密：自由市場與“看不見的手”
亞當·斯密首先是位哲學家
經濟學測驗只能得50分的重農主義者
驅動經濟發展的只能是利己動機
自由市場中有只“看不見的手”
20個與4 800個的天壤之別
一支鉛筆背后的國際貿易故事
自由市場與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下，政府應當扮演什么角色？
當下他的思想再度流行
第三章 馬爾薩斯：一個悲觀的人口預言
從烏托邦的美夢中驚醒
驚世駭俗的人口增長預言
被歷史拋棄的預言家
世界末日離我們還有多遠？
移民帶來的是威脅還是機遇？
全球變暖的結果有多可怕？
第四章 大衛·李嘉圖：最富裕的經濟學奇才
比較優勢理論——一人捕魚，另一人蓋房
自給自足不是發展經濟的最好選擇
經濟的未來——向左走還是向右走？
永遠供過于求的商品是不存在的
第五章 約翰·穆勒：大多數人的幸福捍衛者
功利主義與幸福的計算公式
當推理機器出現故障
“不做吃飽喝足的豬”
以歸納法與演繹法來探討生產與分配問題
以實證法和規范法來確立稅收和社會福利制度
戰勝了風車的勇士
第六章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經濟學有自己獨特的時間表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課程的開始
當經濟學遭遇進化論
經濟時間不同于物理時間
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是如何作出的？
需求彈性就是我們對商品價格的敏感度
貧困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第七章 從凡勃倫到科斯：事關社會與法律制度的經濟學
窮小子和舊制度學派
炫富心理與凡勃倫效應
工程師和商人，孰優孰劣
加爾布雷斯對廣告的嚴厲批判
新制度學派與法律經濟學的興起
第八章 梅納德·凱恩斯：帶領人們走出大蕭條的救世主
放蕩不羈的通才
戰爭與和平的經濟代價
1929年大蕭條和古典經濟學的落幕
用乘數效應撬動經濟復蘇
物質的充裕會讓我們一直幸福下去嗎？
第九章 米爾頓·弗里德曼：向凱恩斯宣戰的貨幣主義者
貨幣供給量與貨幣流通
凱恩斯讓貨幣學派黯然失色
幸運之神站在了弗里德曼一邊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謎一樣的貨幣流通速度
學術爭論讓經濟學歷久彌新
第十章 詹姆斯·布坎南：從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到政治 市場中的公共選擇
特殊利益集團是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政府為何要進行行業管制？
精簡政府機構不過是一句實話而已
退休后，誰來為你的養老金埋單？
政治周期與經濟周期的咬合
凱恩斯對現代政府的定義
不切實際的政治理想
政治上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
第十一章 理性和非理性：一個匪夷所思的現實世界
股票經紀人應當去做管道工
因華爾街而獲諾獎的經濟學家
鋒芒畢露的理性預期理論
預期模型失效了
行為經濟學幫我們作出理性的選擇
后記
致謝
【書摘】
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下，政府應當扮演什么角色？
亞當·斯密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理論家。他想讓這個世界跟著他的感覺走，因此熱切地與政治家和政治掮客來往。當首相皮特采納了他的建議，或者首相福克斯引用了他的話時，他會激動不已。對于福克斯引用了他著名的一段話卻沒有讀過他的任何著作，他應該是原諒了福克斯的。
總統哈里·杜魯門曾經懇求贈與他一位說話不要模棱兩可的“獨臂”經濟學家。為什么呢？因為他對經濟學家的表述方式“煩得要死”，經濟學家總是說“從這方面看，我們能夠做……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也許吧”。亞當·斯密有兩只手，但他會自信地把手指向政府要遵循的最佳政策。他提醒立法者，特殊的利益會對那些增加一國財富的措施施加很大的壓力。他的警告應該仍然還在整個世界的議會和國會里回蕩。亞當·斯密“自由市場論”這條經濟學路徑并沒有讓他像伏爾泰小說中的潘格羅斯博士那樣被譴責為“天真的樂觀”，這位博士無視他周圍的所有證據，認為他生活在一個“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就像威廉·薩菲爾的那句話，亞當·斯密又不是一個“消極的牢騷大王”。相反，他認識到了障礙，并且表明如何繞過它們。讓我們審視幾個受關注的政策。
國內貿易限制。回想一下前面描述過的競爭性市場體系，在這個系統中，進入一個行業的壓力迫使價格和利潤下降到“生產成本加上正常投資回報”的水平。亞當·斯密觀察到有時商人確實將過高的利潤帶回了家，為什么他的模型沒有奏效？亞當·斯密描述了兩種局面來解釋超額利潤。
第一種情況，僅僅是因為自然資源或條件的限制，企業家們不能進入極為有利可圖的行業。例如，只有靠近西班牙赫雷斯的土地才能夠生長出釀制雪利酒的葡萄。縱然是皇室成員自愿用他們皇家的土地來種植葡萄，富于創業精神的英國人也不能在白金漢宮周圍種植釀制雪利酒的葡萄。因此，在赫雷斯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享受到較高的利潤。當然，企業家能夠嘗試勸說人們飲用波爾圖葡萄酒作為替代品，這樣就將雪利酒的超額利潤抹掉了。
亞當·斯密指出，第二種情況比較有害。當一小群商人加入保持高價的聯盟之中，不正常的利潤會持續下去。他寫道：“同業中的人甚至是為了娛樂和消遣也很少聚在一塊，但他們只要聚在一起，結果不是圖謀對付公眾，便是搞些提高價格的障眼法。”根據亞當·斯密的觀點，商人之間這種魔鬼協議通常不夠牢固。因此，商人們慫恿政府去做這種棘手之事。除非政府對壟斷聯盟表示支持，否則商人的陰謀詭計常常不能阻止競爭者進入市場。亞當·斯密對許多為了聯盟利益而對貿易和分工加以限制的矛盾做法進行了抨擊。學徒制的法規和壟斷聯盟對競爭是一種扼殺。亞當·斯密描述了一個愚蠢的后果：馬車制造商不能合法地為他的馬車制造輪子，但是輪子制造商卻能夠生產車廂放到自己生產的4個車輪之上。如果車輪制造商通過法律禁止競爭，他們就可以要高價。除了學徒制的法規之外，亞當·斯密對英國的《濟貧法》也評價不高。為了獲得救濟，居民們必須要滿足（在當地）居住一定期限的要求，這就意味著當勞動者有不同類型的改變時，他們不能暢通無阻地從一個行業跳到另一個行業，或者從一個城鎮遷移到另一個城鎮。亞當·斯密猛烈地抨擊了政府許可的壟斷，指出這種壟斷“讓市場持續地供貨不足，從來沒有對有效需求進行充分的供給，以大大高于正常水平的價格出售他們的商品，由此提高他們的……工資或利潤”。
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是如何看待亞當·斯密對于密謀的懼怕呢？自從西奧多·羅斯福反對壟斷以來，美國對壟斷和寡頭壟斷（共同控制一個行業的一小群公司）給予了較多關注，超過了對學徒制的關心，因為在美國從來沒有像在歐洲那樣盛行的學徒制。美國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擔心大型公司可以保護自己免于市場競爭，從而大獲其利。因此，多年以來，政府將幾千家公司告上了法庭，即使這些公司通過它們的律師進行了抗議和大吵大鬧，但美國政府還是依據《謝爾曼反壟斷法案》和《克萊頓法案》指控它們操控價格和限制競爭。此外，美國司法部常常設法阻止公司的合并。整個20世紀70年代，一些經濟學家和法學教授一致同意：雖然操控價格是罪惡的，通過合并變成“大塊頭”卻未必有害無益，因為變得龐大的公司不必限制競爭者的加入，事實上可能還會增進效率，持這種觀點的人有大學教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喬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納，他們曾經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
此外，許多當代的學者主張，過去那種反托拉斯的人看待市場的眼光太狹隘。現代的競爭包括外國公司，并不只是包括國內企業。他們將20世紀80年代通用汽車公司的失敗與現代汽車公司的勝利相提并論，以此作為證據。現代汽車是韓國的一家汽車公司，在它登陸美國市場的幾個月內就對底特律這座汽車城形成了沖擊，并讓通用汽車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變得非常難看。在個人電腦市場，從車庫起家的投資人組建了一個以水果命名的公司來挑戰IBM和霍尼韋爾這樣的龐然大物。不無諷刺的是，蘋果電腦剛開始進入英國時還被當做粗陋的美國進口貨，后來蘋果電腦公司成長為影響巨大的行業領袖，并且為更不起眼的新秀如紅杏電腦所模仿。
在斯坦福大學畢業典禮的一次出色演講中，史蒂夫·喬布斯回憶了從大學退學走上挑戰IBM的人生之路：“我沒有了學生宿舍，所以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間的地板上。我退掉可樂瓶子以得到每瓶5美分的押金，再用它去購買食物，而且在每個星期天晚上我都要步行約11公里，穿城而過，去哈瑞克利希那寺廟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歡這樣。我追隨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覺偶爾學到的很多東西，在后來被證明是無價之寶。”在3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司法部一直都在打擊IBM。但它卻是利用如史蒂夫·喬布斯這樣一個輟學學生，而不是利用刻板的反壟斷律師來創造更為激烈的競爭。
在“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的影響下，里根和布什政府阻止的公司并購案要比他們的前任少得多，因為他們已經受到了很多的批評。相反，他們開始著手于價格操控的訴訟。來自芝加哥學派的批評意見是：價格操控不過是變成大公司的象征，而里根政府批準的合并會很快造就出壟斷企業。
少數幾個壟斷企業已經崛起，事實上，世界經濟的競爭一如從前那般激烈。盡管一些委靡不振的企業存留了下來。最近幾年，最引人關注的反壟斷案是美國司法部發起的針對微軟公司的案子。政府的反壟斷監管機構認為，微軟在計算機操作系統上的壟斷使得它阻止了競爭者將其產品展示給消費者。許多記者將微軟的創始人比爾·蓋茨比做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暗示通過壟斷計算機操作系統，蓋茨能夠做到標準石油壟斷石油市場般的程度。當芝加哥學派的智囊之一、前法官和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博克帶頭對壟斷者發表一個簡短的抨擊時，微軟的反對者們莫不歡呼喝彩。在播放了給人深刻印象的比爾·蓋茨這位世界首富心神不寧的證人錄像之后，微軟與司法部了結了此案。然而，讓微軟的反對者感到遺憾的是，解決方案沒有強迫微軟將軟件代碼的內核分拆開，或者阻止它為視窗軟件編寫新的程序。事實上，解決方案不過是強迫微軟與其他公司“分享”界面而已。情況常常是，當律師在法庭上進行爭辯時，技術上的新飛躍就會讓法庭的解決方案變得既過時又浪費。
不過，最大的諷刺已經顯而易見了。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聲稱，亞當·斯密所說的完全競爭的簡單世界隨著歲月的流逝和公司的膨脹已經變得沒有多大意義了。然而，許多現代經濟學家堅持認為，由于國際競爭的存在，亞當·密的洞察力每天都在變得更加光芒四射，并且與當前的重大問題更加密切相關。
國際貿易限制。亞當·斯密寫道，“如果每個家庭的治家之道是精明的，那把它放到一個偉大的王國中也就很少是愚行了”（治家如治國）。在論證了絕對優勢理論之后，他毫不留情地猛烈抨擊商人們為了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外國生產者的競爭而游說政府，并且政府也聽從他們的擺布。通過關稅和配額，政府等于強迫消費者對商人進行了補貼，因為消費者支付的要比必要的價格高得多。在沒有外國競爭的情況下，國內的商人提高了他們的價格和利潤。對抗自由貿易的力量看起來“像是一支編制過于龐大的常備軍……令政府恐懼，并且在許多情況下可以威脅立法機關”。讓亞當·斯密感到傷心的是，反對自由貿易的政府官員因為吹捧式的宣傳而得到獎勵，而那些為大眾利益而戰的人受到的卻是侮辱和無恥的虐待。
當今，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等我們談過李嘉圖對亞當·斯密理論的改進之后，我們再深入探討。不過，即使我們接受了亞當·斯密的基本理論，他會允許任何自由貿易的例外情況存在嗎？是的，但不會很多。亞當·斯密仔細思考過“幼稚產業”的主張，并且否定了它，這種主張要求對外征收“臨時性”的關稅，只是為了在產業的早期發展階段提供保護。幾年以后，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美國欣然接受了“幼稚產業”的主張，200年之后的日本也學會了培育扶植幼稚的半導體產業。但一旦產業成熟，政府能否將政治意愿聚集起來取消這種保護政策，亞當·斯密表示懷疑。盡管這個產業已經有了成人的胃口，它還是會學嬰兒一樣哭叫。或者用這種主張的新版本來說，這個產業會像一個衰老的老人那樣呼哧呼哧地喘息，并且流著口水，繼續要求政府提供幫助對抗競爭。美國的鋼鐵業曾經基于這兩個理由大聲叫嚷著要求保護，一開始是作為一個“老糊涂”，后來是作為一個“重生的嬰兒”。但是，對于鋼材行業的保護是一件特別有害的事情，因為它迫使所有東西（從洗碗機到自卸卡車）的價格上漲，并且減少了美國機械設備的出口。
2002年，美國小布什總統封堵了外國鋼材出口商面前的這道屏障，對他們向美國出口的鋼材銷售額強行征收8%~30%的進口關稅，美國的汽車制造商很快就感到他們像被夾在了老虎鉗里，因為美國的鋼材價格飆升了30%~50%，遠遠超過日本和歐洲的價格水平。憤世嫉俗的人認為小布什通過關稅方案是為了拉攏搖擺不定的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鋼鐵工人選民。在世界貿易組織于2003年裁決該關稅非法之后，小布什放棄了原來的立場，并且廢除了此項關稅，但在此之前，提高關稅已經傷害了美國汽車制造商作為鋼材消費者的利益，并招致歐洲人威脅要聯合抵制來自佛羅里達州的橘子。
對于將關稅作為反抗其他國家貿易保護的報復行為，亞當·斯密一點也不贊成，因為報復性關稅只是減損了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潛在財富。當然，一個能夠敦促最先違規一方罷手的成功的報復行為是好上加好。但是，人們怎么能夠知道一個報復性的關稅會不會因果報應地引發第三個關稅呢？因為各國出于報復其他國家而設置了部分的高額關稅，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愈發嚴重。亞當·斯密不無惡意地說：“判斷這種報復是否能取得如此效果也許不屬于立法者的學科領域……而是屬于陰險狡猾的動物的技能，這種動物通俗地講就是政治家或政客。”雖然美國在明確地保護某些行業，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還是經常把日本當做一個自由貿易的明目張膽的犯規者而加以引用。
有兩個報復性的技巧值得一提。據說自從日本遭遇不可思議的管制之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亨利·羅索斯基幽默地建議，讓日本的進口貨經由愛達荷州博伊西的報關代理人之手進入美國。羅索斯基要求充實人員，將他們的工作安排在每周星期一，工作時間為早9點到晚5點，并且是在名稱以字母“r”結尾的9~12月辦公。另外一個例子說的是美國前得克薩斯州州長約翰·康納利，在1980年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時，他同意采取更為強硬的措施，庸俗地提議要阻止日本的商品進口到美國，并且告訴日本人要“乖乖待在橫濱的碼頭上，坐在他們的豐田車中聽他們的索尼音響”。在競選中花費了幾百萬美元之后，康納利在美國收到的選票數目與他可能在橫濱收到的選票數目一樣多。
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基本原理只是偶爾向貿易保護主義者的訴求彎腰。例如，他同意用關稅抵消對國內產品征收的國內稅。他也接受以國防的理由為關稅所作的辯護，因為知道英國的安全需要一個健康的造船業。盡管如此，他仍然堅持認為這樣的保護阻礙了“財富的增長”。
如果政府不應保護本國產業、規范管理勞動用工或者袒護商人的話，那它應該做什么呢？亞當·斯密何時才會給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脫掉鐐銬鎖鏈呢？亞當·斯密明確地界定了政府的恰當角色：首先，提供國防服務；其次，通過法院制度進行司法管理；再次，維護公共機構和資源，如道路、運河、橋梁、教育體系和國家主權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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